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对舆论场的反思——众声喧哗下的真相失焦

2017年可谓网络舆情爆棚的一年，“辱母杀人案”、“江歌案”、“红黄蓝”事件等无不刺疼了网络群众的神经。饱受社会重压之下大众把突破传统秩序的宣泄理解为新“自由”。表现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即众声喧哗，然而有些声音来自游走于法律空白边缘的群体。舆论失焦、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屡见不鲜。网络平台将朴素大众的情绪放大，对舆论对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施暴的是每个参与者、漠视者，网络平台成为刽子手。

一、网络平台繁杂引发舆论失序

（一）商业平台默许失实性信息发布

我国媒体具有双重属性，当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冲突时，绝不能以牺牲社会责任为代价而换取经济利益。商业性门户网站及其他非传统媒体平台则不同。2015年，国家网信办核发第一批中央的主要新闻网站记者资格，商业网站暂未纳入其中。因而目前在我国此类媒体平台不具有合法采访权，没有新闻生产资质；某些媒体平台利用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管理规则中的灰色地带发布未经核实的“吸睛”信息，甚至对虚假新闻的发布持默许态度。这实质是信息发布主体多元与信息发布管理法规空缺之间的矛盾。

2016年末的“罗一笑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蔓延，舆论从满屏的温暖变成对其家境实力的质疑和指责罗某消费社会爱心，网络舆情一度走向极端。真相是该事件的确存在营销因素。目前互联网平台对于信息的发布、核查仍有滞后性，部分媒体罔顾社会责任，追风、讨好大众观点，发生新闻反转现象。

新闻故意性失实比例扩大，假新闻迭出，这源于商业利益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以致把关环节在传播过程中的缺失。反转新闻的出现也证明信息碎片化的获取习惯与事实完整性的矛盾正不断激化。终端多媒体化让公众获取信息更及时，却让公众发现真相更困难。

（二）信息频繁发布干扰受众鉴别能力

清水几太郎认为现代人每天被浸于信息洪流，想要躲避其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2010年以来微博不断发展为民间舆论的中心与前沿，微信更是成为社交媒体时代一座新里程碑。资讯类软件纷纷上线，同质化信息而每日被重复推送。用户碎片化阅读习惯与获取有效信息链的矛盾催生“标题党”新闻，而这种看似压缩成本的垃圾信息干扰大众日常生活。

2018年3月，某公关公司员工“被辞职”在微信与微博引发关注，仅半天该微信公众号浏览量破10万+，获广泛共鸣。隔天该微信公号承认文章存在不实信息，2小时内浏览量再超6万+。信息快速更迭，用户在冗余的信息环境中好像被麻痹，无法迅速鉴别。实际上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与专业化的程度日益加强，社会中普通大众短期内深入了解舆论对象专业的能力有限，因而认为内部人士的分析、曝光内容可信度高，短期内同行共鸣营造的信息环境对读者构成超强信息压力，因而“揭开内幕”“现身说法”等成为有效的影响方式。

（三）制造媒介事件误导舆论失焦

回声室效应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被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

2017年11月“江歌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据清博大数据监测11月11日-17日，“江歌案”在网络中热度骤升，平台主要包括论坛、微博、微信等。其中活跃在网络媒体平台上的用户约占99.7%。

一张有马赛克遮挡的截图被多次转载，网络中大量声讨刘某的信息接踵而来，如《闺蜜替你去死，你却心安理得》。据清博数据平台11月11日-17 日的对该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测，16日以前，以刘某为关键词的相关内容搜索量多于该案件被告人。11月14日，刘某在实名注册的新浪微博上提供原始照片以证截图真相。澄清此前网络中谣言。发布这张照片的源头如今难以查证，但其转发量背后，暗含着该截图为传播者所用对当事人刘某进行舆论审判，能在短期内铺形成天盖地的声势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负面信息超载与非理智的判断，通过非黑即白的是非立场放大的极端情绪，令置身于舆论场深处的一般大众受到麻痹而难以独立决断。这种集体焦虑、不安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情感共振。多数的集群事件的爆发都是在长期结构性压力未能有效疏导的社会环境中触发临界点，而今互联网平台则对这种爆发态势的扩散具有核裂变式的传播效果。

