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苦难，我之丰碑”：中国医疗纪录片媒介伦理问题探析

桑塔格指出，“即使摄影师们最关心的是镜子式地反映现实，他们还是会被趣味及道德感的无言的规范所驱遣”。[1]纪实影像记录历史、触摸生活真相，但不因切中社会痛点便天然地具有伦理审视豁免权。自2014年起，我国开始涌现医疗类纪实影像作品，这些作品力图探寻生命与意义，通过身心隐私、苦难叙事、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张力关系的选择性呈现来挖掘医患生命故事。医疗纪录片通常采取固定机位镜头的定点式拍摄和摄像师实时跟拍两种拍摄方式，不预设镜头脚本或情节，属于纪录片中的“观察”模式。该模式“通过观察我们的社会，通过观察事件是如何真实地发生的，从而发掘我们社会重要的一些面貌，而不是拍摄人们所抱持的想象事情应该是如何发生的社会影像”。[2]考虑到我国主流叙事对受众口味及偏好的影响，医疗类纪录片往往立于人文关怀之道德高地而占尽“口碑红利”，很少被放在影像伦理和健康伦理的范畴下审视，这无疑是当前中国纪录片批评话语中缺失的一部分。

中国医疗纪录片发展概况综述

中国医疗类纪录片的类型。医疗与健康作为人类生命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社会领域，是影像创作的一大母题。中国新纪录运动以来，宏大叙事不再是纪录片创作中一枝独秀的策划思路，纪录片“下凡”“讲述人们自己的故事”成为体现纪录片人文关怀的典型标识，老百姓的故事有着巨大的讲述挖掘空间，他们的生命故事同样被认为最能够负载创作者饱满的人文情怀。[3]这一视角的变化显著影响了我国医疗类纪录片的发展。我国早期医疗题材纪录片更接近于医疗题材的新闻片，后期主题开始分化，[4]当下中国医疗类纪录片可以根据主题分为三类。首先是时事类纪录片，如记录新冠抗疫时期的《武汉：我的抗“疫”日记》（2020）、《金银潭实拍80天》（2020）；其次是符合健康中国战略，旨在介绍中医药及中医文化的纪录片如《本草中国》（2016）、《本草中华》（2017）；第三是以医院为主要场景拍摄的纪录片，如《人间世》（2016）、《生门》（2016）、《中国医生》（2019），第三类纪录片数量较多，故事性较强，以医疗场域中的个体作为主要展示对象，是当前医疗类纪录片的主流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独立影像的创作理念充分介入了医疗类纪录片的生产，但是由于独立制作人难以获得进入医院等公众系统的拍摄许可，我国医疗题材纪录片基本由电视台、视频平台、新闻单位等专业媒体组织或大型官方公益组织出品，缺乏独立制作人作品。此外，因制作方通常拥有自己的播出渠道，医疗类纪实影像的形态也分为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和纪实类真人秀。如开启了一波“医疗题材热”的东方卫视著名医疗类纪实节目《急诊室故事·第一季》（2014）、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和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出品的全国首档医生观察纪实节目《我的白大褂》（2020），都是医疗类纪实真人秀的典型代表。

中国医疗类纪录片的社会功能。纪录片不仅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还是敲打现实的一把锤子。医疗纪录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医院为叙事场景，以医护为叙事主线，其文本具有反映社会问题、传播健康知识、改善医患关系等功能，是健康传播的重要形式。有研究从框架理论视角出发，将医疗类纪录片的健康传播价值归纳为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直面生死的释怀心理引导、健康议题教育等三大功能。[5]

首先，医疗题材纪录片能够唤起并建构社会集体记忆，对受众进行情感动员，扩大社会共情，有助于进一步树立、维护医护人员的正面形象，对冲大众传播中的刻板印象，争取舆论场优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建构更和谐的医患关系和舆论环境。其次，对于挣扎在生死一线的病患及其备受煎熬的家属，医疗纪录片不讳言生死，能够弥补临终关怀的缺位，给予情感发泄渠道，具有心理疏导的辅助作用。同时，医疗类纪录片的内容构成包括医患故事、专家解读和知识传播，能够宣传普及相关疾病、急救、保健、卫生知识，达到在健康知识、健康促进、健康关怀等多层面的社会教育作用。人们对患病一事的恐惧，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疾病本身的恐惧，而是对“罹患疾病”的恐惧，[6]这与公众对病症及治疗手段了解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医疗类纪录片能够祛魅疾病，缓释社会对罕见病或严重疾病的恐惧心理。

中国医疗纪录片内在的伦理问题

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伦理问题就一直伴随和困扰着纪录片人，布莱恩·温斯顿称之为纪录影像的“原罪”。医疗纪录片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其中所值得审视的伦理问题更是数不胜数。分析近年来广受好评的中国医疗类纪录片，可以发现它们普遍存在回避矛盾、真实性、侵犯隐私、过度情绪渲染等众多伦理问题。

