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杂志漫谈

过客匆匆留鸿影，雁落留痕印雪泥。历代文献聚散离合，多少文字消散在无尽虚空之中。所谓：冰火万卷尽，梨枣灾可知。蠹篇纵幸存，零落生蛛丝。

民国期间，暨南大学思想活跃，社团林立，出版了很多种刊物。目前收录旧期刊收藏情况最齐全的《中文期刊大词典》中，仅著录了残缺的《景风》和《秋野》，两种《槟榔》刊物则未见踪影。收藏研究民国期刊也是当今显学，这几种刊物算是当时的校刊，本来印量就不大，流传亦不广，能够保存实属不易。当然，雁过总会留痕，踏雪自然有踪。文中所说的《槟榔》杂志，在国内数家图书馆都有留存，并未消散在茫茫世间。

一、《槟榔》半月刊与《槟榔》月刊

民国时期，暨南大学出版有两种以槟榔为名的刊物。这两种刊物因出版周期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分为了两种。但是他们的办刊宗旨，主要的撰稿人，都是有连续性的。首先出版的是《槟榔半月刊》，然后改刊为《槟榔》月刊。

《槟榔》半月刊由暨南文艺研究会出版，创刊日期为1928年10月1日，第二期10月15日出版。出版周期为半月。共计出版两期。发行者为南新书社，编辑为暨南文艺研究会，编者主要是陈毓泰、许敏、丁致中。

“暨南文艺研究会”是暨南大学历史上较有名气的学术团体。汪静之、章铁民与陈钟凡因为诗经解读问题展开了一场笔战。两人干脆另起炉灶，建立起了新的文艺团体“暨南文艺研究会”，并出版了《槟榔半月刊》。

为什么暨大会出版以槟榔为名的期刊呢？这是因为暨大的华侨背景。暨南大学的前身是暨南学堂，成立于1907年3月27日，地址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学校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招收华侨子弟。首批21名学生为爪哇归国侨生，后来陆续加入56名南洋各国侨生。1923年创建了大学部，并迁至上海真茹。1927年扩充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正因为有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的背景，这两种刊物以中国南方和南洋的特产槟榔为期刊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以槟榔为名的期刊。

这一时期的暨南大学在上海滩名噪一时，有记载的学术团体大大小小有40余个，如秋野社、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等。出版了《秋野》、《槟榔半月刊》、《槟榔》、《暨南周刊》、《真善美月刊》等多种刊物。这些刊物的撰稿人可以大致分为3类，即侨生、本土学生和知名作家。

以本会同人名义撰写的《槟榔半月刊》发刊辞说：“我们都是青年人，我们出版这本半月刊，并不像目下时兴的杂志那样撑着一面号召的旗子或挂着一块招揽生意的招牌。我们不这样办，因为旗子与招牌是和脚镣手铐一样意义，是要范围天才囚禁天才的。

办这半月刊的原因，第一是要造成一个青年的文艺花园，让我们青年自由发表，不管纯文艺，革命文艺，恋爱文艺，什么文艺……都可发表，好像花园里不管红黄蓝紫各色花卉都可以开放一样。第二个原因是要造成一个青年自由发表言论的机关，言论自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而青年更加需要言论自由，因为青年是最纯洁的，最清白的，最天真烂漫的，最光明正大的。青年要用大无畏的精神，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压迫，绝对自由地，放肆地，任性地说要说的话。

从发刊辞看，这个团体朝气蓬勃，像新下山的乳虎，不但想改变自己，也想改变社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出了两期就改版，再出几期就只能解散了。好在，期刊虽倒，精神尚在，这些年轻人，在时代的大潮中，也做了一个弄潮儿。

《槟榔半月刊》由许敏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刘觉、章铁民、汪静之、张天方、唐锦云、陈翔冰（《秋野》主编）、虚生、君石、吴松生、丁致中、张凤、陈玉平等。刊载的体裁比较杂，有小说、杂感、诗、词、小品、传记等等，不一而足。胡适曾将《麟之趾》译为白话文，刊于《槟榔半月刊》，倍受读者欢迎。

