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

今年年初，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公布了2016年世界年度热词。之前呼声甚高的“脱欧”(Brexit)意外落选，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显而易见，“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这两起极具争议性的新闻事件，是“后真相”一词大行其道的主因。据谷歌搜索(Google Search)统计，该词在上述两次事件后使用量激增，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集中反映了近年来世界政治格局波谲云诡的状态。此概念是研究以脸书、谷歌等平台型媒体为主导的新型政治传播生态的主要切入点，具体而言是指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当下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乃至阴谋论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的观点或偏见，或为攻讦抹黑对手，或为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受众在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日趋消解的状况下，难以个人能力辨别观点真假，往往服膺于社交媒体“小圈子”中散播的情绪、立场或刻板印象，从而做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主观判断。借助于社交媒体海量传播的“后真相”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引以为傲的“知情的民主”最终演变为“盲情的媒主”，导致“黑天鹅”式的事件和人物频出，成为政坛的“新常态”。

本文从“后真相”这个对传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产生颠覆效应的概念入手，通过对网络化公共领域、极化、另类空间等近年来西方政治传播领域相继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梳理和分析，为我国学界探索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时代背景下政治传播理论框架的重建和研究路径的重构提供借鉴和启迪。

二、“后真相”：理论溯源和内涵透视

“后真相”原本用来形容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所产生的“强大影响”而言，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形成只能产生“有限影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一篇文章中，被赋予“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含义。2016年8月，《纽约时报》刊发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Aug.24，2016)的时评指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无需像纳粹德国那样使用“黑色宣传”来蒙蔽民众，而仅仅需要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的议题来迎合当下民众的关切热点和情感诉求，由此挑动起与之相关的“情感化想象”，从而放大和强化某种观点与偏见。由此，情感与想象便成为了新闻的核心与重点，事实和真相却逐渐“下旋”，被遮蔽、被忽略、被消解。今年年初，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又提出“替代性真实”(alternative realities)的概念，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相抗衡，将“后真相”的概念推进一步，直接用作美国新政府执政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的泛滥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盛有直接联系。当今此类媒体已经取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欧美国家选民主要的新闻来源，脸书、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占据了新闻流量的80%，广告收入的90%，传统主流媒体已经被挤到了几无“立足之地”的悬崖边缘，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是“生存困境”，过去15年间，报纸广告收入从约600亿美元跌至200亿美元，几乎将此前50年的收益全部抵消。更严重的是，传统媒体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困境”。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统计，在尼克松执政的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达到了70%以上的峰值，而2016年则跌落到32%的谷底。

2016年4月，在旧金山举行的“脸书年会”吸引了众多媒体大佬前往取经，向这家拥有超过20亿全球活跃用户的史上最大媒体学习如何打造出高流量的内容产品。会上用于案例分析的是一款爆红的视频直播。两名网站编辑在“脸书直播”平台上展示用橡皮筋绑住西瓜，直到其爆裂。这段毫无新闻价值可言的视频竟然吸引了超过80万用户实时观看，点击量超过千万。这段视频形象地说明了当今社交媒体以“吸睛效应”“流量导向”为圭臬营造出的传播生态。

但仅仅几个月后，比“西瓜视频”更劲爆的新闻事件相继出现。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选，整个西方世界被社交媒体这只无形之手搅得天翻地覆，传统政治体制、主流媒体乃至于核心价值观都几乎变成了那只被一步步缠绕收紧直至爆裂的“西瓜”。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后，社交新闻网站“嗡嗡喂”(Buzzfeed)编辑克雷格·西尔弗曼(Craig Silverman)撰写的系列调查报道中披露，脸书等社交平台在总统大选期间传播、散布了大量误导性新闻。不少持极端右翼立场的网站以工业化流水线模式生产各种“后真相”，借脸书等全球性社交网络广为流传，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到东欧的马其顿，皆成为制造和传播“后真相”的基地。西尔弗曼的调查显示，在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极端右翼网站“自由日报”所推送的消息，其平台上的点赞数、分享数平均为主流新闻媒体CNN的19倍，但其中一半以上的信息都是虚假的或带有误导性的。

有鉴于此，“后真相”这个概念获得大行其道的空间。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新闻信息逐渐碎片化，假新闻、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的趋势。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了“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加之“沉默螺旋”“寒蝉效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益发凸显，人们为了留在“朋友圈”内，忌惮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面临要么退群，要么“被请出”的结局。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等负面效应加剧了社会群体的撕裂，动摇了欧美民主政体的根基。

