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过程理论视域下记者“新闻民工”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

新闻民工分为两类，一是“民工身份”的记者，即没有底薪、按稿计酬、不能享有编制内同行的福利待遇；二是“民工心态”的记者，他们基本可以享受编制内同行待遇，但仍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和职业地位受歧视。[1]作为一种角色认知，“新闻民工”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改革对记者新闻理念产生的影响，也彰显了在生存理性和经济利益实践逻辑作用下的记者的“劳动者”身份。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媒市场化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负向张力日益增大，媒体行业的资本性质和新闻记者的知识劳工面向逐渐凸显，“利润最大化”和“工资最大化”成为劳资双方的直接追求。资本家若要将劳动力转换为具体劳动成果，需要对劳动过程进行系统式的控制。[2]常凯认为，“利润最大化”和“工资最大化”之间的矛盾与生俱来，在互相角逐的过程中，如果两者的力量或利益对比差距过大，矛盾便会激化和公开化，出现劳资冲突。为了调和冲突，媒体开始对新闻生产的劳动过程进行控制。[3]所谓新闻生产的劳动过程，是指新闻记者作为劳动者生产新闻并使新闻作品社会化的建构过程，这包括新闻议题概念的产生、新闻记者采访、编辑、撰稿、完稿等“执行”过程，以及媒体组织的把关和协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可能采取各式各样的劳动控制方法，在确保记者的劳动力能顺利转化成符合要求的劳动产出的同时，使媒体组织的剩余价值有效化和最大化。吴育仁指出，新闻记者将“知识”的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产出的劳动过程，也同样会面临到雇主管理问题，以便达到一个有效率、可预测、可控制的“转化”过程。[4]在这过程中，媒体往往会运用弹性雇佣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和传播技术手段来对新闻生产进行控制，而这种控制也直接形塑着记者“新闻民工”的角色认知。

本文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为研究对象，围绕“新闻民工”角色认知的形成这个研究主题，借助劳动过程理论来探讨两个问题：1.如何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理解记者的“新闻民工”角色？2.记者“新闻民工”的角色认知是如何产生的？论文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法，五位访谈者分别来自《SX日报》社、NT广播电视台、CZ电视台、HA广播电视台和《HH晚报》社，每个人的访谈时间为2小时。应访谈者的要求，文中将以媒体+姓氏的拼音第一个字母来代替访谈者，比如《SX日报》社报社的访谈者即以SX-K来表示。

一、弹性雇佣制度的权力收编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传媒市场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传媒用工机制的转变，即合同聘用制和绩效考核制成为主流，其特征是多重、灵活和弹性。[5]这体现在记者只要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或固定的工作时间长度，就可以灵活、自主地选择工作的具体时间安排，以代替统一、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表面上看，弹性雇佣制度下的记者拥有了时间支配权，但是这种自由却以“例行化的权力收编”为代价。因为，采访工作具有多变性和随机性，报社会通过工作流程的例行化和规范化将新闻记者流动的时间与空间收编于庞大的劳动体系下。

“节目是晚上6点播出，我一般会在上午把采访和拍摄工作都结束，然后尽量在下午1点之前回到台里，中午我一般是不休息的，随便吃点东西就开始干活。”(NT-G)

“我是一个时间观念比较强的人，工作比较有计划。这是我上周的采访记录：8：00骑车到达台里，打卡、开门窗，检查一遍今天的工作计划，把计划交给主任；8：30主任审核通过，签发‘设备提取单’，到设备室，领取‘摄像机以及各种配件一套’；9：00出发；10：00～17：00采访和搜集素材，中间与主任通过一次电话是关于采访的角度问题；17：00写300字左右的新闻稿，e-mail给主任；18：00对照主任的意见修改稿子，e-mail给配音主持；19：00随便在车上吃点东西，然后眯了一会；20：00回到台里，打开机房、导入素材系统、稿子打印、下载主持的配音、剪辑素材、对轨、字幕、马赛克处理、工程打包，完成以后关机房；21：00约同事出去吃饭，一边吃一边在头脑中理一下今天的采访思路，打算出一后续报道；22：00回家洗澡、玩游戏、睡觉，手机开机，随时等待召唤。”(HA-W)

