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配偶称谓的历时演变

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基本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上来理解。”作为标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的称谓语当然也积淀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1]。尤其是汉语配偶称谓，它是社会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有着超越语言本身的意义，不仅可用来确定、约束夫妻间的地位和角色，还折射出了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变迁的时代风貌。在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复指与积淀之后，它已成为使用最普遍、内容最丰富、最具情感和变化的语言单位。

一、旧时期的配偶称谓

农业宗法社会中，夫妻关系对等级社会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指称夫与妻的称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差。“夫”是处在“上”而“贵”的地位的，自然要尊称以示敬畏；而“妻”被定义为“下”而“贱”，只可用荆妻、宗妇等谦称、卑称来规约。早期的婚姻是为了维持井然的嫡庶秩序和经济生存的工具。人们重视的仅是家族的扩大与延续，一夫多妻的婚姻模式在我国古代维持了很长时期，这是古代宗法制的本质。

秦汉时期，形态观念正在转变期，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婚姻制度仍不甚规范，出现了“夫出妻”、“妻弃夫”等现象。前夫、故妻等表明离异状态的称谓语在一时期尤其是汉代频繁出现。随着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大融合，儒术的独尊地位被撼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夫妻间少了些严格的封建礼制的束缚，男女地位比较平等。隋唐时期，统治阶级进一步推行开放政策，并初步确立了“三纲”思想，这使得传统妇女的贞节观限制得以突破，妇女在婚姻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妻子”作为称谓语的情况逐渐变多，《新婚别》载：“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这一时期，指称妻子的称谓词也大多是褒义的。

封建社会中期，由于程朱理学的广泛影响，对夫妻关系的伦理要求越发严苛，超出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实际需要，甚至出现守节殉夫。因而，出现越来越多像贱内、浑家、荆妻等有蔑视义的称谓[2]。但也出现了“娘子”、“太太”等这些妻子称谓语的泛化体。“娘子”这一称谓语最早是出现于唐朝宫中，到元朝才成为指称妻子的常用称谓。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都下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国夫人，皆曰‘娘子’”。“太太”一词在明代一般用作官员的夫人或长辈妇人的尊称，到清代才开始指称一些平民化的家庭妇女。

封建社会晚期，统治阶级控制开始弱化，与此同时，市民阶层迅速崛起，导致了世俗文化逐步成为社会主体意识形态，“老公”、“老婆”俗称出现在宋元明时期，《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载：“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

二、新时期的配偶称谓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平等和民主以制度形式得以确定，夫妻称谓中属于封建糟粕的词语退出了历史舞台，“太太”、“夫人”、“爱人”等象征高贵和平等夫妻称谓语开始进入平民化家庭，使平等原则在夫妻关系上得以贯彻。

“先生”这个称呼在古代主要称呼老师，后但凡德高望重的人都被尊称为“先生”。辛亥革命后，“先生”的用法和意义继续外延，可作为配偶称谓语来使用，用先生指代丈夫，文雅中又带有尊崇之义。妇女可以将自己甚至是别人的丈夫尊称为“先生”。“太太”的称呼开始泛滥是在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但大多仍用在知识阶层上。随着解放后革命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先生”、“太太”因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开始不被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像“屋里那位”、“烧饭的”等带有歧视色彩的称谓便不再使用；“先生”、“太太”又带有太过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这时人们便用“爱人”来称谓夫妻，有“相亲相爱”之义，意味男女地位的平等。在那封建余威尚炽的时代，“爱人”这一称呼带着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堪称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

   “爱人”在西方文化中有“情人”之义。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爱人”出现在国际交流中容易引起外国友人误解。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人们在心理上不再害怕讨论金钱和地位，于是“先生”、“太太”、“夫人”重新出现，且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大多用在正式场合中，其尊敬、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而非正式场合，“老公”、“老婆”使用频繁，其语义着重于“公”、“婆”，“老”则包含“相濡以沫、恩爱长久”的愿望，配感亲切，成为当下最流行最实用的配偶称谓。

可见，汉语配偶称谓的演变历史不仅是简单的语言现象，也关乎社会文化变迁等深层次问题；不仅说明了女性地位的沉浮起降，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人心理的塑造；不仅是中国社会变迁和进步的结晶，也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艰辛历程。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配偶称谓语还将出现更多新变化。对它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社会生活或隐或显的变化轨迹和社会文化的繁荣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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