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艺术性

目前，学界关于主题性美术创作艺术性和叙事性的讨论，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艺术第一性”。然而，我们在极力的去再现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的时候，艺术性却很难通过画面直观呈现，这也导致了画面艺术性解读更多依赖于后期的文字诠释，而非直接的视觉传达。

“‘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创作策略，既不能任由‘艺术’过于感性随意地想象甚至戏写‘历史’，更不能简单地以‘历史’压倒‘艺术’的粗暴逻辑对后者的本体规律置之不顾。①”由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特殊性，既不能过分的追求艺术性，而使得主题产生歧义，尤其在绘制革命历史题材上需要尽可能避免“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又不能过于贴近历史真实，使画面沦为历史图解，完全丧失艺术本体价值。面对这一问题很多艺术家都约定俗成似的在作品中默默的将艺术本体因素后置了，这虽然保证了主题的明确以及写实的要求，但是也直接的导致了对于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和一些重要的主题性创作展，无论在‘美术圈’还是广泛的观众群中，也有一些有待商榷的意见。

综合这些意见，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缺少打动人心，引起普遍共鸣的力作；二是其所呈现的是艺术的日常生活化中的表层现象。②”即“奴画而已”③。对于这一现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理论探索的不足以及创研实践力量的匮乏。

如何平衡艺术性和叙事性，学界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如何画“和”画什么“的问题，当然讨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如何画好”。将其放到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为“表现性和叙事性的统一”，即艺术性。艺术性，具体反应在内容上：题目的提炼——主题。

正如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的栖居”被广泛的应用在房地产广告，《欢乐颂》被应用在牙膏广告一样，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对主题的提炼也较多流于对主题的字面解读。这也体现出“当下的问题首先是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体验不够深入，对于题材对象的理解与情绪的聚积不够充分”④。

学界在讨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艺术性和叙述性时，常常将其放在同等地位上进行横向比较，进行谁一性的讨论，而我们不妨进行一次纵向的比较，将叙事性从属于艺术性。题材即叙事，主题即艺术。换言之，主题是画面核心和灵魂，其他因素服务、从属于主题。

在面对同一题目时，不同时期、学养、年龄的艺术家总会总结出不同的主题。这根本源自于文艺政策导向以及艺术家对生活的体验、艺术造诣不同而共同导致的结果，即画家综合性的艺术处理能力所决定的。绘画主题是作品的核心，是画家思想感情的集合，而题材则是主题的载体。我们常将题材分为重大、一般、历史等，这在广义上是取材范围，狭义上指具体创作素材，即画面上具体的人物样貌和表情、动作、细节的参考对象。艺术家通过对素材的艺术处理，可以反应出人物的内心状态，而反映出来的状态是喜还是悲，则受制于主题的思想感情。从题材、主题的角度上看叙事性和艺术性，会发现叙事性从属于艺术性，主题离开题材无法呈现，题材离开主题就失去价值，即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列夫托尔斯泰在《论艺术》中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文学家用文字书写心中的日月，画家用笔挥洒心中的情愫。这无不都在强调文艺作品中需有精深思想内涵。具体到在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中，可以被说成对主题精神性的挖掘，或诗意的提炼。这亦是“画外求画”的重要前提和审美接受、认知路径的指示牌。

而如何将抽象的情感变成具体的图像，则需要借用表现技法和表现题材。即寻找主题相符的视觉形象。

题材的选择，对于准确传达情感有着至关重要作用。在花鸟画中“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是因为梅傲、兰幽、竹坚、菊淡，分别象征着君子身上美好的品格。梅：探波傲雪，剪雪裁冰，一身傲骨，是为高洁志士；兰：空谷幽放，孤芳自赏，香雅怡情，是为世上贤达；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清雅澹泊，是为谦谦君子；菊：凌霜飘逸，特立独行，不趋炎势，是为世外隐士。同样，当我们提到牡丹即想到富贵，想到松鹤即意味着长寿，当我们看到秋叶就感受到了离别。花鸟画尚且因题材不同而有不同的叙事性，更何况人物画。叙事性仅仅是围绕主题进行素材艺术性深化的副产品。

题材是主题的载体，好的绘画题材选择有助于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通畅的抒发心境情感和深化主题。“水墨人物画……他注定不是物象的模仿物（即使是最形似的作品），也不是表象的赝品，而是对应人生戏剧物。⑤”优秀的绘画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形象绝不是物象的复刻，那怕是极为形似，都会是灵魂拷问自身的一个媒介，如同三生石一样，揭示出掩藏在肉体下灵魂与生命，这也是自古就存在以形写神的美学传统。

“我们常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也常看到许多大艺术家每日泡在生活里，却不知从现实生活中反弹出来的那个镜像才是艺术”⑥生活、影视剧都是我们主要的取材地点，但是同一题材和可以表现多种主题，具有多义性，这就比如：同样是一个古装皇帝站在中间，周围为一群人，我们既可以说这是楚王问鼎，也可以说这是曹操东巡，亦可以说成刘备迎亲登岸，无非就是背景是城池、山还是帆船。所以题材本身就具有叙事性，即我们常讨论的生活、历史真实。所以我们无须在叙事性费精力，这些有极为考究影视剧和服饰研究为我们提供参考。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炼素材，找出与主题相契合的精神性进行强化。比如当我们拿到一个“八女投江”这一题目时，我们是要描述一个历史事件，还是表现不屈与无畏的精神呢？王胜烈先生已经给了答案。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主题的概念大概可以做一个界定，即题目的深化的升华。主题是题目的探本求源，是题目背后的精神性。在创作者的角度是自身艺术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对历史、现实真实的抽象思考的具象创造过程。这种具象的创造过程不仅仅是包含对主题的提炼，对题材的加工，更是对画面气氛的营造。这种气氛可以是细雨蒙蒙的柔情，也可以是疾风暴雨的威压，亦可以是古道西风的孤寂，也可以是泪眼问花的凄楚，可以是《北宋五子》的哲思，亦可是《八女投江》的悲壮，但都是主题词的情感对应。

任何绘画都有题材，但并不是任何绘画都有主题。题材无法决定主题，也不能界定主题，只是主题精神的载体。题材具有多义性，我们既用革命历史题材来表现《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同样也可以用来表现《玫瑰色回忆》的平静。题材自身就具有明确的叙事性，比如：我们不会因《流民图》没有进行情节性的描写而不知其意，也不会因《历史的定格》片段化的展示而不能感受到南京大屠杀的悲惨。

主题性美术创作最终的价值，在于传播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画面是我们同审美接受者沟通思想的桥梁，在“读图时代”能瞬间抓住观众的眼球并引导观众进一步的思考，进而达到艺术的净化、感染、传播、教育等作用，与画面主题情感贴切的形式起决定作用。在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作品的最终完成是满足欣赏者的“期待视野”，即促成欣赏者的阐释性接受和想象性的创作。

而形式的选择可以是多样性的，但我们仍需牢牢抓住“写实”的准绳，在这条准绳的参照下，我们既可以像《开国大典》那样艺术的再现，同时也可以像《太行人》那样“写意”式的表现。但在现实主义主导，多元并存的新时代，作为有艺术理想的后进者，仍需挖掘自己个性化、符号化的造型语言，这可以是“熟悉”的传统形式的深入挖掘，亦可以是“陌生”的西方当代艺术成就的借鉴，这是最终实现艺术价值和传播价值的根本。而这是画面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引发观众“共鸣”的基础，是长期留在观众脑中的形象和情感的图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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