以上两位记者看似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但是例行化的新闻生产劳动已经使他们被收编到媒体的监控机制中。正如福柯所言，劳动者的主体性在“规训机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凸显，由面对面地可视监控到“可察觉而不可见”的监控机制，再到被监控人的自我驯化，呼应了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收编的互动。而权力运作也从一种显而易见令人惧怕的形式表现，转变成隐形却有更大操控力量并且不被察觉的形式。[6]同时，在记者执行采访任务的过程中，记者要随时向编辑报告行程、动态、计划，如果遇到难以把握的问题，记者要请示领导之后再做决定。在这些规则机制的安排下，记者还有一个硬性任务就是必须要赶在截稿时间之前上交稿件，这个时间性规范也是记者要严格遵守的最低标准。媒体管理者正是通过灵活运用这些控制技巧消弭记者劳动过程中劳动力提供的不确定性。

为了消弭这种不确定性，弹性雇佣制使记者的工作时间变得毫无规律，工作强度增大，这在社会新闻记者和特稿记者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我刚进报社的时候，跑的是社会新闻，整天除了出去跑新闻就是在办公室写新闻。记得有一次我连续工作时间达到20个小时，最后人都快撑不住了，交完稿子后累到医院去输液。”(HH-X)

“该你完成的任务，你当然要完成啊，除非是领导额外给你安排的任务。不过即使这样，加班费什么的你也不好意思主动提出来，领导想起来了就给，想不起来就算了。我们这行业，还真没听说过给加班费的。”(HA-W)

这种无规律的工作时间和强度使国内的记者健康状况堪忧。据深蓝财经记者社区近期发布的《2016年中国媒体人健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每天工作超8个小时的占到83%，60%的人晚上12点以后睡觉，肠胃病、肥胖、高血压成为媒体人最普遍的问题。[7]

“把新闻记者称为‘民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行业还是比较辛苦的，熬夜、加班、出差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一工作起来根本就忘记了时间，写完稿子快到夜里12点了还没吃饭是常事。我们特稿部门的记者大多患有胃病。”(SX-K)

除了弹性雇佣制度，中国媒体中还有部分人依然在享受编制内的“铁饭碗”。在笔者访谈的5位记者中，有3位是事业编制，2位是聘用制，即所谓的“在编”和“非在编”。在稿费考核标准一致的情况下，编制内人员的工资体系参照国家公务员执行，享受住房公积金、医疗补贴、车补，而编制外的只有底薪加提成。作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弹性雇佣与编制内“铁饭碗”的并存造成了媒体组织中“同工不同酬”的用工现象，这种不平衡和被剥夺感也更加固化了“新闻民工”的身份意识——收入少、地位低、权力小。

“在编和不在编的待遇相差蛮大的。我当时硕士毕业是考进我们单位的，所以有编制，那些没有编制的待遇大概只有我的一半。”(SX-K)

“不在编的记者被解雇可能是常有之事。这几年分给我们报社的事业编制名额越来越少，今年1个都没有，全部是企业化聘用，分为人事代理、劳务派遣、挂靠公司等形式。”(HH-X)

传媒市场化后，所谓“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对“在编”人员影响不大，因为“在编”就像是一道护身符，即使有变动，也会因为编制的身份给予相应的安排。而推向市场的往往是“非在编”人员，首当其冲地被淘汰。媒体“转企”口号以“雷声大雨点小”的姿态缓慢推进，编制仍是横亘在新闻记者面前的一道槛。

“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不到4千元，年底可能还有一点绩效。这点工资还不够买1平米的房子，而那些在编的跟我干一样的活，工资却5千多，心里面始终觉得不平衡。对于我来说，这份工作也就是一个谋生的饭碗，也没有什么感情和安全感，有适当的机会，我会考虑去别的行业”。(CZ-Q)

“我2004年进单位的时候就没有编制了，现在我们台分为在编、公司编制、台聘、临聘和部聘这几种，没有编制的工资大概是有编制的6折吧。我也干了十多年了，但是我还是一个为别人打工的体制外人员，没有住房补贴、公积金和医疗福利，不患寡患不均，要不是有一点新闻理念撑着我继续做下去，我可能前几年就不干记者了。”(NT-G)