二、大众难抵媒体诉诸感情技巧的传播

（一）情感技巧引发公众极端情绪

长期片面的典型人物报道使读者对人物形象判断产生两极化情绪。这种主观性报道除了难以展示人物全貌，也催生公众产生厌恶心理。一旦触碰某个爆点则引发崩溃。因而媒体诉诸情感技巧的传播常能取得显著效果——痛点即爆点。

人文情怀不同于滥情，正义不代表正确。2015年《人贩子一律死刑》席卷微博、微信，配图击溃读者心理，对拐卖者的腾腾杀气瞬间将舆论推向极端。中国记协书记处原书记顾勇华认为关于儿童的问题最容易激起社会愤怒。2017年携程亲子园和“红黄蓝”事件便是例证。这种连锁式感染效应从深层角度来看是一种缺少理智和逻辑的表达方式。二战时希特勒曾发表多次公开演讲，言辞中充满煽动与蛊惑，但这种鼓动极为奏效，日耳曼人与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加深并引发屠杀惨剧。语言学家克莱普勒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也以二战时纳粹德国政治宣传语进入课堂为例，论证诉诸情感技巧的传播力量。

（二）滥用传统道德情感的绑架

2017年3月南方周末刊发《刺死辱母者》，文章标题不乏道德指引色彩。值得关注的是文章首次刊发于一审宣判结束后重新引发社会对该案的关注，此外对被告人“量刑不合情理”的声音迅速成为舆论主流。

作为传统文化，“孝”传承至今甚至比现行法律的内涵更广阔。这是一种无形文化，约束力主要建立在熟人基础上，因不成文而在具体适用时有较强的伸缩性，伸缩程度取决于中心势力的强弱，强势一方的行为即道德绑架。这场“辱母杀人案”的舆论中形成了鲜明态度：支持被告无罪即守“孝”，反之则不孝。三个月后山东高院将判罚改为有期徒刑五年。这一结果与其说是民意维护正义的胜利，不如说是舆论场中心形成的强势道德压力对司法的干涉。我国部分地区有以奔丧大哭来维持家族体面感的习俗，便是强迫对方妥协的德道绑架。道德主张应以尊重权利为前提，而非损害权益。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给来势汹汹道德绑架提供了平台，而舆论场中理智和逻辑的声音则显得微不足道，短期内偏向感性一方。

三、众声喧哗让公众远离真相

技术赋权是新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社交媒体平台“去中心化”的特质吸引了海量用户，但也减弱了传统的信息把关环节的作用，挑衅法、德道底线，空前自由的舆论环境反而更混乱。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仿佛突破时空的人际传播，其缺陷也被无限放大：信息的保真度随传递层级增多而锐减；情感宣泄多于信息有效性；极化情绪迅速形成并构成压倒性意见环境……由此引发反转新闻、网络暴力，甚至是舆论审判等现象。

（一）公众来到真相失焦的后真相时代

《牛津词典》公布的2016年年度词汇：后真相，指对于公众而言，真相已经不那么重要，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本身。后真相时代的原则即事实不决定是非，是非不决定立场。

“雷洋案”、“江歌案”等无不证明着信息频发致使公众对真相失焦。真实性与时效性是新闻最重要的两个属性，如今时效性被过度关注，而真实性必遭影响。丘吉尔曾说：当真相在穿鞋子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全城。我们进入贝克的“风险社会”：在后工业时代，人类遇到的风险多数是因科技造成的，如地沟油事件。如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不断满足大众丰富的需求，却让信息鉴别成本加重。负面、耸人听闻的消息不绝于耳，令本就处于敏感中的大众对稍带负面因素的信息都会给予强烈的反应。费斯汀格认为“谣言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焦虑”。以真相为衣传播的假信息难以满足受众对抗焦虑的心理，因而真相不再是不可或缺，舆论失焦成为后真相时代的常态。