回避矛盾与扩大偏见。医学伦理问题作为医患矛盾的一个基础爆发点，理论上是医疗纪实的浓墨重彩之处，但在实际操作中仅作为疾病叙事的补充内容出现，这些问题或是以旁白形式轻描淡写抛出，或是在医护人员的剖白中提及，并不进行深入展示与分析，而女性主义、家庭伦理等社会其他伦理道德问题则大幅挤占了珍贵的时长。对医学伦理论争的回避可能源自主创人员的创作理念，《人间世》总负责人周全导演在采访中强调：“《人间世》不仅是一部医疗纪录片，同时还通过医疗故事讲述中国人的情感关系和处世之道”。[7]创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真正尖锐、深刻、本质的矛盾，转而试图呈现更为庞大也更为空泛的社会联结，往往是导致医疗类纪录片在伦理问题呈现上广而不深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创作者在影像的选择与裁剪上必然隐含着各自的观念、价值以及偏见。纪录片《生门》试图将议题引向女性主义或生育权利，但女性生育观的缺位依然在作品中暴露无疑。《生门》用长篇幅展示了孕妇家属与医护人员针对“胎儿去留”问题的冲突和拉锯，但几乎没有孕妇本人的单采镜头，没有向受众展示徘徊在生死一线的妻子对生育体验的自我陈述。纪录片的发问对象止步于其家属（尤其是丈夫），妻子们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覆盖着维生系统的监测管线和治疗设备的插管，经受着莫大的痛苦，却仅仅充当着承载痛苦的背景符号，被有选择地放在影像边缘。

真实性问题。医疗纪录片中生命故事的展开策略包括自述和他述，展现病患及医护不曾公开展示的私人领域的生活，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会涉及个人对故事叙述的篡改和纪录片真实性两个层面的问题。受访者篡改自我叙述不涉及影像伦理的真实性问题，而纪录片的素材选取与编辑则与影像真实密切相关。医疗类纪实真人秀《我的白大褂》虽无剧本情节设计，但摄制组事先与选定的主要跟拍对象有过交流，观众仍然可以察觉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流露出不自然的“镜头表演感”。医护人员在镜头前的“自我呈现”对影像真实无伤大雅，真实性问题更多存在于影像制作中。深入观察所得的素材是真实的，故事却是需要讲述的，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可以使同一段素材呈现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感，创作者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如东方卫视《急诊室故事》的摄制，无编剧无导演，全景式拍摄发生在各个科室中的真实故事，但使用了大量剪辑技巧以增强可看性，这无疑会引发影像真实性争论。

身心隐私问题。《急诊室故事》在拍摄过程中共设立了29块“正在拍摄”告示牌，与被摄者签订了840份具有法律效能的知情同意书，《人间世》摄制组专门成立了“医学专业委员会”和“医学伦理委员会”，对拍摄过程和最终成品加以监督。但如比尔·尼克尔斯所言，“纪录片的伦理规则必须着眼于保护影片的拍摄对象和实际的受众。在任何情况下，伦理规则都必须首先考虑尊重作为独立个体的拍摄对象和受众，他们与纪录片人的关系不会受限于或受制于一份正式的协议”。[8]“内容为王”应当是“有底线的内容为王”。医疗纪录片废片率非常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患者及家属在拍摄结束后有一定几率会拒绝素材使用，而在被摄对象提出明确拒绝后不将该内容放入正片，这是新闻传播从业者最基本的职业底线。严重疾病的治疗常常需要病人和家属摒弃羞耻心，而镜头的存在会加剧这一人之常情，身体和心理私密空间的展示尺度，是医疗纪录片必须自我拷问的问题。纵然《人间世》的拍摄剪辑过程都做了敏感回避，但观看过程中仍会令观众“不舒服”，如果观看经处理的内容都会令陌生人不适，对拍摄对象而言很可能已构成一种极大的冒犯。医疗题材的高私密性和高敏感性，要求纪录片创作者对拍摄行为和素材使用有更高的敏锐度和边界感。

过度情绪渲染。医疗题材纪录片的本质仍是纪录片，创作者必然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在叙事策略、画面色调、剪辑风格、配乐等方面的选择上也就各有侧重，如在表现抢救无效病人去世时使用消色画面，彩色画面逐渐过渡到黑白单色，以色彩表现生命消逝的沉痛与悲哀。适度情绪渲染是必要的，能够为观众带来更深刻的情感代入，提供更沉浸的观看体验，但当下医疗类纪录片的现状是过度悲苦情绪渲染，大量使用过饱和音乐，插入大量慢镜头和光影空镜头，特写家属的眼泪和哀泣，营造出沉郁哀伤的基调和压抑痛苦的氛围，苦痛过于密集绵长而失之给人希望启迪。

