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草虫绘画的隐喻性研究

一、元代绘画艺术的“隐喻”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被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统治者对汉族和汉族文化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汉族士人社会政治地位卑微，他们无入仕之阶，经世济民的入世理想与天下家国的胸怀逐渐地消泯磨灭，在长期理想抱负空落的境遇下看破世情，加之元初思想文化自由，群体性的隐逸避世思潮盛行，然而已出仕的部分汉族士人又因各自种种原因不能归隐山林之间，他们只得在仕隐两难的窘境中调整自我心态，投向于对内心世界的关照，寄隐于物，寓隐于心，追求精神自由，创作出很多具有隐喻性的画作，创作目的侧重于艺术的本体价值之挖掘，以此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因此，绘画成为了一种工具，绘画隐喻要传达的内容藏匿于物象之下，由于表达的含蓄化，使作品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隐喻性含义。所谓“隐喻”，借助事物的典型性特点，用一事物或隐喻符来取代被描写的事物，即用一新事物把原本的事物“藏匿”起来，在有限的二维世界中创造出了无限的空间。绘画隐喻常常通过具象的视觉形象来对难以言传的主体情思进行暗示，表达的主要侧重点在隐秘于物象背后的思想情感。在元代绘画中，“隐喻”的表达方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承载着画家的精神情感寄托，另一方面也是画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肯定，画家们纷纷用“隐喻”的方式用视觉语言隐秘地表达自己的心境，“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的文人画成为了隐喻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之一，“隐喻”表达与绘画创作紧密结合起来，画作中所出现的各种元素承担着隐喻意义的传达功能，总能找寻到象征隐喻的意味。

元代隐喻之风的盛行，士人画家创作的主体意识强烈，审美文化呈现出“有我”状态，加之元朝取消了宋代以来的画院制度，使绘画摆脱了宋朝以来以院体画为主流的局面，摆脱了形式上的束缚，朝着更加个性化、自由化、生动化发展，绘画以法心源、聊以自娱作为审美理想，呈现出向内探寻自我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趋势，着意突出“美在画家的人格和修养”，即所谓元代绘画重于寄兴。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被元代文人画家普遍认同，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将其归结为“文人画强调个性表现，讲求借物抒情”，画家们极其在意表现物体的“情态”，而非物体的“形态”。画家将情感融入作品，使得客观物体升华为画家内心的物体，进而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此种情感可以是孤寂的、崇高的，也可能是灿烂的、感伤的、无奈的，在这种注重情态的表现中，画家们逐渐探索个性语言的表达风格，而非经验性的程式化描绘，他们的创作面貌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如工笔重彩写实画风、逸笔水墨画风等，这种创造力的来源是画家们对于“自我意识”的醒觉，对于有“我”之境的描绘，反映了画家对人本身情感的迫切关注与认同，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也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隐喻视阈下的元代草虫绘画

元代花鸟画在宋代花鸟画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内涵，草虫绘画以其独特的精神寄寓受到文人画家的喜爱，画作中注入了文人气息，赋予物象以自身的情感，将内心写照表露于作品中，主观意趣的表达变得强烈和突出，元代的士人画家们在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的同时，他们需要寻找精神抚慰，创造出一个只属于个人精神世界的“理想乐土”。草虫画成为具有象征内涵的审美意象，钱选、郑思肖、王渊、谢楚芳、坚白子等人均有草虫绘画作品传世。元代草虫绘画中的每一只草虫都各具特点，有的栩栩如生，有的逗趣可爱，有的凶猛威武，有的温馨动人，好似画家本人的心灵，画中草虫情态和画家所要表达的情与思相契合，使作品有了饱满的艺术生命。这种个体意识的呈现，引发了观者的个性化审美体验和追求。很有必要对其画作背后所具有的内隐的象征意义和思想进行深入探究，以挖掘出其背后的隐喻性表达。元代草虫绘画隐喻特质呈现的类型有隐喻覆国亡家之痛、隐喻弱肉强食的现实生存竞争、隐喻画家对自身生命际遇的哀叹等。