杂志以槟榔为名，其中也有些文章提到了槟榔，特别是翻译的南洋作家的作品，很多以槟榔这个意向来推进故事情节。比如陈毓泰翻译的《蓝派的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这时，她正在忘形地卷弄着蒲叶与槟榔。”“少校……想晓得他有没有注意他的话我，但是她仍旧在低首整理着玻璃匣子。”

《槟榔》月刊共出版3期，是《槟榔半月刊》的延续。1928年12月1日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1929年5月20日出版了第二期，1929年8月25日出版了第三期。

《槟榔》月刊的撰稿人主要有：钟作猷、陈毓泰、李丝、陈玉平、唐锦云、许敏、俞国瑞、曾传习、江昌绪、温玉舒、林华光、赵华留、陈坚、葉日和、余少良、黄双联、杨秀鹤、赵竟青、陈坚、赵伯顺、王若兰、蓝文松、郑舜英、陈孟奋、朱玉桁、辛木、野岩等。体裁以小说、杂文、译作、诗词等为主。《槟榔》月刊的编辑是许敏和温玉书。

《槟榔》月刊虽然是同人刊物，但也接收外稿。当时投稿的有后来成名的作家章靳以，诗人江昌绪的诗集《血与泪》也是在《槟榔》月刊上发表的。

《槟榔》创刊号上的卷首语说得很清楚：“照理这本《槟榔》是首卷的第三期了，为什么仍旧是创刊号呢？其实我们是很清楚的自释说，因为原定的槟榔是半月刊，现在的槟榔是月刊，出版周期既然不同，材料方面和形式方面，不免要变更，当然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过我们要声明的，就是槟榔的月刊期，虽则变更，都是我们的宗旨，是始终不变的；我们是永远依循着原定的路线前进，我们的方针也是一分一毫都不会移动的，这个应请读者诸君稍加注意。”说是月刊，但是隔了三五个月。看来销售情况不佳，资金供给不足。从拖延出版，到默默停刊，也只坚持了3期。

二、围绕在两种《槟榔》刊物周边的人物

这批作家和编辑中，在民国期间有几个出名人物，其他人也不是无名之辈，从中国到南洋，颇卷起了几个漩涡。他们的人生也是起伏跌宕，可惜一时多少豪杰，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在图书馆少人问津的角落，还留有几册残书。

这些人物里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汪静之，他的诗集《惠的风》，至今仍然脍炙人口。1928年2月，汪静之26岁，到上海真茹国立暨南大学中学部人高中国文教员兼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因“粗人”事件，1929年8月，离开暨大，到上海建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在《槟榔半月刊》上发表了《译陶渊明闲情赋》、《序白川集》、《译诗经遵大路》。在《槟榔》月刊上发表了《做诗的手续》等文章。

温玉书即温梓川。又名温玉舒，曾用笔名舒弟、蘋君、南洋伯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祖籍广东惠阳，生于马来亚槟屿。早年在马来亚求学，暨大毕业后，他回到马来西亚，一直从事文化工作。

刘觉后来嫁给陈翔冰。温梓川在回忆录里说：“刘觉女士，个子小小的，一表斯文，她是暹罗华侨，诗文写得很有一手，后来就与翔冰兄共谐伉俪。”“这两位文豪，后来终成眷属，也是秋野社里的一件韵事。翔冰兄是仰光侨生，抗战时期，曾偕刘觉女士北返参加抗战工作。夫妇俩几次路过槟城，重晤之下，我才知道他离开暨南后的岁月，原是在仰光搞建筑工程，这简直有点跟英国作家哈代相似。”

许敏，又名许一南，一直是这两种《槟榔》期刊的编辑，在本刊上发表了《梦》、《中国婚姻之今昔比较表》、《一个单恋的学生》等文章。同时他也和陈翔冰一起主编了《景风》。1932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留校总务处任职。1933年，赴印尼东爪哇。后移居澳门。留有遗稿《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

