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人形象流变与文化内涵研究

羽人形象源起

先秦时期，人类形成了宗教信仰，从自然崇拜发展为图腾崇拜。人类对自然崇拜的加深，使得其认为自己与自然有着某些关系。自然界的动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同时人类又对其充满敬畏与崇拜，久而久之产生图腾崇拜，将其奉为神明，希望可以受到庇佑。比如以某一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就是祈求自己能够具有某一类动物的特质，或受到其保护。古代东方的舜族、丹朱族，都是以鸟类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作为民族的保护神兼祖先。鸟类图腾正是这样发展而来，这也是羽人形象的起源。

羽人形象在先秦时期未留下太多可供考察的图案，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与哲学、宗教等一样,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内容和特征都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在《山海经》中曾对两位神灵勾芒和禺强有这样的描述：“东方勾芒，鸟面人身，乘两龙。”“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这两位神灵，带有鸟类的部分特点，并与人的形象相结合，可以说是早期羽人形象的原型。《诗经》中也有以鸟类起兴的习惯,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如“宛彼鸣鸠，翰飞戾天。”这也可以佐证鸟类图腾是羽人形象起源的观点。同时，羽人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是远古仙人形象之一，代表了人类对长生和飞行的向往。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出土的“侧身玉羽人”玉饰，为殷商时期文物，形象为鸟面人身、肋下生双翼。

商朝有尊鸟的习惯。传说商民族的祖先商契，就是玄鸟的后代，是有娀氏简狄吞掉玄鸟的卵生下的。在《白虎通·姓名篇》记载有“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生也。”传说的真假已不可考，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鸟类的崇高地位。君王通过给自己披上玄鸟后代的传说来统治臣民，巩固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图腾祖先的形象带有人类对图腾自身的崇拜与希冀，往往与人的形象结合，形成了半人半动物的形象。笔者认为这就是早期羽人形象形成的社会根源。

羽化升仙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原有的权力结构土崩瓦解，思想与文化也产生了碰撞与融合，这令原本半人半兽的神灵人形象脱胎换骨，完全褪去了半兽形象的特点，羽化升仙。在战国曾侯乙墓漆内棺漆画局部中的羽人形象为人首鸟身、长尾翎。东周时期的羽人形象基本沿袭了先秦子民口中的羽人形象，并未出现太大的改变，但这一时期的文人对于仙人则有了另一番说辞。有人认为，羽人就是仙人，比如在《楚辞·远游》中有“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这一说法。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的仙人则与羽人完全不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根据庄子的描述，他眼中的仙人与常人无异，是一位貌美的女子。道家对于仙人的描述及其创造的神仙体系，对于远古羽人仙人的冲击很大，以至于在后世中出现的羽人大多都是接引者的形象。但也正因如此，人们赋予了羽人更多的内涵，增强了羽人形象的可塑性，在后世众多艺术作品中被应用。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的造神时期，这一时期很多神灵的形象得到了补充和完善，而羽人常常作为接引者出现在墓葬画中。汉代羽人也多是人鸟组合形象，极少有人鸟兽组合形象，但是汉代羽人的双耳会高出头顶，这是其与先秦羽人不同的地方。在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一号汉墓帛画中，羽人形象为人首，双耳过头，身体被羽毛（或者衣裙）覆盖，呈飘逸状，作为墓主人通向仙界的接引形象出现。西汉后期卜千秋墓壁画中的第十七块砖上绘制了一个身披羽毛外衣，双手持节，立于云端的羽人形象，也是作为接引去天界的使者形象出现的。墓室内额刻画有东方神灵句芒形象，把它作为守护墓穴四方的神灵，面容清俊，鸟身较大，羽翼华丽。

除了壁画和帛画外，羽人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出土文物中。现存最早的是一件羽人驭凤鸟彩漆木雕，是于湖北荆州天星观2 号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木雕羽人具有人形外表，却带有鸟嘴鸟爪，身披羽翼。根据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贺西林先生的统计，这一类羽人在西汉出现的频率较高。在陕西省咸阳市汉元帝渭陵还出土了一件羽人奔马玉雕，羽人坐于马上，肩生双翼，双耳硕大，具有明显的汉代羽人特征。

羽人形象发展

东汉时期，是羽人形象的大发展时期，其被广泛应用于墓葬、雕塑与装饰上，常在山东、河南以及四川一带被发现。东汉王充也认可羽人是远古仙人的观点。他在《论衡·无形篇》中说道：“图仙人之形，体身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千岁不死。”

山东嘉祥宋山3 号东汉小祠堂西壁上栏，描绘了一位羽人，看状态是西王母身旁的侍者，为鸟首人身。山东安丘董家庄东汉晚期画像石方柱见有羽人，封顶石刻羽人，后室刻羽人以及狩猎场面，北壁和室顶见有羽人戏凤、羽人戏虎等场景的刻画。这里的羽人褪去了先秦时期庄重肃穆的外衣，变得活泼起来，大多有自己的职责。此时的羽人体现了人们对仙界生活的想象。山东嘉祥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中出现的羽人来自西王母与东王公仙庭，其中的前石室顶石天庭图分为4层，上三层中有驾驶车辇羽人及御龙羽人形象出现。