隐喻覆国亡家之痛 

郑思肖的入仕之路艰辛坎坷，在他成功考取功名、等待就职时，宋便亡国了，入元后，他立志不仕，对异族统治持敌对态度，反元意识强烈、言辞激烈   尖锐。作为遗民画家，他笔下的作品《墨兰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寄托着这种强烈的情感。兰花在文人画作品中常常代表光明磊落、高尚脱俗的人格品味，孔子曾用兰花喻作君子，借兰花与世无争的品质称赞君子在困苦中从未改变气节志向的坚韧品格，且兰花生于深谷，孤芳自赏的特点也与隐士智者的气质相契合，体现着淡泊名利、光明磊落、蔑视谤议的人生品格。《墨兰图》中，画面整体用笔简洁概括，格调清逸。郑思肖以八分法画两丛兰叶之力量，一瓣兰花，既不扎根入土，也无石相伴，如同漂浮空中，如同自己的国家，如同漂泊的自己，令人触动深思，题诗“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更是倒尽丧国之哀思，且落款不用元朝年号。宋亡后其所画兰均无土和根，郑思肖借无土无根的兰花隐喻表达自己对于国土沦丧、异族侵略统治的困苦与无奈，以兰花无法扎根为隐喻，抒发自己如浮萍般没有归宿的情感，也寓意着“土为蕃人夺”，意味着他不与新朝为伍的倔强精神、对异族统治的强烈抵触情绪，也表达对故国的思念之情与效忠之意，也坚守着内心对国家最后的忠诚，以悠悠兰心写我心，兰花是其本人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成为了他自我人格的象征。《墨兰图》中，兰花的呈现、风格的表现，均透露着郑思肖自身的风格以及独特的情趣和气度，这是人格力量的艺术转化。

遗民的文人画家中，钱选也擅于描绘草虫，历代著录中有他的多幅草虫绘画作品。如《草虫图》（美国底特律艺术馆藏），以手卷形式描绘蛙蜓捕捉空中飞虫，画面与以花卉为主，草虫串联，有趣的是，画作后半段有一处群蚁搬运螳螂尸体的场景。这一场景也出现在钱选所作《锦灰堆》中，锦灰堆以残羹弃物为主，画中描绘了蟹脚、蚌壳、莲房、鸡翎、鱼刺等弃物形象，其中就有蚂蚁搬运尸体的场景。在经历了丧国、生不逢时，这些复杂的情感使得钱选对于这些无用的东西、被遗弃的事物产生了民族性的情感共鸣，这些弃物形象，凸显失国的悲痛心情，更甚是以此作为反抗，表达自身对元朝统治不认可的心态，这也正是他的遗民生活赋予给他的心性感悟，这也证明了在这一时期草虫画的审美意趣更多的是画家心性的体现与人格的化身。

综上所述，元代草虫画家对草虫题材绘画的隐喻含义进行了深入挖掘与阐释，并赋予它们以生命、品格、情感，并以此抒情明志，深层次的隐含表达自己思念故国的情感。

隐喻弱肉强食的现实生存竞争  

谢楚芳画作《乾坤生意》图卷（大英博物馆藏），在描绘内容上，作者通过对自然界昆虫之间的生存竞争的细致观察，用精湛的手法以工笔重彩的方式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栩栩如生的场景。画中有等待捕食的蟾蜍，慌忙逃跑的蝗虫，等待的蜥蜴以及胜利的马蜂等多种昆虫，体现出昆虫之间弱肉强食的危机四伏、相互残杀的现实生存竞争。作者借此比拟元代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歧视政策下，存在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是画家面临罹祸遭受迫害而无处可逃的现实境遇的传达。同时，也象征着汉族文人与贵族之间敌对的隐喻关系。