臣服于体制框架的弹性雇佣制造成了媒介组织内诸多的不平等。曹晋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产业中，弹性雇佣意味着终身保障的解体，文化劳动者成为临时的、可替换的劳动力，而他们的劳动价值则迅速遭遇贬值。[8]新闻行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新闻民工”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弹性雇佣制度”的直接催生品。

二、绩效考核制度的压力与“打工心态”的形成

Edwards认为，除了控制之外，一个完整的控制体系还包括考核与惩处。作为一种衡量、评价、影响员工个人表现的正式系统，绩效考核以合同的形式，规定了员工的职责和任务，不仅可以提升员工工作的有效性，也为员工的转岗、加薪与解聘等人事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9]从1980年开始，媒体的产业性质开始凸显，新闻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成为记者工作能力的外在表现，而绩效考核制度正是量化这种“表现”的有效手段。手段之一便是“工分制”，即工资与工分挂钩，在完成最低工分要求的基础上，工分越多工资越高。“工分制”也由此成为媒体对新闻记者行使的评鉴权力。

“在我们单位，记者转正后每月最低任务值是3万分，1字1分，如果完不成任务将只能拿到基本工资的30%。我记得刚工作的时候，由于写的新闻稿质量不高，经常被毙，那个时候我每个月的工资才1000元左右。现在，我每月要见报约3万字才能完成基本任务，加上周末、节假日、请假、毙稿等因素，我每月码字要远远超过3万。”(SX-K)

在考核压力下，“码字”成为记者最直接的劳动形式，“新闻民工”的劳动特点逐渐凸显出来。

“记得是7月26号吧，那天非常热，我一整天扛着摄像机在太阳底下跑，中午又没吃饭，然后就中暑了。要不是同事及时把我送到医院，我那天真有可能就捐躯了。为了身体，接下来的几周就没怎么干活，所以那个月工分比较低。”(CZ-Q)

“在媒体行业，真的是女的当男的用，男的当牲口用。作为一打工仔，我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苦，睡得比狗还迟。每月初一想到这个月的任务量就开始担心，怕完不成，而忙的时候又累得要死。我感觉自己都有点抑郁了，有时真不想干活，但是不干活就没钱。”(HA-W)

绩效考核使新闻生产的劳动发生了异化，新闻的公共物品属性逐渐让位于记者生产劳动的效率以及制造剩余价值的商品性，记者沦为疲于赚“工分”的高级打工仔。而在纸张设备涨价、人工成本增加、行业流动性加快的市场环境下，媒体行业开始以裁员、减薪、缩版、降低考评分值、多元化经营等手段来应对竞争，实现利润最大化。

“我现在的任务是多赚工分，但是工资并没有涨多少，传统媒体行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我们从原来超过基本分1分价值30元降到20元，一条整版稿子的分数由原来的最高30分降到20分。我这个月3万多分，到手的工资只有4000块钱，除去房贷，也剩不下多少了。”(HH-X)

不过绩效考核也使人脉广、能力强的记者脱颖而出，他们不仅收入高，领导信赖，也容易实现职称的晋升。

“分数高不代表稿件质量高，我的一个同事没有多大新闻价值的事情，他都能选择一个角度去搞个新闻，虽然每个月工分都比较高，但是稿件质量很一般。不过这也说明人家能力强，去年也上了高级职称。工资涨了，话语权也有了。”(HA-W)

绩效考核使记者行业的生态越来越具有“丛林法则”的特点，这也导致部分记者逐渐被边缘化，职业焦虑和职业流动成为媒体行业的普遍现象。

“我是否会一直干下去，还是个未知数。这么多年下来，我的新闻激情和理想早已经被磨光了。和我一同进来的同事，有的混成了领导，有的去搞房地产了，有的进高校教书了，而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也许这个圈子真的不适合我……”(NT-G)

在媒体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新闻记者被改造成“自由”劳动者，而出于稳定感和归属感的需要，他们却日益向权力靠拢。[10]

