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理论与新时代青年成长叙事研究

扬·阿斯曼说：“文化记忆是复杂的、多样的，就像迷宫一样，包含大量的纽带记忆，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身份。正是在这些张力和矛盾中，文化记忆获得了活力。”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综合”，它产生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文化记忆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以类似于集体灵魂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外化为文本和仪式”，共同“塑造起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

文学叙事与文化记忆这个命题相遇，产生的是一个双向阐释范畴。从文学视角去研究文化记忆的叙事与生产，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去研究文学艺术的功能与价值。研究成长叙事与文化记忆的关系亦是如此。第一，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时间之流的回溯中寻找并绘制身份图像，它要求叙事者“构建对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各种想象，传播不同的历史观，寻找各种记忆之间的平衡以及反思集体记忆的过程和问题。”第二，青年的成长叙事是研究中国文化记忆症候的重要表征。文化记忆是“集体灵魂的价值观念体系”，从革命与解放到启蒙与人道，再到消费与个人，作为“时代风向标”的青年，敏感且直观地感知着自身与文化的变化，并将文化印记刻在其成长叙事中。第三，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叙事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记忆的重要映像之一。在经历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家族认同等不同层次的文化认同的痛苦蜕变之后，青年在宣泄时代巨变下的认同危机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认同危机同文化记忆的关联性。

一、时间维度下的文化记忆与成长叙事

巴赫金这样定义时间维度下的成长叙事：“主人公的性格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一方面，人在历史中成长，“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人在文化记忆中拥有位置，“他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

第一类时间维度，是成长叙事在线性时间维度中，展示了青年如何在现实的时间里，克服自我同一性和文化价值观的混乱，实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文化记忆的皈依。学者张永禄将这样的线性时间维度表达为：“（心有欠缺）→产生欲望→锻炼能力→实现（失败）目标→｛得到奖赏（受到原谅）｝”

例如张炜笔下的主人公，大部分时间都在“出走”，无论是被迫逃离还是自我放逐，从《柏慧》到《丑行与浪漫》，都隐藏了文化记忆的印记：主人公在“出走”中成长，探索与文化记忆融合的存在方式和理想人格。成长者早期能力、情感、知识“欠缺”的创伤记忆培育出对认同的“欲望”，通过自觉举行和启蒙者的教诲，面对人生的考研，通过人生的困境，实现了成长目标，即对身份的认同和对文化记忆的认同。

第二类时间维度，是成长叙事在非线性时间维度，展示了青年如何认知和掌控自身时间历程，如何对身份认同开展主体性探索，以及在循环往复的主体性探索中展开对文化记忆、对民族的文学性想象。例如在弋舟的《跛足之年》中，以主人公马领在火车上昏睡后的关于抽屉的梦魇开始失败的成长经历的回溯式回忆，他追求自由，不愿遵循单位的“抽屉”生存逻辑，最终成长被抛出秩序的套利者，在实现生命意义的拷问的同时，也完成了人的价值的重建。从这个维度而言，不同于以往，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叙事不再承担重大文化记忆的隐喻，而是侧重于近距离回放个体记忆，侧重于个体记忆的“我”与集体集体的“我”的对话。从这个意义而言，成长叙事回到了文学作为个人的想象性创造的本体，回到了文化记忆作为“避免以往”和“理解现在”的本体，也回到了生命本体。

二、空间维度下的文化记忆与成长叙事

加布里尔·佐伦将叙事空间的再现划分为地志的空间、时空体的空间和文本的空间三个维度。其中，地志的空间是静态实体的空间，是现实对立空间如城市和乡村，也是人存在的形式空间如现实与梦境。从文化记忆的空间维度审视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叙事，最直观的莫过于绘制地志空间图景，即静态实体空间图景。

静态实体空间之一是城市。从一开始，成长叙事就表达出全新的城市记忆。一方面，在现实性的城市空间里，他们对城市消费有着天然的适应，他们依附于城市，早已习惯通过新媒介传达文学诉求。从空间意象上看，表现为商场与写字楼、机场与地铁等商业场景。一方面，在历史性的想象空间里，他们表现出对时代变迁的异质化的不适应，回忆和怀旧的空间想象。从空间意象上看，表现为亭子间和石库门弄堂、洋泾浜和上海味道等等怀旧意象。他们依附于城市，却又急切地想要从中逃离或隐身。

同样是上海，呈现出复杂又耐人寻味的不同记忆。郭敬明的上海记忆，是“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底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个冷漠时代”将“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这样的记忆还有卫慧的《上海宝贝》，也被称作消费时代的都市型时尚写作，“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些可能性，尽可能地享受生活”。

另一种上海记忆，从王安忆到陈丹燕，再到张悦然，是对老上海的“怀旧”式叙事。王安忆的《寻找上海》中，上海“建筑不再是立体的、坚硬的、可有各种时代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铭文、体现出科学进步和审美时尚的纪念碑，它变成另一种物质——柔软的、具有弹性、记忆着个别的具体的经验。”陈丹燕被称为是“上海记忆的追寻者”，她的“上海怀旧”“是上海这个城市一直有的情绪”，因为“一直在失去，一直是新的东西以非常迅捷的方式进来，所以它一直有往回看、怀念过去的情绪。”另外，底层叙事也是“怀旧”式叙事的一种，空间意象以“亭子间”和“上海弄堂”为代表，郭敬明公开说：“从石库门弄堂里走出来的一代，他们才是真正上海生活的模样”。

静态实体空间之二是乡村。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的对比常呈现出尴尬的矛盾状态：“对城市的积极性理解（像激动、变化、匿名和进步）依赖于农村的否定性意象（像固定的、令人厌烦的、墨守成规的、恭敬的和落后的）。”李傻傻的出现，叙述了游离于传统乡村和新奇城市的矛盾青年成长经历。在他的小说《红X》中，主人公沈生铁生于湘西，却向往城市的现代化，他远赴西安求学，经济的窘迫让他居无定所，同学的嘲笑让他自卑受侮。他的成长经历是现今“城市乡二代”的尴尬处境：乡村和城市是双重的记忆梦魇，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不被接受，只能用戏谑的态度去抨击都市；他们对乡村记忆既爱又恨，却无法直面，只能游离于失败的城市经历和记忆中的理想乡村。李傻傻宽容地接受了城乡现实困境，渴望找到一种协调方法，却在一次次寻觅中失望而归。

在资本强行改变文化记忆话语的背景下，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叙事带着对历史变迁的追溯、怀旧消费的反思和记忆断裂的冲击而来，朝着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乡愁的情感图式而去。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成长叙事与文化记忆的关系，不仅为了“对抗遗忘”，而是更好地“理解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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