嘉祥宋山三座东汉末期小祠堂，刻有神仙庭院的场景，侧面墙壁上绘有西王母形象与东王公形象，其中的羽人都是以仙侍形象出现的。在小祠堂的西壁上，绘有西王母仙界庭院的景象。画面正中，西王母端坐其中，她的身侧环绕着鸟、蟾蜍、玉兔和7 个羽人。其中一人端着酒杯跪在西王母身侧，另外有一羽人为西王母举起伞幔，其余5 个羽人手持嘉禾围成一圈，呈游走跳跃状。与其一同出土的一块东汉永寿三年（157 年）题记石上有“上有云气与仙人”字样，足以证明羽人在这时已经渐渐成为仙人的象征。

这时期画像砖上也有很多羽人图案的画像。比如河南南阳曾出土一块汉画砖，画面中央刻着二龙穿璧，画面左侧画有羽人骑虎，另一侧则画有奔牛和凶悍的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征集的一块东汉画像砖上雕刻着浮雕羽人六博图，画面中一位升仙者胯下骑鹿，一羽人紧随其后，单手举盘，另一只手向前伸，似在赐药，骑鹿者回头伸手，似在接药。

羽人画像也经常出现在殉葬器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东南（西汉渭陵陵园建筑遗址）出土了一件羽人骑马玉雕。羽人身穿草皮裙，头覆羽翎，肩生双翼，手握缰绳。1965 年，河北定县122 号西汉墓中，出土了铜管错金银攻猎图，绘有山川、云朵、龙虎等9 种动物、胡人骑射和羽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其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羽人图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代神仙博局镜子上也是绘制了西王母仙庭景象，其中羽人形象，形态各异，驾驭不同的动物在游玩。河北保定市定县东汉刘畅墓出土的镂空玉屏风，其上也雕刻着西王母形象与羽人。在这一时期，羽人常与西王母一同出现，作为她麾下的仙侍。河南省南阳市出土的东汉错金博山铜炉造型独特，其造型元素中蕴含羽人形象特点。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东汉墓出土的陶树灯灯座上雕刻着众多动物形象和羽人，其上羽人似乎在指挥这些动物。

除此之外，宫殿建筑遗迹中也发现了羽人形象。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土台遗址出土了青铜羽人小像。据考古学者推断，这可能是西汉宫廷内的供物。东汉辞赋家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灵光殿墙壁上的神仙：“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笔者认为，这个墙壁上的神仙极可能是羽人。以上这些出土文物中，羽人形象是一种具有美好象征意义的图案，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的装饰中，且这一时期的羽人大多作为西王母侍从出现。

在河南，新密打虎亭东汉晚期壁画墓墓室券顶绘有羽人骑马、羽人骑鹿、羽人侍药图像。南阳麒麟岗东汉末期画像石墓室顶刻画羽人戏灵瑞，墓中还有羽人骑兽、羽人乘龟等图像。此外，南阳出土一件东汉博山铜炉，造型为羽状头香炉。

四川地区的一块东汉画像砖中，羽人作为骑鹿升仙者的侍者，在其身后托递仙药。简阳鬼头山崖墓石棺表面绘有日月神出行情景，其中有羽人骑兽、羽人六博等图像，并刻有“日月”“柱铢”“白雉”“离利”“先（仙）人博”“先（仙）人骑”等题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枚汉代神仙博局镜，镜子背面绘有西王母仙庭、羽人射虎、羽人驭鱼、羽人驭鸟等图像。

汉代羽人大多具有一定职能。这种现象表明，羽人可能是汉代众仙中的一类，除了象征长生不老与自由自在之外，或许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和功能。通过梳理出土图像与文献，笔者总结了汉代羽人的三项职责：一是接引升仙，赐仙药；二是行气导引，助长寿；三是奉神娱神，辟不祥。东汉时期的羽人图像应用极为广泛，从画像砖到雕塑乃至于铜镜的装饰上，都能够找到羽人的形象，羽人不再带有神秘色彩。尽管它仍旧是半鸟类形象，但是它的身份逐渐从远古神明转变为天界接引者，后又成为仙侍。

已知的大规模羽人图像在六朝以后就比较少见了，但是它对于后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说宋代脊饰部件嫔伽来源于羽人，进而发展成为清代太和殿上的压尾兽行什。小说《封神演义》以商朝为背景，其中雷震子的形象也与山东地区雷公羽人十分类似。至于羽人形象消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原始的图腾崇拜在人类社会大发展的局面中丧失了原有的地位，神灵渐渐在人们的想象中“人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冲击了本土宗教道教，这也间接加速了羽人形象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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