（二）媒介素质良莠不齐是误导舆论的主因

“媒介素养”指媒介使用者对对媒介内容的获取、解读、批判与分析能力。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与媒介技术的普及，公众进入信息传播过程的多个环节。其中乐语发言并活跃于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深受其利。新媒体时代网红经济中迅速变现的个例被部分群体视作快速致富的途径，这些“新意见领袖”通过生产亚文化等形式进行自我包装。然而网红“意见领袖”商业化倾向愈加显著，他们在公共空间中设置争议性话题，发表刺激性观点获取流量。这类文化消解了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以娱乐化、消费性心态去理解一切，存在导向错误并常引发伦理失范……是媒介素养缺失的表现。意见领袖煽动网络暴力会加剧舆论场中理性主义和感性群体的撕裂烈度，甚至会影响到现实环境并使冲突升级。

四、令真相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一）媒介素养亟待提升

媒介技术先于媒介素养成熟，公众辨析真相的能力参差不齐。维护网络空间环境，培育和提升使用者的媒介素养刻不容缓。意见领袖在群体传播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而网络平台能将影响力成倍扩散。作为传播者，其责任是传播的具有事实性的判断而非价值性的判断。意见领袖应发挥积极作用，理性发言，减少情绪煽动。商业媒体竞争避免恶意营销，更加注重品质和信誉，树立积极健康形象，据实传播，不制造假信息，重新设立信息把关环节。用户加强自律，关注相关法规与管理条例的颁布与实施，避免以身试法，平衡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保持言行理智冷静，对于谣言不盲听盲信。

（二）建立健全互联网平台管理法规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2017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版正式实施。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去“中心化”特点契合了网络时代个人原子化的发展趋势，因而倍受认同。然而这种虚拟空间平台中匿名性的实现表达畅意感的同时也将其氛围污染。虚假消息的传播，违反原创版权的转载，违法信息饶过审核推送，个人数据隐私泄露……2018年初的查封邪典视频，整顿微博热搜，约谈“今日头条”“快手”等，均体现政府对治理网络空间的回应。随着数字技术普及和移动终端多元化发展，未成年人日常使用网络媒介交往和学习的频率越来越高，因而坚守互联网空间的安全与健康意义重大。

（三）新时代主流媒体仍要坚持和弘扬新闻专业主义

施拉姆认为像大众传播这样一种以高度的公共服务观念为宗旨的行业，必须是一种专业，其从业人员必须是专业人士。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在新时期要发挥主流媒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2018年全国两会也对新时期主流媒体提出加强正确舆论引导的要求。

新科技改写了传统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用户获得参与感加强的全新体验。但以大数据算法为逻辑基础的信息推送、机器人写作缺乏情感、VR新闻引发媒介伦理问题等困扰令倚赖科技加持的新媒体新闻报道活动缺陷日益突出。反观传统媒体时代的人文主义关怀特色和专业性探析真相能力，其重要意义在今天格外凸显，因而是时候对当代对新闻专业主义重新进行反思。

五、结语

web2.0时代，用户的身份边界被打破，颠覆了精英阶层对话语权垄断的格局，但如罗振宇所言人口红利消失，国民总时间有限，媒体的竞争成为红海，却不能失去底线。渠道多而易得，舆论场众声喧哗，舆论失序、真相失焦，失去真相的信息不再具有新闻价值，我们不只应关注科技赋予用户全新的权力与体验，还有为此付出失去获知真相的代价，不能跌入斯芬克斯之谜式的陷阱。因而，重新反思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的意义与价值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具有引领作用，也将为新媒体时代引发的新闻伦理失范问题的解局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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