造成“后真相”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交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其基本原理是收集用户的所有状态更新，包括其转发的新闻以及点赞和评论等，这些数据会被转化为相应的分数，这个分数决定了该条信息能否成为脸书向其用户推送的热门新闻(trending news)。美国大选结束后，脸书因传播假新闻而受到舆论指责。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berg)辩称，脸书推送的假新闻只占其信息发布总量的1%。但即便是这些1%的假新闻如果失去了传统把关人的监督，便会以病毒式的几何级数海量传播，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迫于舆论的压力，今年4月，脸书决定强化人工编辑的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扩编内容审核员队伍，由最初的1 500人逐渐增至8000人。

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本身也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这些由人工智能系统向受众推送的所谓“新闻”，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与价值判断而被选中，公众完全不知情，这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受监管的区域，而且这些系统的内部工作机制完全不透明。虽然把控这些平台的互联网技术新贵们多次宣称，这一算法机制是公平且公正的，但却一直以“保护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公开其运作过程。这样一来，受众就无法确知他们是否与政商权贵产生勾连。显而易见，用户通过平台看到的那些新闻也许只是利益集团想让他们看到的部分真相。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上开展的“百家争鸣”也会因隐性的舆论操控而异化为网络“喷子”主导的“口水战”，异议则会化为沉默的螺旋而逐渐消音，最终导致自由和民主的根基被逐渐侵蚀。借用英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的比喻，这种“算法利维坦”将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兴起而扩张为一种新的霸权。算法成了上帝制造的“技术神祇”，方便人们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中恣意遨游。但与此同时，算法还是由人来创造与运作，也就具备了半神半兽、善恶兼备的双面效应。它在给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操控乃至吞噬人类。

从历史和哲学的宏观层面来看，“后真相”概念的勃兴也符合西方主流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总体演进趋势。按照现代主义的思路，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闭合的体系，只能有唯一、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是开放的系统，因此对它们所做的阐释便具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真相是至高无上的。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基础，新闻报道又是客观事实的表征，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拥有还原事实、阐释意义的绝对权威，这也是西方客观新闻学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后真相”营造的舆论生态却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再阐释”——或许是严肃的深挖或探究，或许是故意的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逐渐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拥有阐释意义的权威，而把对真相的解释权让渡给了原子化的平台型媒体。

总而言之，在现代主义引领的大众传播时代，客观新闻学奉总体化、同一性、体系化、权威性为圭臬。而在以社交媒体为中心的时代，以后现代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对话新闻学”则占据了主导地位，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媒介传播的主要特征。简言之，“后真相”正是后现代主义引领下“对话新闻学”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交平台的兴起彻底颠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道统的一个典型例证。

三、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

2016年“后真相”引发的冲击主要集中于政党竞选活动，因而对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政治传播领域所产生的震荡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来看，重构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努力要追溯到社交媒体崭露头角的十年前，大体历经了以下几个阶段：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networked public sphere)、不对称极化理论和另类空间理论，再到新近出现的“后真相”概念。

政治传播领域的诸多经典理论，例如议程设置、框架和索引(indexing)等等，大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内，绝大多数公民处于共同的、一致的公共领域(Bennett，2017)。不少学者认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打破这样的假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效力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研究所的知名学者杨采·本克勒(Yonchai Benkler)。十年前当社交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他就提出，数字传播生态圈中分散各处的“基于共同体的同侪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这一新型信息生产方式打造出了一个“网络化公共领域”。与以传统主流媒体为平台构建而成的公共领域相比，网络化公共领域可以吸纳更为多元化的观点表达路径，催生更为民主化的政治参与模式，同时更不容易受到政治和资本权力的操控(Benkler，2006)。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网络部落化、碎片化的说法，强调赛博空间中的“吸睛主干”(attention backbone)——即那些关注度较高的主流网站——为公众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关切和文化体验，从而为构建和夯实网络化公共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克勒关于网络化公共领域的早期理论建构主要基于对两个典型案例——“抵制辛克莱运动”(the Sinclair boycott)和“帝博德投票机丑闻”(the Diebold voting machine scandal)——的研究。他发现，在这两个网络群体性事件当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者、策划者或是协调者。分散各处、能力迥异的个体网民基于自身的情况各自分工，采取差异化的行动。有人存贮文档，有些人解密文件，有些人联系广告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些事件的网民大都素不相识，借助于网络形成了临时性的、松散化的共同体，整个“同侪生产”的过程鲜有传统政治社会运动中精心的组织和周密的协调，但却最终实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达成了运动的目标。借用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的表述，数字媒体的兴起改变了政治社会运动的模式，由基于传统媒体生态的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演变为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平台的“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Bennett & Segerberg，2012)。