普遍追求同质化的泛化主题。内容垂直化是我国社会现实类纪录片近年的一种创作新倾向，指纪录片不再单纯追求横向拓展，不再热衷于借典型对象折射广袤社会、呈现多元主题，而是致力于纵深挖掘，聚焦某一行业或领域，作品在一个相对窄的范畴内以专题的方式展开，以便对某一问题或现象进行深刻观察。[9]医疗纪录片主题看似集中，但存在严重的题材空壳化和结构同质化问题，热衷于塑造医护人员为大爱自我奉献的社会牺牲者形象，成片以悲苦的疾病开场，中段充斥着医患双方的冲突和矛盾，最后以抒情式的生命故事总结收尾，案例林林总总，素材组织结构却大同小异。以《人间世·第一季》为例，以“理解”“团圆”“信任”“爱”等词语作为分集标题，普遍关涉社会热点，但这些医疗纪录片针对敏感议题的处理方式，是通过开放式提问将问题抛还给观众，悬置争论，不予置评。这一处理隔靴搔痒，未能透彻解析任一主题，也未能深入发掘问题背后的本质和意义。

中国医疗纪录片外在的伦理问题

功利主义：人之苦难，我之丰碑。独立纪录片热衷于在国外参展参评，向西方观众呈现东方式奇观，又因独立纪录片偏爱“老少边穷”等边缘底层题材而仿佛占据天然的道德高点，创作者常常名利双收。这引发了一个伦理争议：制作人的立场，究竟是出于本心的人文关怀，还是沽名钓誉的功利主义？医疗类纪录片通常由官方把关，在内容选取和最终的主题呈现上与底层苦难叙事有所不同，也很难进入国外影展“镀金”，但是，在主流医疗纪录片中，同样存在功利主义问题，最显著的一个是——忠诚于拍摄对象，还是忠诚于观众？据帕特·奥福德海得的调查显示，在影片后期制作的过程中，纪录片人认为他们与观众的关系变成第一位的。为了完成影片，他们在拍摄阶段对拍摄对象的忠诚会转为对观众的效忠。[10]摄制组人员在进入拍摄收尾阶段或剪辑阶段时，其工作重心的改变会否使他们屈从于讨好观众而随意剪裁，导致对被摄对象、对事件真实的不忠诚？纪录片的编辑过程对大众并不透明，创作者在结束素材拍摄后也很难保持长期回访和调研，受众无法得知创作者的内在驱动力是职业道德还是博取流量名利，舆论监督在此失效。

看与被看：双重暴力的叠加。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详细讨论了看的政治，认为看与被看之间存在的是上对下的权力关系。看与被看的关系是多重的，存在于各拍摄对象、创作者与拍摄对象、创作者与接受主体、拍摄对象与接受主体之间，即使所处时空不同，看与被看的关系始终存在。《生门》中有家庭要求对即将足月但不健康的孩子进行引产，医生多次在镜头面前批评和谴责这种行为，把这些素材剪入正片，意味着把这个家庭在观众面前放进了伦理道德审判的场域中心。对观众来说，观看纪录片和观看虚构片时的心理状态并不一致，对于后者，观众更多追求愉悦的审美体验，故事中的伦理、人性思考在观影过程中更多作为审美体验的“调味料”出现，然而，对于纪录片而言，观众预设片中事件全真，对片中人物的道德评判会在观影过程中即刻生成。那么，创作者是否有权将处于痛苦挣扎之中的人置于社会伦理审判之中？一段画面如果在创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形成视觉暴力和被看的压迫，那么对作为接受主体的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这种暴力会成倍增加，而相应对被摄对象的实际影响和伤害也会成倍增长。

信息遮蔽：探照灯之外。李普曼的“探照灯”比喻在医疗纪录片中同样适用，信息遮蔽是医疗纪录片的重大缺陷。《医》《急诊室故事》《人间世》等作品不同程度地呈现了医患冲突的爆发，但医患矛盾更多被用作衬托医务工作不易的佐证，对矛盾发生及解决的过程和深层次原因则采取了弱化处理，浅尝辄止。纪录片展示医护人员背后的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医患关系和谐，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只能缓和矛盾，“和解”状态游离于问题本质之外，无法提供真正的对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现实世界强烈的医患矛盾、掩盖了政策法规的缺位，医疗纪录片在很多时候变成对医生好人好事的颂扬，生死、疾病、伤痛往往难以得到真正的折射。对于观众，应该“更懂”的不仅仅是中国医生的不易，更应是医患双方所处的环境和中国医疗改革中所面临的困境，[11]正如光明日报所言，只有不断进行医疗改革，“《人间世》所倡导的医患之间的沟通体谅，(才)会寻求到更加坚实的落点”。[12]

结语

医疗纪录片伦理的主要责任仍归于纪录片创作者，纪录片人需要通过学科专业教育、个体素质提升、职业伦理训练、社会约束等多方面入手，提高伦理意识和职业素养，既要足够敏锐以捕捉精彩时刻，也要重视拍摄对象的权益。此外，我国医疗纪录片还应当将媒介组织和独立制片人纳入创作主体，扩大题材范围，开阔视野，站在大卫生、大健康高度，着眼于个体生命故事的同时，注重解读政策、把握医改趋势。如果探照灯的谶语无法打破，那么多点亮几盏灯，总会照亮更多的黑暗。

伦理问题常常处在两难之间，无法得出斩钉截铁的明确论断，留存着较大的可讨论空间，但纪录片总是关于道德的，创作者不能悬置问题以待日后，而应把影像伦理化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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