章铁民也是现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1922年北大数学系毕业。1927年在暨大任出版课主任兼中学部教员和南洋文化事业部助理，与章衣萍、汪静之成立了秋野社，他是暨大《秋野》杂志的编辑之一，又是《暨南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槟榔半月刊》上发表了《阴影》、《献给不道德的人们》等文章。他与汪静之因以《西厢记》的部分内容作教材之事,被当时暨大文学院主任陈钟凡指责为“提倡恋爱文学”，是败坏校风。

他与陈钟凡发生学术问题争执，引发“粗人文化”大辩论后，被迫离开暨大。1933年青岛中学任教，抗战期间在黄埔军校执教并一度主持黄埔军校分校工作。1947年去海南，后任海南文史馆主任。1958年被镇压。

章铁民是个天才人物，同时也是悲剧人物。一生作品不多，并多被焚毁，仅留下几部翻译作品，如《少妇日记》、《饥饿》、《波斯传说》等。他与鲁迅兄弟、胡适、柯庆施等都有交游。

三、影响了《槟榔》走向的“粗人”事件

关于“粗人”的讨论，是民国以来比较著名的文化论战之一。“粗人”事件的参与者章铁民、汪静之都是《槟榔》刊物的主角，因为此事件，《槟榔》的编务、撰稿也受到了影响。

这段公案主要是陈钟凡与章铁民、汪静之之间围绕着《中国韵文通论》一书中对《诗经·卫风·伯兮》字句的理解而起。陈钟凡，字斠玄，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出版了《中国韵文通论》一书，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韵文的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引发了现代学术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陈钟凡称《伯兮》一诗：“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是写“粗人”的。章铁民撰文反对这种解释，论战由此展开。鲁迅、胡适、陈梦熊、曹聚仁等人都因此发表了文章。

这段公案的主要论战文章，按发表时间，总结梳理如下：

1927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中国韵文通论》。

1928年的《暨南周刊》第3卷第1期，发表了暨南大学校刊主编章铁民的《谈周刊发表青年文艺问题并论偏见》，认为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的“粗人”说法不对。

在1928年6月4日《暨南周刊》第3卷第2期，陈钟凡发表回信《陈钟凡先生来信》。

《暨南周刊》第3卷第3期上，同时刊载了陈钟凡的答复、章铁民的回复、汪静之的《伯兮问题我见并质陈钟凡先生》以及陈钟凡的《答汪静之先生“讨论诗经伯兮问题”的信》。

《暨南周刊》第3卷5期，刊载了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的《郑校长训词》：“际兹燕苏克复，河山统一，往时在北方讲学，以不堪军阀蹂躏而南来者，今又将北去兮。中南各大学又竞相延揽，即如吾校中国文学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厦门大学已连聘五次。以与余性情弥合强留而未去。吾同学果能敬师重道、以诚相挽则良师可免另就。”这段话表达了暨大校方对陈钟凡的看重与支持，不仅结束了陈钟凡与章、汪二氏之论争，郑洪年还将章、汪二氏从暨大解聘。

《大江月刊》第2期，1928年11月15日发表了鲁迅的《关于“粗人”》。这篇文章收入了鲁迅的《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注明了写于1928年11月1日。

鲁迅的观点是陈钟凡有误，一是诗中没有明言是粗，是细，无从揣测，无法讨论；二是认为诗是自述，不应该是“写粗人”，应该是“粗人写”；三是陈钟凡改为“粗疏的美人”则更为不通，因为她本有膏沐，所以问道：“谁适为容”呀？