但是，“抵制辛克莱运动”和“帝博德投票机丑闻”的参与者大多是美国的左翼自由派人士，由这两个案例得出的信息流动的结论可能缺乏代表性，难以推广。面对上述质疑，本克勒又分别考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广泛参与的有关“取缔盗版和保护IP法案”和“网络中立法案”的公共讨论等案例(参见Benkler et al.，2015；Faris et al.，2015)，进而得出结论：网络化公共领域的政治话语和集体行动可以超越党派意识形态，以“基于共同体的同侪生产”方式自发组织起来，展开更为个人化的“连结性行动”。

本克勒结合计算机科学领域有关互联网链接的研究，归纳和总结出了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信息流动机制：网站按主题、组织或行业聚成不同的“集群”(cluster)，导入链流量巨大的集群——例如，以传统主流媒体或政府部门为轴心的集群——占据互联网顶层，而导入链流量较小的集群则居于底层。无论在顶层、中层还是底层，每一个集群中的少数核心网站吸收了该集群中的大部分导入链。在顶层和中层，网站的导入链则呈“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而在底层，网站的导入链分布介于“幂律”和“正态”等两种模态之间。这种独特的链接结构使得来自互联网底层的信息可以通过公众的“同侪生产”和“群体过滤”等机制在短时间内引爆舆论。

本克勒关于网络化公共领域的理论构建包含了三大核心概念——合法性话语、集体性智慧以及多元化观点。首先，政治话语和集体性行动是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合法性边界内展开。本克勒所重点研究的四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普遍尊重事实，强调客观性和理性。正因为这些事件的诉求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价值观共识，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从其爆发之初起就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其次，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信息过滤机制依赖公众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Benkler & Shaw，2015)。网民依靠互联网的“对冲”和“自净”机制，可以自发地识别出专家和意见领袖，并筛选出真实可靠的信息。第三，和以传统主流媒体为核心而搭建的公共领域相比，网络化公共领域不受版面和时段的限制，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多元化的观点表达和交锋。在上述四个案例中，即便是持相同立场的网络参与者也能够表达不同的观点、尝试不同的行动方案。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网络参与者也能够将不同的个人或组织推向舆论的聚光灯下，成为赛博空间中的“政治核心”或“意见领袖”。总之，本克勒界定的网络化公共领域是一个高度动态化、多元化的舆论平台和行动机制，是互联网民主政治的轴心所在。网民在理性的话语边界里发挥集体智慧，权衡不同观点，尝试不同方案，以螺旋化自下而上的方式筛选、传递、放大最具价值的信息，从而达成共识，最终实现目标。

四、网络空间的不对称极化

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深入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其复杂性和破坏性也表现的愈发显著，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质疑。他们认为，随着网络舆论场的“极化”趋势益发凸显，所谓“高度动态化、多元化的网络化公共领域”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近年来，美国政治生态中的“极化”趋势愈演愈烈，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断扩大，受众对党派新闻的需求催生了一大批带有鲜明党派色彩的网络媒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16年总统选举中名声大噪的“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Bennett & Iyengar，2008；Iyengar & Hahn，2009)。相较于传统媒体，数字媒体可以使用户轻易地过滤掉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Aelst et al.，2017)，尤其是社交媒体普遍使用的算法推荐更是加剧了选择性接触，公众更不容易接触到和自己意识形态相左的信息(Flaxman，Goel & Rao，2016；Sunstein，2017)。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的极化并没有生成两个完全对称、相互制衡的公共舆论场。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分别主导的网络空间里，信息流动和观点分享的机制大相径庭。在此背景下，包括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的首倡者本克勒在内的学者将其进一步修正为网络空间的不对称极化理论。许多学者就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验证和深化。

首先，自由派主导的网络空间内部参与度更高，互动性更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更平等，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也更为多元化。相比之下，保守派博客的信息发布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旨在强化线下合作和组织；而自由派博客的信息传播更注重线上互动，强调多元和平等(Bowers & Stoller，2005)。有学者对16个最有影响的政治博客和147个影响力平平的政治博客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保守派的博客更倾向于彼此相互链接或引用，却很少与受众进行互动，几乎不会去主动征询后者的意见与反馈(Wallsten，2008；Karpf，2008)。还有学者分析了150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博客的背景、组织架构、互动模式、内容和界面设置，指出保守派博客通常由少数几个人运营和维护，表达的观点较为单一，通常会将非博主的用户原创内容边缘化(Shaw & Benkler，2012)。

