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场所精神的生成逻辑、价值取向与表达路径

一、感知、理解与情感赋予：乡村场所精神生成的内在逻辑

辨析住宅与家园的关系正是理解场所精神的关键之一。住宅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是人们生活的物理空间，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功能性。然而，家园却超越了单纯的建筑概念，它富有更广阔、更丰富的精神含义。换言之，住宅是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家园则是情感共鸣的凝聚。乡村这个特殊的场所，不仅包括了自然与人造的物质空间，还融入了人们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对于家族、传统的珍视，以及对于共同体验的向往。

乡村的物质空间以自然景观、人造景观等实体形态存在，在乡村场所精神的生成过程中，这些实体形态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内涵。实体形态到象征内涵的转化，使得物质空间不再只是物理存在，更成为文化、历史和情感的媒介。在人的参与下，乡村的物质空间向精神空间拓展，从而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演化为一种具有丰富精神内核的场所。

乡村场所精神的生成过程并非线性发展，而是一个交织复杂的网络，包括感知、理解、情感赋予等多个层面的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乡村场所精神的多元面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也认为空间可被分为三类，即“感知的空间”“认知的空间”和“亲历的空间”。感知是场所精神生成的起点。人们通过对乡村物质空间的感知，包括建筑、自然环境和社区结构等方面，建立起对乡村的初步认知。感知主要依赖于感官对环境的直观感受，如视觉上建筑的外观、听觉上自然环境的声音、触觉上材料的质感等。当感知奠定了对乡村物质空间的初步认知基础后，理解作为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认知过程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个阶段，人们通过知识、经验和文化背景对乡村物质空间进行解读和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感官的直观感受，是一种深入的体悟，将乡村物质空间与人们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起来，以揭示物质空间背后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在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情感的赋予进一步深化了乡村场所精神的形成，使其成为一个更为丰富、个性化且充满情感共鸣的内在体验。这些情感联系不仅仅是对于美的赞赏，更深层次地包括了对于家乡的依恋、对于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对于共同体的认同。这种情感共鸣超越了个体的感受，成为乡村场所精神的集体表达。

二、承认差异以维系共同体：乡村场所精神的价值取向

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在我国乡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与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将乡村视为“天然的共同体”的观点相吻合。乡村普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和村落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将宗族血缘关系、文化传统和社区凝聚力转化为具体可见的符号，如村庄的布局、建筑的风格、公共空间的设计等。符号化的空间有助于增强村落共同体成员间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局限于血缘关系，还包括对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共享。这一转化过程实质上是将物质空间赋予了象征性的内涵，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存在，形成了独特的场所精神，是一种集体记忆和共享体验的凝结。共同体成员通过对物质空间（场所）的共同认知和情感投射，使场所精神不断得以传承，共同体不断得以维系。

然而，在城市扩张与旅游开发的影响下，乡村场所遭受了双重冲击，不仅在城镇化进程中经历了空间的同质化，同时在旅游场域的空间生产中发生了异化现象。一方面，城市扩张带来的“建设性破坏”导致了乡村场所精神的削弱，标准化的建筑和商品生产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割裂。即便重建或重新安置，由于未能延续原有的地域文化和环境特征，新建的空间难以形成足够的场所感。原住民在新环境中无法找到情感归属，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在工业化的建设更新中被破坏。另一方面，在旅游场域主导的空间生产中，乡村因过分关注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历史文脉及传统文化价值，导致了“异质化空间”的出现。旅游业的流动性、现代性、以及资本与权力的双重扰动，加快了乡村空间异化的转变，引发了传统村落“生态文化空间的破碎化、社会文化空间的脱域化以及精神文化空间的无序化等问题”。