《文学周报》第7卷（1929年1月），发表汪静之的《质陈钟凡先生粗人等于美人的怪逻辑》。

《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1月)发表汪静之的《父与女序(答陈钟凡之流）》。

《语丝》第5卷第1期，（1929年3月)汪静之发表《“陈钟凡”与“田铜盘”》。

《语丝》1929年第5卷第9期，发表了胡适的通信，章依萍将胡适的通信起名为《胡‘老大哥’谈‘粗人’》。并刊登了章铁民给胡适的回信。胡适与章、汪交谊颇深，写此信以劝告息争。胡适这封信未收入《胡适全集》，百年后回首，胡适的意见可谓中肯，算是对这场论战的总结。现抄录如下：

“铁民、静之：

今天偶然看见你们讨论《伯兮》问题的许多文字，我很感觉难过。这个问题，诚如静之说的，“诗中主人只是一个人，无所谓‘粗’，也无所谓‘美’，怎可在‘人’字上面凭空捏造加上‘‘粗’字或‘美’字。”既然如此，陈君说是写“粗人”，固是错；铁民说是写“美人”，也是错。陈君答书说：“‘粗人’二字实与原意不合，书中错误之处极多，承你指示，至为感谢。”这种态度很大方，不失为学者态度。此问题的讨论至此应可终止了。以后的许多醜诋，都是不应该有的。驳人的立论，而那人自己认错了，这便是已达到驳论的目标，还有什么话可说?达到了驳论的目的，还要喋喋不休，这便是目的不在讨论是非，而在攻击个人了。这种手段最为卑污，作者自失身份，而读者感觉厌恶，实在是不值得的。你们都是明白人，一时意气用事，不择手段，遂不免误用聪明，十分可惜！我很诚恳地劝告你们听我这老大哥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聊的争论了。这封信是不预备发表的，但如果你们愿意发表，那是你们的美德，我也不反对。

祝你们好。

适之

十八，四，三。”

四、从暨南文艺研究会到槟榔社

《槟榔》半月刊的编辑者、出版者均署名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月刊则署名槟榔社。他们的关系也值得厘清一下。

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的11月，暨南大学的一些南洋侨生在文学院老师章衣萍、章铁民、夏丏尊等的带领下，成立的暨南大学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南洋文学社团秋野社，社刊《秋野》承担发表工作，由章铁民、章衣萍、陈翔冰、郑吐飞等编辑，暨南大学出版课出版，开明书店发行。这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极大地关注，他几乎每期必读。

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和秋野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28年秋天，汪静之、章铁民、刘肖愚等教授发起组织了“暨南文艺研究会”。会员以文科学生为骨干，兼收并蓄，人员数量甚至超过了秋野社。因为“粗人”论争，汪静之和章铁民被禁止在《暨南周刊》发表论战文章，所以他们组织暨南文艺研究会，建立自己的阵地，印行《槟榔半月刊》，继续发表冷嘲热讽陈钟凡的文章。温梓川回忆录说《槟榔半月刊》出版了4期后停刊，但是实际只出版了两期，估计是记忆错误，不久，汪静之和章铁民被迫离开暨大，暨南文艺研究会的部分会员随汪静之转投上海建设大学。

而温梓川等人则改组“暨南文艺研究会”，更名为槟榔社。槟榔社成立了5人委员会，温梓川为主编，陈毓泰任总务，许敏任财务，刘华光任稽核，黄寄之任庶务。同时改版《槟榔半月刊》，由32开本改为16开本。内容主要包括描写南洋情调、介绍弱小民族的创作作品以及作品翻译等等。印刷发行者为上海现代书局，印数为3000册，相当可观。不过一年后也停刊了。

槟榔社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暨南文艺研究会，主办了很多活动，邀请了不少名人演讲。第一次演讲邀请的是鲁迅先生。演讲题目是“发牢骚”，由章铁民记录，后来发表在章铁民主编的《暨南周刊》上了。其他演讲者还有胡适、张竞生，也都轰动一时。

围绕着两本只延续了两年的《槟榔》刊物，牵扯了不少尘封的往事和历史人物。民国时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这些人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乘潮而起，或顺流或逆流。从这几本刊物里，可以看到，他们从中国到南洋到整个世界，不停地奔波，不停地探索，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来者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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