其次，网络空间的不对称极化还体现在其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保守派的网络空间更为内卷化、封闭化，除了对主流媒体和自由派媒体进行诋毁和攻击，很少与他们进行理性和严肃的互动。相关研究表明，推特上的保守派网民与自由派网民相比，前者在政治议题和非政治议题上较少进行跨党派的信息转发和观点分享(Barberá et al.，2015)。还有学者对2016年大选中推特和脸书用户转发新闻报道的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转发保守派媒体报道的网民与转发自由派媒体报道的网民相比，前者更不倾向于转发主流媒体的报道。对特朗普与希拉里的支持者进行对比分析的结果表明，前者更倾向于忽略主流媒体的信息和观点(Benkler et al.，Mar.3，2017)。针对网络空间的不对称极化现象，本克勒坦言，美国自由派公共领域也许更接近他所界定的理想状态的“网络化公共领域”(Shaw & Benkler，2012)。

五、“另类空间”的兴盛

如果说网络空间的极化现象已经大大削弱了网络化公共领域理论的解释力，那么最近几年另类空间的迅速兴盛则对它构成了挑战，甚至有可能彻底颠覆西方政治传播的理论体系。随着主流媒体陷入“公信力困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另类媒体寻求那些可以证实他们主观愿望或情感的信息(Iyengar & Hahn，2009)。作为守门人的传统媒体基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曾为公民创造了共享的拟态环境，为公共领域里的话语博弈提供了共识，划定了底线。但这样的公共领域已经随着传统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式微而渐趋边缘化。取而代之的也非本克勒所构想的理想化的网络化公共领域，而是形色各异的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heres)。正如美国知名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尼特所言，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后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政治动荡共同促成了民主化的公共领域的瓦解(Bennett，2017)。互联网为极端观点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而社交媒体则成为假新闻泛滥的工具。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国家催生了一大批愤愤不平的失败者，他们对传统政党、主流媒体以及立法机构丧失信心，转而支持极端立场，积极分享和传播各种“后真相”或“另类事实”。近一年来，西方各国政坛的“黑天鹅”频出也绝非偶然现象。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以及“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等极端右翼政党在2017年大选中获得空前的支持都极大地得益于另类空间的兴盛。

那么，另类空间到底指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资讯和观点才算“另类”？需要强调的是，“另类”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由传媒大亨默多克创办的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在上世纪90年代可以算得上是另类媒体的标杆(Iyengar & Hahn，2009)。但与近年来兴起的“布莱巴特新闻网”“每日传讯”(Daily Caller)或“信息战”(Infowars)等右翼新闻网站相比，“福克斯”则可被视为主流媒体。在当前的语境下，一些研究假新闻的学者使用“另类媒体”一词指代宣传反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钓鱼网站和宣传网站(例如Starbird，2017)。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在一次竞选集会上，给出了她对“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的定义：“另类右翼绝不是我们所知的保守主义，也不是共和主义。种族歧视、人身攻击、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是另类右翼的信条……另类右翼是一个具有松散组织架构的线上运动，它反对温和保守主义，推崇激进民族主义，认为移民和多元文化威胁到白种人的身份认同”(转引自Ohlheiser & Dewey，Aug.25，2016)。由此可见，另类空间超越了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左右翼之分，它自成一体，站在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我们可以把另类空间看作是具有松散组织架构的反民主话语空间，它们构建了相对封闭、基于情感化真相(emotional truth)的拟态环境，使参与者得以强化自身固有的态度和信念。

然而，另类空间并不具备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三大核心要素——即合法性话语、集体性智慧以及多元化观点。首先，另类空间里的话语可谓是“无节操，没下线”。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另类右翼的话语充满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完全被消解，似乎反民主、反主流才是共识。例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赢得大批支持者的另类媒体“信息战”网站的主持人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 Jones)最近悬赏两万美元，鼓动他的支持者在公共场所穿着印有“CNN is ISIS”(意即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是伊斯兰国)的T恤。

其次，信息传播机制依赖公众的集体盲从而不是集体智慧。另类空间的参与者大都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无法识别专业意见，无法筛选可靠的信息。例如，布莱巴特新闻网对“希拉里在比萨店搞拐卖儿童的生意”的报道被各大另类媒体疯狂转发，但全文通盘且仅仅引用一个自称“华府局内人”的单一信源，却没有一家另类媒体对其提出质疑。