乡村场所的物质形态被异化成了视觉化、景观化的表征形式，成为视觉景观消费的空间。这对乡村文化和记忆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乡村场所精神的消失和群体认同的离散。当乡村文化价值被轻视的同时，还出现了价值取向的内卷化现象。乡村与城市的各文化元素相互内卷、内缠，形成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的状态。乡村空间的设计趋向于追随城市设计的风格，集中体现出“千村一面”的问题。当商业资本注入乡村空间的营造，乡村逐渐被异化为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乡村场所中的文化和美学特点被扭曲夸大，使其成为供城市精英消费的商品，转化为吸引游客并激起其消费欲望的工具。这一趋势使得乡村空间丧失了原有的场所精神，成为商业化、标准化的景观，反映了城镇化对乡村价值体系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承认差异是乡村场所精神的正义价值取向。哈维（Harvey David）认为正义是社会地理构成的信仰、话语和制度，体现了社会关系、竞争性权力构型与时间调节、地方物质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乡村场所的营造中，承认地理环境与族群价值两个方面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认同各地理区位中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差异，是实现乡村场所精神价值取向的宏观基础。不同地域的乡村拥有独特的社会特征和文化传统，这种多样性应被看作是乡村发展的优势而非弊端。通过充分认识和尊重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可以推动乡村场所的营造更好地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更有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再者，对于族群间的差异特征的承认，是实现乡村场所精神价值取向的微观基础。乡村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这些差异性构成了乡村丰富多元的文化面貌。通过正视并尊重这些差异，可以使乡村场所更好地自洽当地的社会生活，增强乡村共同体的凝聚力，实现更加包容、和谐的社区关系。

对于乡村差异的探讨并非仅限于描述和否定乡村场所营造中的非正义现象，而是应将差异视作更高层次同一性中的一个方面，延伸至对差异的承认。黑格尔认为真理存在于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之中。恩格斯在其思想中延续了这一观点，强调“同一自身包含差异”。非正义的乡村场所营造是客观存在的，这导致了资源分配的差异化，必然也带来了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哈维通过“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指出，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正义概念。简单地将权利还给村民并不能摆脱差异的现实，场所的差异是由“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的过程”所构建的。因此，将维系村落共同体作为乡村场所精神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标尺是合理的。认可并平衡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差异性是促进乡村场所公正生产的前提。维系村落共同体不仅涉及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关系，还包括与外部社会、生态和经济因素的协调。将维系共同体作为场所精神的价值取向，能够更好地应对乡村空间生产中的非正义现象，推动乡村场所精神的多元共生，实现更为公正和可持续的乡村发展。

三、生活、故事与信仰：乡村场所精神表达的路径选择

乡村作为文化地理学中的“地方”，既包含了有形的物质资源，也涵盖了丰富的无形文化资源。在乡村场所精神的表达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照搬”乡村资源，而应该通过审美再现的方式，构筑个体与场所之间的情感联系，使古老而深远的自然风物和历史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生活场景、民间故事、民俗信仰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风貌，它们也是场所精神表达的重要元素。通过空间生产的方式呈现这些元素，使场所精神在乡村空间中得以持久而有力地表达。

（一）乡村生活的在地表达

乡村生活是乡土文化的核心，包含着日常的农耕劳作、家庭生活和社区互动。以生活场景为元素的场所精神表达注重在地性，强调以人为本的空间营造理念。中国传统村落通常依山傍水，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天人合一的和谐画卷。这种自然观念在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利用上得到体现。浙江陈家铺村的云夕MO+共享度假空间就地取材，通过建筑设计再现当地村民的生活场景以表达场所精神。在四都山区，一直存在着采集山棕丝搓制棕绳的工艺，而棕丝编织的蓑衣仍然在村民中广泛使用。蓑衣是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常用的防水服装，是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实用工具，承载着村民对土地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基于此，云夕MO+共享度假空间在建筑外表面采用了长耐久性的棕绳，仿佛为建筑穿上了村民熟悉的“蓑衣”。这一设计不仅是对传统手工技艺的探索和弘扬，同时也体现了对当地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创新。通过将棕绳这一传统材料融入建筑外观，不仅赋予了建筑立面出人意料的质感和肌理，还将陈家铺村的日常生活元素与建筑设计相融合，成为传承在地文脉、表达场所精神的有效手段。

