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倾向和报刊自由主义——《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媒介思想

1956年维尔伯·施拉姆主编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的问世，使其成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报刊的四种理论》也成为研究世界各国政府和媒介关系的规范理论。本书通过论述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提出了“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的方式”的观点。因此，笔者主要针对书中所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以及报刊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相关论述，以期为媒介规范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绵薄之力。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

报刊诞生之初，媒介规范理论只有两种形式，后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自由意识的逐渐觉醒，两种媒介形式逐渐演化成四种理论，其中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是古老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而社会责任论则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一）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集权主义理论诞生于文艺复兴后期，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真理是领导者的附属物，因此，报纸被确立为自上而下传情达意的工具。统治者把认为人民应当知道并支持的政策信息通过报刊传达给人民，出版发行便成为政府权力机关和出版人员之间的隐形协约：前者赋予后者以信息出版独占权，后者则给予前者信息报道上的便利以示支持，但前者仍然保留着政策制定、改变以及新闻检查的权力。但随着维护苏联政党政治权势需要的加强，集权主义理论不再适合苏联媒介发展的实际情况，于是产生了全新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归国家所有，前者归私人所有，同时也强化了公共通讯系统的高度垄断性。

（二）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

十六、十七世纪以来，政治民主与宗教自由思想不断增长，自由放任经济理念逐步扩展，打破了报刊集权主义理论，促使报刊自由主义理论诞生。作为集权主义理论的完全对立面，它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认为读者不再是由别人主宰的附属品，而是能够在面对着矛盾的事实或有所抉择的时候，分辨真伪好坏的有理性的动物。然而在长期发展中，尽管出版者依旧延续着报刊反对政府的权利，但少数垄断者控制报刊，使其很难成为思想的自由市场，因此不得不创新开辟社会责任论。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补充和修正，这一理论主张报刊的垄断者有责任公平、公开地报道社会各阶级的立场和意见，并保证人民能够掌握充分的信息去独立判断整个事件，以使报刊成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二、报刊理论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特征

《报刊的四种理论》“具有强烈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中心性视角”①——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形式，又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形式进行攻击；竭力宣扬报刊的社会责任论——要求新闻事业要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为中心，对社会大众承担起相应责任。媒介的这种使命深刻地体现出其与国家政治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有不少学者批评道：这本书是冷战的产物，当时的世界被明显地分为资本主义西方、社会主义东方以及不发达的南方②，而它的论述语调及论述方法充满鲜明的资本主义特性——鼓吹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优越性，宣扬共产主义新闻事业的落后性。

此书出版后的几十年间，很少能够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术会议中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强大。就连施拉姆在论述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时也曾说过，“毫无疑问，集权主义论者不得不承认除苏联势力范围外，自由主义原则在各国都占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期，优先发展经济以保障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使得这些国家转向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理论，忽视了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存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国际霸权地位也使他们在媒介帝国主义氛围中具有绝对压倒性优势，媒介文化的单向性传播使得学术界形成唯资本主义媒介观念马首是瞻的情况。

因此，尽管哈森和麦奎尔等人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理论，但这种理论是在资本主义阶级观念的既定框架内思考媒介规范问题，没有切实掌握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形态，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着的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冲突所造成的现实困境，是典型的“用发达国家文化当中的民主理念来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媒介”③，带有强烈的西方视角。因此，预先设计一个理想的媒介理论模式并应用于全球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但本质相同的各个国家间必然存在着某些显性或隐性的共同利益，以这些共同利益为导向探讨建构世界通用的媒介价值体系，应当是有极大可能的。

三、对报刊自由的理解与反思

施拉姆曾说，“他们（苏联）的报刊不自由，我们的报刊不负责任。”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自由？应该如何理解报刊自由？李良荣教授把报刊自由归纳为以下几点：报刊不受政府干涉；报刊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意见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主义”；对事实的信念。但笔者认为，不论报刊自由的权力有多大，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区分新闻自由和滥用新闻自由？

弗雷德·塞伯特曾说，“自由主义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提供区分自由和滥用自由的固定公式。它是含糊的，不确定的，而且有时是不一致的。”④报刊自由主义论者始终认为传媒业的独立自由与监督政府的责任是并行的，因此并没有严格限定政府参与媒介业务的实际范围，也没有对媒介的报道内容进行强制性约束。但这种对于传媒业的极大自信使得西方社会基本形成了对其放任自流的态度，忽视了新闻自由的滥用问题，因而也就导致当时西方传媒业出现混乱复杂的困境。

但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所推崇的新闻自由都是以本国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阶级性自由。列宁就曾提到，“不要把出版自由看做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应采用‘一般阶级分析和评价’的方法，深刻认识出版自由的阶级实质”。这种阶级性是由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真正拥有新闻自由的人往往是掌握大多数物质生产资料，并享有一定政治经济特权的人。此外，阶级社会中，有掌控方必然会存在被掌控方，而我们平时所强调的自由一般都是由掌控方所把握的单方面自由，而这种单方面的阶级性的新闻自由是以另一个阶级的不自由为代价的，因而这种自由是一种相对的、具体的、有条件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报刊的四种理论》“不同于注重操作、就事论事的新闻理论，也有别于美国传统上流行的对媒介的法律哲学观点”⑤11，具有重大的开创性和间接借鉴意义的学术研究价值。但客观地说，无论是书中呈现出的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还是片面的报刊自由的论述，无不证明了“报刊的四种理论”早已不适用于政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体系统。因此，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创新既有的媒介规范理论，形成具有更大应用和学术价值的新观点和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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