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瞭望者--从美国大众报刊透视西方近现代新闻事业性质和功能的变化

在商业报刊逐渐显露弊端的同时,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日益被人们重新审视。大众报刊的兴起就是对自由至上主义的一种反动,自由至上主义让商业报刊趋向利益,而大众报刊重视公众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十世纪影响新闻事业的社会责任理论的萌芽。

一.大众报刊兴起的根源

除了思想土壤以外,大众报刊的兴起也离不开其他几个方面的源头涵养。首先是政治民主和舆论自由的政治环境,如普选权的扩大。因此,民众对政治和社会民生的关注度普遍提高;经济方面,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许多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全球各地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和大工业社会提供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经济后盾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第三个方面,是教育普及,它为大众报刊准备了优质的编辑和数目可观的读者群;第四,科技的进步为大众报刊的印刷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充足的新闻用纸。科技在通讯领域的突破让信息可以快速流通和传递;第五个方面,城市兴起,人口集中,为报业准备了读者群和发行区;第六,是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种公共文化氛围,即大众社会下产生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形成,更加助推了大众对于了解社会热点、信息公开交流、表达观点的平台的需求。以上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构成了大众报刊产生的土壤。

二.普利策与美国大众报刊

普利策是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他曾对新闻职业者的职能作过形象表述:"倘言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普利策的新闻思想至今还对新闻从业者有深刻的影响。他的比喻形象地体现了新闻职业者和媒体行业应该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并且也限定了新闻事业的功能,即--社会瞭望者。

从1878年普利策创办《圣路易快报》,到他逐渐站稳脚跟向纽约发展的《纽约世界报》。他的报纸一直是和谐的声音与辛辣的讽刺、揭露并存,他不仅善于利用煽情新闻,还有关于"耙粪"的著名事例,即《纽约世界报》为安装自由女神像而发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募捐运动,它的呼吁感动了广大民众。而普利策及其《纽约世界报》为此也赢得了人们的热心拥戴,受到读者的广泛尊敬,成为了大众报刊和报人的典范。由此可见,民众对反映自身利益的媒体力量是十分需要的,这反映出了媒体行业面向大众传播、重视受众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所谓"镀金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面对诸多社会问题,普利策及其《纽约世界报》对此进行的揭露与抗争,赢得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即所谓"大众"的信赖。从《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可以看出,它与商业报刊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具有明显的社会责任理念,它在诸多方面对政府进行监督,是社会的瞭望者。

但美国媒体在十九世纪"社会瞭望者"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黑幕揭发"体现出来的,因此不可否认,"瞭望者"的权力也应该被限制。社会瞭望者的含义应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要监督政府。另一方面,它的职能也被做了限定,因为随着政权的稳固,新闻事业不应该再成为政党相争的工具;同样的,对于"黑幕揭发"类事件来说,社会瞭望者也应掌握好分寸。这正如社会责任理论所认为的:"位于政府之下,拥有特权地位的媒体,在当今社会具有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前提是,自由与责任相伴而生。"

三.透过大众报刊思考西方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变化

十九世纪,新闻事业的性质从政党喉舌到资本家赚取利益的工具又演变为大众媒介。如《美国公报》可以看作是联邦党的机关报,它得到了汉弥尔顿的资助,并由约翰·芬诺编辑。它的创刊源于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后来还跟随华盛顿总统迁到费城;而《纽约太阳报》则是商业报刊的代表,它是本杰明·戴在1833年创办的,它的零售价是一分钱或者一便士,故称"便士报"又称廉价报纸。它的成功,从新闻业务上看大致归因于两点:第一它改进了报道内容。它改变了政党报刊的政论作派,不用强制的手段将自己的一党之见强加给读者,而是迎合读者的需求和喜好,刊登不同风格的社会新闻以及一些耸人听闻的黑幕新闻等。甚至为了吸引读者,它还不惜编造假报道,如"月球骗局"。第二,《纽约太阳报》革新了发行的方式,首创了街头零售,并且报纸的零售价格低至一便士,这让每个阶层的人都可以消费的起,也把报纸这种媒介更好地推向了大众。这样的方法扩大了报刊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对报刊新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报刊职能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深刻变化。

总结来说,新闻事业的功能从政党互相攻讦的工具转变为经济工具又转变为社会瞭望者;商业报刊将报纸的重心由政论转向新闻,而大众报业又将报纸变成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介。近现代西方新闻事业功能和性质的演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政权巩固的结果,是工业文明深刻改变社会的表现。同时,新闻事业性质和功能的演变也在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它促进了政治舆论环境的形成,迎合了民众政治参与、表达政见的需求,它促进了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发展,让民主和自由被推广。

大众报刊既不是政党表达政见之争的工具,也不是资本家追求利益的手段,它的职能是一种进步。虽然"揭黑"使政府与媒体和大众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任由市场的自发性操控媒体,将对现代民主政治造成伤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迎合了民众对社会改革的迫切需求,这也是媒体更加重视社会责任的表现。

正如虽然社会责任理论现在仍然主要是一个理论,但它指明了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方向。虽然西方媒体所想象的公共福利还没有真正符合公众的利益,但之于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无疑是一种进步。虽然现在西方的传媒业仍然是自由主义与社会责任理论并行的时代,但大众报刊的功能与社会责任理论内容的诸多重合和大众报刊在当时的巨大发行量说明了媒体重视社会责任和公众意识的必要性。重视公众意识不仅仅适用于当时的美国和当时的大众报刊,它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无论新闻事业发展到哪个阶段,社会责任理论都是一个优秀的媒体所必备的。重视公众意识,坚持事实报道,是对读者的尊重,是职业原则,更是传媒行业最应具有的可贵精神。

十九到二十世纪,美国大众报刊对政府的揭露不仅是维护自身自由的需要,而且是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制衡力量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该力量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同时,这种情况也预示了西方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话语权不掌握在少数人或某个政党的手中,随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话语权终属于公众。如今,现代西方媒体需要做的就是把控好市场的自发性对媒体的控制,让自身在经济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寻找到利益平衡点,良性履行"社会瞭望者"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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