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申报》、史量才关系再研究

  《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其记录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朝代更迭和风云变幻，享有“近代中文第一报”之誉①。以《申报》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相关论文高达数千篇，用汗牛充栋一词形容毫不为过。然而，目前研究多以《申报》为中心观察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态，或考察《申报》的言论、广告、经营策略等，很少有学者将新闻史和政治史结合，考察《申报》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与政府、党派或政界要人的互动。即使目前少量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几乎全部从《申报》或史量才的维度出发，单向讨论其与国民党或蒋介石的关系，问题意识集中于展示近代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之间的博弈，甚少有学者从国民党或蒋介石个人的维度出发，研究这一主题，以完整全面展现双方的互动②。另有相关研究集中于讨论“史量才为何遇刺”之类的历史悬案，然其所依据的材料均是可信程度不高的回忆录或文史资料，或从《申报》时评、副刊中寻找论据，缺乏强有力的档案资料来支撑论证③。

       此种研究状况与核心材料的缺乏有关。尤其是蒋介石档案和日记的长期尘封，导致学者很难从国民党政权或蒋介石个人的维度出发，准确评估蒋介石与《申报》、史量才之间的实际关系。近年来，随着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突破现有研究的可能。由此，本文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为中心，重点研究蒋介石与《申报》、史量才之间的关系。蒋介石本人对《申报》、史量才的关注程度如何？态度如何？期间经过哪些变化？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此种变化与蒋介石最终暗杀史量才之间有何关系？史量才被刺后，蒋介石对《申报》的态度又如何变化？为何会有此种变化？本研究拟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从另一个方面梳理这段貌似熟悉实际却未必清晰的历史，以期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国报界与政界之间的关系，并为史量才为何被刺这一中国新闻史上的重大悬案提供进一步解释。

       一、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与《申报》、史量才的关系

       蒋介石早年长期在上海活动，偶尔阅读《新青年》《东方杂志》《星期评论》等杂志并试图撰文投稿，《申报》亦在其阅读之列④。至于早期《申报》的新闻中，亦有极少数提到蒋介石之处。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杭州爆发民军起义，《申报》报道了“黄金发、蒋介石二君”带领敢死队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新闻⑤。二次革命时期，蒋介石在上海从事反袁活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申报》报道称，“逆党”蒋介石受孙中山“伪命”，指使上海的党人“谋乱”⑥。其后，蒋介石南下广东，成为国民党内重要人物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领导北伐，成为《申报》每日跟踪报道的对象。不过，这一时期《申报》关于蒋介石的新闻基本属于通讯报道，以记述事实为主，不加褒贬和评价。

       “蒋档”中最早记录蒋介石关注《申报》的时间是1926年11月5日，当时蒋介石正鏖战于江西北伐前线，孙传芳在福建的军队袭击广东，何应钦前往迎战，闽粤战争爆发。《申报》上披露了孙传芳部队在福建的部署动态，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请其留意孙部的动向⑦。1927年4月9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后，《申报》报道蒋介石因“某项嫌疑”，将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驻沪代表甘乃光逮捕。蒋介石致电在上海主持《民国日报》的叶楚伧，声明绝无此事，要求转告《申报》更正⑧。当年8月，蒋介石受汪精卫和唐生智排挤，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布下野，党内不乏支持蒋介石复位的呼声。蒋介石遂在《申报》上发表启事，表示“绝难曲从。”⑨9月28日，蒋介石在《申报》发表声明，表示已与发妻毛福梅离婚，以平息外界对蒋宋结合的指责⑩。11月26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前夕，托杨树庄在《申报》上发布启事，宣布将举行简单婚礼，节省宴请费用以发起建设废兵院，收养残废军人(11)。