“对我们的考核，除了字数、则数、独家、见报率等硬性指标外，还包括工作态度、宣传效果等软性指标。其实，这些软指标都具有可操作性。因为给我们评分的就是部门领导、主编和一些职称高的老记者，只要跟他们关系搞好了，分数还会低吗？”(HH-X)

作为权力的表达和彰显，绩效考核的实施还牵涉到利益的交换和分配，是政治经济学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成功实践：媒体管理者成为老板，记者则是为其打工的“新闻民工”，而这种雇佣关系也可能进一步诱使记者为“工分”和经济利益去制造新闻。

三、传播技术手段的应用与控制网络的编织

技术是解放了劳动还是控制了劳动？这个迷思一直是学者研究的主题。杨逐原认为，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的作用下，社会价值生产的核心力量发生了转变——工厂中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逐渐被信息通讯领域的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代替。[11]在传媒行业，传播技术的发展，为记者的新闻生产劳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媒体更有效率地管理记者提供了快捷方式。早在1983年，Olson就提出了信息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他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藉由计算机信息技术与电子通讯设备的劳动给付型态，排除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电传劳动成为可能。[12]吴育仁在对台湾地方新闻记者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之后发现，报社对新闻记者的控制模式，广泛运用了手机、计算机编辑、电子邮件、电子账号、电子公告栏等信息技术。[13]媒体管理者运用这些技术编织了一张绵密的监控网络，在这张大网之下，新闻民工们既为提高收入努力，也为获得自由而奋斗。

首先是手机的全天候遥控。与以前的座机相比，媒体管理者利用手机可以对记者进行无远弗届、时时刻刻的控制，“接电话”甚至成为了记者的使命与梦魇。

“我们单位规定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还不允许不接电话，遇到党代会、人代会或突发重大事件，不管你在干什么，只要主编一个电话过来，你必须过去。”(SX-K)

“去年我休假，一家人到海南去玩，正带着女儿在沙滩冲浪呢，老婆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是部门主任的，心想肯定没有好事。果然，让我立马赶回去，说台里安排了一个采访任务很紧急，让我跟他一起去出差。唉，一家人的好心情都被这个电话给搅了。”(CZ-Q)

手机消解了新闻发生的“不可控性”，也延长了记者的劳动时间。正如斯迈兹所言，除了睡眠其余都是工作时间，即使是睡眠与娱乐也是在为工作时间补充能量，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14]

其次，计算机采编系统记录所有新闻生产过程。记者通过媒体指定的账号进入这个系统，在进行新闻生产的同时，系统也记录下了完整的劳动过程，包括新闻数量、内容、字数、照片、上传时间、编排过程等等，这有助于媒体了解和掌握每位记者的所有劳动过程，并作为绩效评估的依据。计算机采编系统以客观的记录取代了主观的人为操作，但是却加强了对记者的监控效果。这种系统俨然成为一种权力，记者在经历一套规定流程之后产生了自我控制的内化规训，使得身体成为乖顺的身体。

“我们报社前两年就开始实施无纸化办公了，安排任务、写稿、编辑、上传稿件等等都是在采编系统里面完成。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账号，密码是自己设定的，登录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工作了。”(HH-X)

“我们台只有一套采编系统，所有记者都得通过这个系统来完成工作。不过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互相之间无法看到对方的稿件，当然就不能互相帮助了，除非我把自己的账号和密码给他。不过部门领导有这个权限可以进入系统去审查所有的稿件。”(CZ-Q)

“这种方式有利也有弊，优点是方便易操作，所有的过程都有记录可以查到，缺点是不够灵活和人性化，始终觉得有被领导监控的感觉。”(HA-W)

最后，电子公告栏曝光记者的劳动成果。媒体一般会把记者每周的工作情况通过电子公告栏公布周知，包括新闻字数、则数、独家则数、照片张数、休假等情况，有的甚至会把记者的劳动表现和领导评价也予以公布，这不仅使管理者直接掌握劳动过程中新闻的产出阶段，也让每位记者曝光在自己和同事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中。

“我们报社的电子公告栏公布的信息很详细，做的好的话名字后面有一个笑脸，如果因为某件事情被扣钱或者被批评了，后面就是一个哭脸，很形象吧。”(HH-X)