第三，虽然另类空间可能包含众多亚文化流派，形成貌似多元化的“共生文化”(co-culture)机制，如另类右翼包含了男权空间论(manosphere)和反犹主义(Lyons，Jan.20，2017)。但另类空间里广泛传播的讯息多受拟态多信源证实机制的影响。举例而言，甲在脸书上读到的假消息来自多个信源(如乙网站、丙网站或丁网站)，会使甲对这个消息深信不疑。但实际上，丙网站和丁网站都没有做独立报道，而是对乙网站的原创报道做简单修改和复制。这便是数字化传媒生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机制，也是导致各种假新闻和后真相泛滥的根本原因。

在另类空间当中，信息和观点同质化的倾向相当严重，主流媒体的辟谣往往起到相反效果，只能加深另类空间里民众对主流媒体的厌恶和不屑。值得一提的是，另类空间并不是右翼分子的专属空间。关于弹劾特朗普的假消息在美国部分左派人士间也大行其道，“俄罗斯空间”(Russiasphere)或将发展为激进左翼的另类空间(参见Beauchamp，May.19，2017)。显而易见，另类空间的兴盛将导致美国的舆论生态进一步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另类空间的兴盛还间接导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陷落”。如前所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传统主流媒体遭遇了生存危机。如今另类空间的兴盛让传统主流媒体陷入了公信力困境。在这种双重困境的压力下，一些传统主流媒体为了与另类媒体争夺眼球而不惜放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2017年6月，CNN有关“俄罗斯基金”的报道被证实“未达到编辑标准”，包括两位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资深记者在内的多位记者编辑被迫辞职。在网上被广泛传播的一段内部视频中，一位CNN的制片人透露，该台炒作“通俄门”完全是“为了收视率”。

六、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路径重构

“后真相”时代另类空间等新型传播生态的兴盛充分表明，经典政治传播理论构建的理想化的议程设置、公共领域等概念框架已不复存在，民众和媒体正逐步偏离传统的规范和准则(Bennett，2017)，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民主的核心价值丧失信心并开始支持威权统治(Foa & Mounk，2016)，民主的根基面临瓦解(Persily，2017)，西方社会步入“后真相”时代(Flood，Nov.15，2016)的同时也正走进科林·克罗斯(Collin Crouch)笔下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时代。

时代的巨变需要我们及时进行理论的扬弃。正如兰斯·班尼特在2017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所言，政治传播领域即将面临范式革命。网络空间的极化，公共领域的瓦解，以及另类空间的兴盛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包括议程设置、网络化公共领域在内的经典理论对当代西方政治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不少学者已经开始研究欧洲右翼政党和民粹运动的网络传播策略(例如Engesser et al.，2016；Stier et al.，2017)。

但学界对另类空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对另类空间的研究路径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对另类空间的研究可以着眼于信息传播机制。有些假新闻(如“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源自无人问津的阴谋论网站，这些故事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信源却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而另一些假新闻(如“2017年叙利亚沙林毒气的受害者是演员”)停留在另类空间里持续发酵。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如此区别？不少学者已经提出诸如“边缘网络的推拉效应”(pull and push of peripheral networks)(Bennett，Segerberg & Yang，May.26，2017)、“网络化把关”(networked gatekeeping)(Barzilai-Nahon，2008；Meraz & Papacharissi，2013)，以及“看门”(gatewatching)(Bruns & Highfield，2015)等概念来解释极端或另类的观点和框架由社交平台、网站、算法等手段的“助推”流向主流媒体和舆论场的传播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些概念出发，进一步探究另类空间的信息传播机制。

第二，对另类空间的研究还应着眼于它的内在组织动员机制。另类空间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松散话语空间，它包含多元的共生文化，没有统一的线下组织，也没有一个核心领导层(Lyons，Jan.20，2017)，但它却具有强大的动员符号资源的能力，能够达成特定的政治目标。例如，“佩佩蛙”(Pepe the Frog)成为另类右翼的一个标志性仇恨符号，将反犹人士、反女权人士和白人至上主义者聚集在支持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的旗下(Roy，Oct.11，2016)。