       由此，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对《申报》而言，并无特殊之处。蒋介石与史量才之间，也缺乏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与蒋介石的地位有关。此时，他在国民党内高层的地位尚未稳固。《申报》在史量才的主持下发展如日中天，其背靠强有力的上海工商界社会，亦无意迎合蒋介石。当然，这也与《申报》的言论态度有关。此时的《申报》主要以新闻报道为主，主持社论者系晚清时期在《时报》纵横笔政的著名报人陈冷，但他此时已经暮气沉沉，所写时评都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温吞水”，对国民党政权绝无批评，又无妨碍(12)。因此，《申报》对蒋介石个人而言，更多是一个在上海了解信息、发布信息的渠道。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接受陈布雷的建议，开始注重结交并拉拢包括《申报》陈冷、《大公报》张季鸾等在内的报界知名人士。一方面由于这类人长期观察中国政治，见多识广，可以为他提供智囊功能，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人执掌舆论机关，有利于蒋介石个人将来在舆论上获得支持。

       1927年11月，蒋介石亲自拜访陈冷，谈至午夜(13)。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特邀陈冷赴宴(14)。1928年6月4日，蒋介石通过亲信叶琢堂邀请陈冷来南京晤谈(15)。6月24日，蒋介石再度邀请陈冷来南京一叙(16)。9月，蒋介石在慰问陈冷病情之余，亦不忘致电请其“来京指示”(17)。此时的蒋介石身边缺乏智谋之士，常有“无干部”的烦恼(18)，急需陈冷这样的智囊辅佐，为其在政治斗争中出谋划策。因此，他在戎马倥偬之余，每次回南京必召陈冷谈话。据笔者统计，从1927-1930年，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与陈冷晤谈之处至少23次，内容涉及政府管理、人事安排、外交方针、军队整编以及政治斗争策略等问题，可谓无所不谈。他对陈冷的建议则言听计从，称“余引为知己，先获我心也”(19)。蒋介石还曾邀请陈冷到宁波奉化老家同游(20)。显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上下级幕僚，更近似于一种朋友之交。因此，曹聚仁曾说，蒋介石一生在报界有两个朋友，张季鸾、陈冷而已(21)。从蒋介石的档案和日记来看，此言非虚。

       蒋介石与《申报》主笔陈冷关系极深，与《申报》老板史量才却并不相熟。史量才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当中(不排除因事后避讳而抹去)，只是在蒋介石档案中有所出现。其名第一次出现，与史量才收购《新闻报》有关。1929年1月，史量才等收买《新闻报》的股权，以一人之力占领上海最大的“申新两报”，欲建成上海报业的托拉斯，可能会威胁到国民党的舆论政策，不免引起有关部门忌惮。上海市党部冷欣致电蒋介石报告此事，请求蒋介石干涉。史量才委托陈冷前往南京联络，声明收购《新闻报》系个人行为，并无“反动分子”参加(22)。由此，史量才获得蒋介石的谅解。蒋介石回复冷欣称，已得到消息知悉《新闻报》由史量才等人购买，其中并无“反动分子”参与。此事属于纯粹商业行为，“政府对于舆论只能于发见(现)反动之言论或记载时，予以取缔，至股份转移为商业常有之事，不必干涉。”(23)由此可知，此时的史量才在蒋介石眼中，主要是商人身份，政治上尚属可信，并非所谓“反动分子”。

       不过，此时的史量才对蒋介石却缺乏好感。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拉拢冯玉祥打击桂系，冯玉祥却虚与委蛇，拥兵13万作壁上观，意图坐收渔利。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冯玉祥为“投机取巧之徒”(24)，“无信罔义之人，为反革命之尤者。”(25)就在此时，史量才与冯玉祥有所联络，其告知冯玉祥，称自己左右均被收买，言论与行动都不自由(26)。史量才因何与冯玉祥联络，由于资料缺乏，目前无法考证。然而，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头冯玉祥联络，并声称自己“左右皆被收买”，无疑有暗指陈冷之意。由于陈冷与蒋介石的关系，史量才无法主导《申报》的社论方针。蒋介石和国民党布置在上海的党部系统，又时常监督《申报》的言论。史量才受到“内外夹击”，深有不自主之憾。

