科学组织范式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深入、互联网技术普及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科学研究的组织手段不断发展,大科学研究、集成研究、公民科学、开放科学特征日趋显著,正在迈入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阶段。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由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即“指得到公众认可的 |
国外数据治理模型比较
文章深入探析国外数据治理模型的构成要素、治理特点、优势与不足等,为我国数据治理模型的构建提供参考。文章采用文献调研和网络调查法,对比分析国外4个典型数据治理模型,总结其优劣之处。研究发现国外数据治理模型各具特色。结合对比分析的结果,遵循由明确治理模型的原则与目的到理论回归实践 |
面向学科领域的学术文献语义标注框架研究
海量的学术文献为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语义标注是实现学术文献的快速阅读和知识的快速获取的基础,因此,本文旨在构建一个面向学科领域的学术文献语义标注框架,以规范和丰富学术文献的标注体系。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学术文献标注本体的构建,二是学科领域本体的构建,三是标注 |
影像中的“家园”问题透视:精神情感折射的梦幻乡愁
研究电影的影像不可缺少对于“家园”的透视分析。影像表现的“家园”包含了多重层面:生存的具体的物质处所的家园;保障人生活的相关的更大范围的族群、家族、民族、国家所包容的家园;一种精神情感上难以割舍离开的寄托对象与精神栖息地。但无论是如真如幻还是精神虚构,家园都包含着精神情感投注 |
签名理论、感觉文化与电影工业美学的张力
姜文新作《邪不压正》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作者风格,透露出强烈的个人才情。在《邪不压正》的镜语体系和叙事逻辑中,体现出一种如同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所言的“感觉文化”,它通过速度的变化(加速度)、视线的变化、图像的变化打破了凝视的观看,将电影观看变为了一种视觉修正。进而言之,《邪 |
海外第六代电影研究的新西方主义
引言:第六代电影的东方主义与新西方主义问题众所周知,第六代电影把自己定位为当下现实的观察者,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其缺乏历史感和国族文化精神。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大多数的第六代电影具有新西方主义特色。①然而即使第六代电影展示了自身的盲点,仍然值得学者们去进一步探究。第六代电影的制作 |
浮萍:抒情话语下的漂流经验与后现代主体重构
选取电影《她们的名字叫红》做深度文本解读,原因在于这部电影对于探讨中国后现代主体性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阐释空间。为此,提出浮萍概念,侧重于挖掘它在后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之间的协调性功能。浮萍与根茎一样强调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运动特征,却在中国抒情话语的层面上开出新路。它 |
动画:一种新的表演?
我们这些置身于罗兰·凯尔茨所言的“日—美莫比乌斯环”(Moebius Strip of Japanamerica)边缘的人,发现自己现今处于诸种动画①角色的包围中。它们舞动于我们的影院银幕、电脑屏幕,工作时立于办公桌之上与我们为伴;它们吸引我们进入商场、博物馆和飞机场;它们出 |
电影院里的“非人”
电影自问世到今天,被宣布“死亡”至少有过八次①。与此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福柯的名作《事物的秩序》②到当代波涛汹涌的“后人类主义”,人——现代性意义上理性、自主的人,被宣布“死亡”亦已多次发生。换言之,“电影之死”与“人之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成为了两大平行的思想主题。我在 |
从塔可夫斯基到萨金采夫
1953年,随着斯大林的逝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是“苏联学派”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同时随着费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I.Pudovkin)完成《波罗特尼科夫·瓦西里的回归》不久便撒手人寰,名噪一时的“蒙太奇派”也开始衰落,苏俄电影语言也不再桎梏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M |
从“中国电影”到“中国学派”:一种基于电影实践层面的探讨
“中国电影学派”之成为热门议题,虽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端倪或追溯踪迹,但更是随着中国电影的当代发展应运而生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关“中国电影学派”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各种创作与话语实践,都可以用一种症候式的眼光来进行阅读,将其从狭义的概念认定与命名中部分释放出来, |
“即兴表演”美学研究
一、“即兴表演”的起源与发展即兴表演(Iimprovisational performance)作为一种表演方式,最早可追溯到16-18世纪的意大利“假面戏”。“只有一种喜剧形式是、并且始终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即没有剧本和即兴表演的‘假面戏’。”[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本在 |
中国电视剧审美创作与类型叙事的新态势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上,2017年注定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电视剧产量虽然下滑,但是却精品佳作迭出,中国电视剧创作,呈现出从数量增长转型为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据国家广电总局网站发布的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电视剧共有313部获准颁发发行许可证,创2011年以来 |
协商、中立、对抗:当代媒体环境中“跑线记者”的话语策略
当代媒介环境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的共生。在这种环境中,“跑线记者”这种传统生态保留了旧的机制,也出现了新的现象。长期以来,“跑线记者”是媒体与政府机构之间形成常态性关联的纽带,纽带性关系或明或暗地影响到他们的报道立场,当然,这种立场也是通过一定的话 |
网络环境下如何正确界定刑事商业诽谤?
2018年4月的“鸿茅药酒案”,在舆论质疑声中,当事人以道歉换取企业“撤回报案”,而此时已被羁押一百来天,并引发应激性精神障碍住院治疗。①本案使得刑事商业诽谤案进入公众视野。近几年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自媒体全面普及,我国刑事商业诽谤案有哪些新变化、新特点?通过审视此类案件的判 |
媒介再思:报刊史研究的新路向
最近又翻了一下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和梅洛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凯瑞在书里面的一句话过去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①有意思的是,这句话是从他自己关于电报研究的说明中引带出来的,可见是有经验基础而不是凭空推 |
技术革命、市场逻辑与“脱口而出”的新境界
在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发展20多年之后,网络谈话节目借助新媒体乘势而起或者说崛起似乎是近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搜狐网有篇文章称,“2014年是网络谈话爆发的一年”[1]。这一年,《晓松奇谈》《吴晓波频道》《听青音》《大鹏嘚吧嘚》《罗辑思维》等节目表现十分抢眼;2015年,《夜夜谈》 |
规则、随机性、符号:作为意义生产模型的“游戏性”及游戏的媒介特质
游戏作为强势媒介,一方面因为成瘾、暴力等社会问题引起关注,另一方面又因为其强交互性等特点而被指认为互联网主流的传播范式。目前关于游戏意义生产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符号学与叙事学的范畴,“交互性”被作为一个行为层面的、空泛而模糊的概念来区别游戏与其它媒介。而对交互性本身缺少意义基 |
从个体形象到国家形象:基于微观视角的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外向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倡议所提出的共同愿景和精神内涵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展示更为全面和丰富,更有利于展现大国魅力。各国的交流互动增进了友谊,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良 |
“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理论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一方面,存在着主流学界公认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传统,将麦克卢汉、英尼斯(Harold Innis)归于一派,强调媒介处于塑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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