在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另类空间如何动员资源、组织行动？研究左翼运动的学者指出，基于数字媒体的传播过程本身就可以实现资源的动员和协调(Bennett，Segerberg & Walker，2014；Bennett & Segerberg，2012)，数字时代的社会运动并不一定需要社会运动组织的参与，前网络时代由政党或团体组织协调的集体性行动已经演变为社交媒体时代去中心化的连结性行动(Bennett & Segerberg，2012；Earl，2015)。例如，班尼特等人(Bennett，Segerberg & Walker，2014)发现，基于大规模数字媒体网络的个性化分享可以自发、有机地完成生产、“策展”(curation，即采用同侪生产等手段进行内容筛选)以及聚合(integration)功能，使社会运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够动员资源、应对外部危机、并实现长期的自我调整。对另类空间组织动员机制的研究可以借鉴以往的政治传播学者对左派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探讨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第三，另类空间的兴盛对传统的民调研究提出挑战。长期以来，电话民意调查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其蕴含的前提是选举行为和民调结果之间存在着强关系。社交平台的兴盛所带来的传播生态的剧变逐渐侵蚀着这种强关系；在“后真相”泛滥的另类空间，这种强关系更是被彻底消解。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民调失灵”便是明证。这充分说明传统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不能胜任“提供有效预测”的角色。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即时回馈”(real time response，简称RTR)和“连续性回馈测量”(continuous response measurement，简称CRM)等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参见Schill，Kirk & Amyeds.，2017)。传统的“出口民调”是以选民自述行为为主要依据，而RTR和CRM以对帖子、推文、跟帖评论、表情包等数字文本和IP地址、智能机顶盒与APP的用户行为记录等数字印记为主要对象，通过大数据挖掘来实时跟踪和测量选民情感、态度和评价的细微变化，更为客观而准确地反映选情的变化。简言之，传统媒体时代的民意调查正在向数字时代的情感挖掘(affective mining)演进。

七、结语：政治传播研究的“行省化”

从近十年政治传播的实践来看，传统的议程设置、公共领域理论已成为过去时，“后真相”时代另类空间的兴盛已经成为新常态。无论从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来看，政治传播领域的范式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后真相”的兴起也标志着“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到来。如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段“西瓜视频”所预示的那样，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的欧洲文化想象(European cultural imaginary)和1945年以来建立起的美国秩序(Pax Americana)正一步步逼近内爆和崩塌的边缘。

长期以来，政治传播是传播学各个领域当中“西方中心论”影响最为牢固的一个，无怪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始终被排斥于这个文化想象和话语体系之外。作者在参与政治传播的国际学术会议时经常遭遇类似这样的诘问：贵国没有多党制，没有独立媒体，没有自由选举，如何来讨论政治传播？其言下之意显然是，研究政治传播是有某种准入资格的，而这个准入资格是以欧美国家的民主体制为标准来设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让政治传播的“行省化”成为可能。

“行省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狄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2007)提出的反思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框架。他主张要用本土话语和在地经验来颠覆和重构西方现代性和欧洲文化想象，用“行省化”的话语策略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体系。在逆全球化潮流席卷西方世界的当下，查克拉巴蒂带有启示录色彩的预言可谓振聋发聩。

实际上，全球化遭遇危机正是由于其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深陷西方中心论的泥沼，人们所反对的是“西方中心”的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本身。引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曾经从东方历史和哲学中汲取营养。在“西方中心论”日渐式微的当下，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又把目光投向中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呼吁破解“中国谜题”即为其中典型的代表。他认为，中国一直是西方人眼中最大的“谜题”，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经济成就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巨大落差。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日新月异，但却是由“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深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的政治应当像韩国、日本一样“变得越来越像西方”，但这种迹象“好像不会在中国发生”。这便是西方主流思想界学术界眼中“一个真正的谜题”。(王昉，2017年6月8日)

从实质上说，沃尔夫的“中国谜题论”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中国例外论”(中国是一切例外之例外)的延续和衍生。如果说黑格尔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那么沃尔夫则将把这种差异引入了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主流价值观(即“政治文明”)的层面。从更为广泛的层面来看，沃尔夫的困惑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起，而且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蔓延全球的“西方文明衰败论”的集中体现。这种悲观情绪在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为特征的2016年达到了顶峰。

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中国谜题”正是推进政治传播研究“行省化”的一个有力的切入点。引入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理论和在地经验，这是彻底破除西方中心论，从根本上推动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的必然选择。所谓“行省化”并不是意味着颠覆原有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另起炉灶，而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下，实现不同政治体制、文化和话语体系的交流互鉴，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和实践启迪。这既是中国政治传播学者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入口，也是政治传播研究实现真正意义上“范式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