“我还是蛮在意公布栏上的内容的，因为那个是向所有人曝光你的工作情况，如果一直做的好就可以积累口碑，口碑就代表了能力和荣誉。”(SX-K)

Swell认为，信息科技的运用，使得劳动控制产生质性革命。信息科技强化劳动控制的全面性，使劳工想象自己时时刻刻受到监控，进而产生自治或自我控制。[15]电子化包装的控制工具，强化劳工的自我规训，强化管理控制的效果。对于记者而言，媒体管理者利用传播技术手段编织了一张控制网，可以随时支配记者的劳动过程，使记者处于待命工作之中。同时，这张网还具有舆论的效果，使记者的劳动过程曝光在所有人面前。他们劳动的成果，不仅受到媒体管理者的评断，也受到同事间的议论。这种舆论压力，反过头来，强化了传播技术控制的效果。

Storey认为，在新闻记者的劳动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乃是一个控制、压抑的结构或关系。[16]作为中国特有的名词，“新闻民工”凸显了记者的“劳动者”身份，是指那些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媒体运用弹性雇佣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和传播技术手段对其劳动过程进行控制，进而使生产新闻异化为谋生手段并具有“打工”心态的记者。但是，有控制就会有反抗，正如Thompson等学者所阐述的，劳工在任何权力架构下，仍可能因自身主体性的展现，而呈现出思考和行动的自主性。[17]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新闻民工”也并非完全成为“乖顺的身体”，他们把多发稿、发大稿和规避报导风险作为自己的生存追求，同时也会合理运用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稿件注水等投机行为来反抗媒体的控制，[18]从而体现一种自主性。访谈人向作者透露，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也会投机取巧，比如我会把以前拍摄的素材适当编辑一下穿插到片子中，或者找路人摆拍一下，只要不是太过分，领导有时候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NT-G)

“分数不够的时候，我也会跟要好的同事合作，比如加个名字，这样一篇稿子的分数两人平摊，下次的时候，我的稿子再把他的名字加上去，这样的话又不违规。”(CZ-Q)

“版面就那么多，并不是所有稿件都能上，所以得有技巧，比如尽量配图、党政新闻中突出领导发言内容、社会新闻要起个夸张的标题、多用当事人的说法和意见、叙述风格要有特色，这些会让新闻稿更有活力和个性，当然就容易被编辑选中，咱们的读者也喜欢。”(HH-X)

“一个老记者曾经教我稿件注水的方法，比如为了增加字数和看点，把‘某表示(认为)’替换成‘某某某(全名)对本报记者表示(认为)’或者‘某某对本报记者独家透露了其掌握的内部信息’。不过有的注水方式可能会违背新闻原则，比如把普通人的说法转换成‘xx专家表示’，未经证实的信源转变成‘据可靠消息称’，其实，注水的目的就是让新闻与众不同。”(SX-K)

由此可以看出，在“打工”心态的操纵下，记者的个人生存理性和经济利益的实践逻辑往往会凌驾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之上，“新闻寻租”“新闻媚俗”“虚假新闻”等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而且，近年来，迫于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作为最能够彰显媒体社会责任的深度报道，面临“被压缩”“被删减”甚至“被撤稿”的命运，有“良心”的记者在现实面前也逐渐变得“心凉”。

记者“新闻民工”角色认知的出现，把记者作为“劳工”的本质从后台拉到了前台，使新闻生产过程的劳动控制特征展现出来。控制和反抗往往是相伴相生的，但是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传媒市场化的经济格局的共同挤压下，记者的抗争意识始终未能凝聚成一种“共识”，只是局部和碎片化地出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和重构中。伴随着劳动控制的过程，记者已经被体制逐渐规训，并服膺于“新闻民工”的角色认知。“在成为一名记者前很少会考虑到新闻纪律，认为只要是对的，就可以去报导。现在意识到‘采访有边界，宣传有纪律’，是需要时时刻刻‘戴着镣铐跳舞’的。干了这么多年记者，这种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到我的工作中去了。”(SX-K)记者成为“一个栖身于体制之中，却只能在精神上游离、逾越于体制，并对其进行怀疑、否定、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的知识分子形象”，[19]新闻民工的角色认知是这种形象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