在画卷题跋上，多数为元人所写，可见画面中传达出的主题与元代文人心境相契合，由此可想见元人心境，并且他们传达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心境，还代表着整个文人群体的心境，因此，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整个画作的内涵。在题跋内容上，跋尾第一段落款为“松华道人”，题跋诗为“花香草色竞春晖，蝡动翩飞各有私。得失纷纷何日了，寸心天地更谁知。”松华道人感受到小虫之间的自相残杀，对弱肉强食的社会充满厌倦，反映了他在元代统治下苦闷的心情，也体现出他于天地之间追寻自我内心的情感。元代诗人陈深的题诗：“小虫营食各自私，潜窥巧伺相苦噬。鄙夫谋利不以义，其智亦犹尔之类。”自幼饱读诗文的他却无任何用武之地，诗的前两句讲小虫被各自的私欲驱使，使得他们互相窥视并相互残杀，后两句谈见识浅薄的人为了谋取利益，完全不在乎义气，其见识也仿佛如画中的小虫一般。这些小虫之间的争斗，使得陈深深刻领悟到困苦处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巨大的矛盾。正如英国韦陀学者所认为的：“很清楚，一些题诗作者，或者说全部作者都把这幅画看作是当时政治事件的反映，当时中国正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人们经历着各种困难，遭遇着各种不公……。整个作品是影射现实的例证。”

隐喻画家对自身生命际遇的哀叹   

坚白子的孤品《草虫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面以墨色描绘草虫，画面上天牛、寒蝉、金龟子、壁虎、蟋蟀、青蛙、蜗牛等八种昆虫（现存七段），其中一段是蝉与枯柳干的组合，画面描绘深秋季节一只蝉栖息在枯柳之上，一阵秋风吹过，给人以蝉似乎摇摇欲坠、伶仃飘亡、无所依靠之伤感。可以说是哀怨凄切的寒蝉，深秋即逝，季节更替，悲蝉生命周期之短暂，悲蝉悲秋亦复悲己，悲家国灭亡的沧桑巨变使自己飘零无依，悲己所居地覆亡的无奈哀伤，借寒蝉发身世之感，引发对自身生命际遇的无奈之哀感。坚白子将自身生命意识外化入蝉的意象，寒蝉与枯柳的意象组合所营造出的悲凉凄清的隐喻，深刻体现出坚白子失意士人身居乱世中，生命与精神的茕茕独立和无奈的哀感。

在谢楚芳画作《乾坤生意》图卷中，蝴蝶在画卷中多次出现，蝴蝶美好而生命短暂易逝，谢楚芳选择蝴蝶这个题材亦是对美生命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蝴蝶本身的脆弱性，不得不联想到身为汉人的谢楚芳在元代尔虞我诈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对于自身命运前途的担忧。

综上所述，草虫也成为了创作者自身的形象，是画者借助昆虫之间的活动来传达自己的感受，画家笔下的草虫世界承载的是自我审美追求和价值体现。画作的艺术价值体现在画家对现实生存竞争的关注、对自我内心的关照。

三、总结

元代草虫画家通过细致的观察和体会，目识心记后将草虫写生再现，且表现出最富戏剧性、富有意趣的一面，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再现并不是全部照搬，而是在追求极致的写实中表达画家内心情感，已达到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境界，所以，花鸟画不仅以审美为出发点，更是体现了以客观物象传达画家主观想法的目的，毫无疑问，这是元代花鸟画的一大进步。

通过对元代草虫绘画隐喻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画家绘画艺术创作背后的深藏情结和内心世界，极大的丰富了画作中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及画作背后藏匿的深层思想。而且，随着文人审美意识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中“比德”观念的影响，元文人画家深入挖掘并阐释了草虫题材的隐喻涵义，赋予草虫以人的生命、品格、情感，使对草虫的描绘更加具有了文化意涵，抒情明志，借物抒情，体现了画家对宇宙生命真谛的探索、体悟，通过对草虫画面隐喻承载物的不同描绘与精心布局，更能深层次的隐含表达自身的心绪情感。

元代草虫绘画具有深厚的人生感和存在感，借物寓意的强烈象征性，以自然中的草虫为审美对象，在关照对象中反观自我，借以隐喻的创作手法寄托对人生的憧憬，书画自由理想的生存境界，寻找心灵的慰藉，阐述对生命的感悟，是自己内在思想情感的外化，是一种认知观念的“独白”。由此，绘画不仅是画家怡情养性的外在表达方式，更是他们个人心境的日记，是他们对身世的感怀和对自我的关照。“隐喻”的方式就这样成为文人画家体悟生活、现实政治表达和人生际遇表达的工具，成为元代文人绘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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