棕绳编织的云夕MO+共享度假空间建筑外立面（来源网络）

（二）乡村故事的情感表达

乡村故事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体验，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方面面。这些故事紧紧围绕着村落的历史、传统以及人物展开，包括神话传说、家族典故、人物传记等多样的形式。口耳相传的叙述方式使得乡村故事既成为过去生活方式和智慧的传承媒介，同时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和启示。

乡村故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承载的文化传统，更在于其对乡村风貌的构建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在场所中的再现，乡村故事激发人们对村庄过去和未来的情感共鸣。构建“想象共同体”是乡村故事在场所营造中情感表达的核心。这并非是为了通过建筑设计再现故事情节和符号，而是通过引导人们在场所中的情感体验，使之能够共同参与并共鸣于故事中。

然而，在某些乡村存在着乡村故事“标本化”的倾向，例如在建筑外墙上直接彩绘乡村故事。这种做法导致故事丧失了原有的情感倾向，且变得肤浅。实际上，表达乡村故事的情感需要超越简单的建筑符号。只有通过感知空间、参与社区和互动人际关系，才能真正将这些故事融入人们的情感体验。熊承霞等学者在探讨神话应用于乡村环境与建筑设计中时，提出吸收和利用“文化原型”与“象征指涉”理论，不仅能够创造出与环境相符合的物态、物品、物具，还能够通过设计创新，创造出共生共融的新神话。

（三）乡村信仰的互动表达

乡村信仰是村落共同体对神灵、自然力量的崇敬和依赖，包含宗族、宗教、土地神、自然神等多个信仰层面。乡村信仰为场所精神注入了宗教性和神秘性的色彩。这一信仰体系在村民的民俗活动中深深扎根，同时也在乡村的建筑和环境中得以生动表现。

宗祠、神庙等是乡村信仰的重要空间，承载着村民们集体祭祀、举行宗教仪式以及庆祝节庆的功能。这些场所往往通过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装饰元素彰显出信仰的庄严和神秘。建筑的选址、结构、雕刻等方面都受到信仰的指导，使得这些空间成为集体敬仰的象征，也是村民在信仰中共同参与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乡村信仰的仪式活动得以举行，场所精神在人与空间的互动中进一步凸显。村民们在这些场所中共同举办宗教仪式，庆祝节庆，完成了个体与乡土原乡的互动与精神联结，强化了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这些仪式活动既是对信仰的具体实践，也是人们在信仰框架下共同生活的象征。

安徽太阳乡重建的财神庙将传统的民间信仰活动与现代游客互动设施相结合，表达了自身的场所精神。在庙宇的重建中，空心砖墙被巧妙地运用，成为新的祈福设施。参与者将祈福文字写在红纸上，然后将其卷起并插入墙上的空心砖孔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墙上的砖孔会被红纸填满，建筑与参与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和互动生长的过程，将建筑本身与信仰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新的建筑形式和互动方式不仅延续了庙宇作为村民祈福信仰中心的传统功能，还将其打造成为访客与村民共同互动的空间。新财神庙的外观和祈福方式的更新，也使村民对乡村信仰空间有了新的认知，体现了场所精神表达路径的变革和创新。

重建后的安徽太阳乡财神庙墙壁（来源网络）

四、结语

深入研究乡村场所精神对于更好地引导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美丽乡村建设不能简单地借鉴城市的经验，而应当根据乡村的资源特点和场所精神进行精心规划。这不仅要避免机械照搬城市经验导致“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问题，也需避免在旅游场域中过度追求经济价值而导致“千村一面”的现象。

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基石在于承认和尊重乡村间的多样性，以及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共建。乡村并非是城市精英的“后花园”，更不是远方游子怀念和凭吊的“乡愁意象”。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必须关注和理解每个乡村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独特性，要在建设过程中引导村民参与，促使乡村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场所精神的、有机融入当地文脉的社区。

本文来源：《文化产业》https://www.zzqklm.com/w/wy/326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