       对新闻自主意识愈加强烈的史量才而言，外部阻碍无法改变，内部阻碍却可能突破，遂将矛头对准陈冷。两人在报社内“意见龃龉，时有争论”(27)。1930年5月，史量才压迫陈冷辞职，任命亲信张蕴和为总主笔、马荫良为总经理，以贯彻个人意旨(28)。随即，蒋介石将陈冷安置进入钱永铭、叶琢堂等经营的中兴煤矿公司担任副经理，属于闲职但待遇优越，工作仅为偶尔应蒋介石邀请，作为非党非官人士提供意见(29)。1931年初，史量才为加强言论，又秘密聘请被蒋介石通缉的陶行知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史量才为掩人耳目，并未将陶名列入《申报》职员名单内。平时，陶不到《申报》办公，但每周必有一、二次秘密到史量才寓所，和史量才商谈《申报》的革新计划。陶行知曾向史量才提出两项建议：(1)《申报》言论，态度必须鲜明；(2)增辟《读者通讯》，使《申报》真正成为人民喉舌。史量才对陶行知提出的意见，十分重视，几乎无不采纳(30)。史量才一方面排挤蒋介石的心腹和朋友陈冷，另一方面启用蒋介石的反对者陶行知，并开始改变《申报》的舆论风格，言论逐渐走向激进，双方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产生严重分歧。

       二、蒋介石与两次《申报》禁邮风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申报》在史量才和陶行知的主持下，积极鼓动抗战，连篇累牍报道各界要求抗日的集会游行等状况，并每日发表社论一篇，诸如《吾人能坐视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暴乎》《吾人对于国联最后之认识》《学生爱国运动评议》等，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批评。《申报·自由谈》更借助副刊文章短小精悍的特色，以文责自负为名，发表讥讽蒋介石个人的文章。比如，署名“鹃”者，就当时汪精卫、孙科等把持的广州国民政府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一事评论道：“我以为在这外寇日深国势危急之际，蒋氏不但不应当下野，并该‘上场’。怎么叫做‘上场’呢？就是身上战场去，领导全中国爱国的军民，杀开一条血路，与暴横无理的倭人作殊死战。”(31)总之，《申报》在陈冷离职后，言论转向激进，相关情况以往研究者已论述众多，此不赘述。

       《申报》要求立即抗日的立场遭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嫉视，于1931年12月12日扣发了《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禁止寄往外埠(32)。目前没有材料证明此举系蒋介石授意，但可以说明《申报》言论的激进程度已经引发国民党的严重不满。由于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下野，《申报》的言论方针遂愈加激烈。12月20日，《申报》登载了宋庆龄因邓演达遇害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宣言称：“因蒋介石个人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33)《申报》刊登宋庆龄的宣言谴责蒋介石，可知史量才对宋庆龄的立场表示默认。《申报》在蒋介石下野后，发表如此激烈的讨蒋檄文，对蒋而言自然颇有落井下石之感。而且，此时的史量才也试图借助国民政府的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和上海市党部。他委托上海日报工会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抗议，认为此举“违反约法，侵害营业”(34)。经过疏通，《申报》得以弛禁。

       1932年2月，受一·二八事变影响，上海市政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地方名流组织了上海地方市民维持会，史量才当选为会长。此时的史量才一方面掌控上海的舆论机关，一方面通过市民维持会分享实质性的权力，俨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地方领袖。因此，短暂下野后复出的蒋介石注意到史量才的地位，通过宋子文转告史量才，希望能够来京一见。但是，史量才并未前往(35)。5月23日，上海地方市民维持会因淞沪问题宣告解决而解散，地方名流又组织起战区善后委员会，史量才担任副委员长(36)。就在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的次日，蒋介石再度致电宋子文，称曾前日约史量才一见，对方并未前来，如“本星期内有暇，甚望驾临”(37)。由于蒋介石日记并未记录任何关于史量才的只言片语，这次史量才是否如约前来不得而知。总之，其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势头和地位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越发稳固。

       1932年6月8日，上海地方名流成立了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当选为会长，并与上海工商界一道推动国民政府成立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以便将来个人在上海的地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38)。6月21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公布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史量才等积极投入到竞选参议员的活动中去(39)。此举引发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注意，致电蒋介石希望钦定参议员人选，以免造成参议会全部被史量才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垄断的事实。蒋介石对此看法与吴铁城却不一致，他认为，目前竞选参议员者都是如史量才、张嘉璈、王晓籁等前地方维持会分子，这些人多半没有参加其他政治团体，在政治上尚属可信，不必推荐国民党的人选参与。不过，蒋介石对史量才似乎有所警惕。他获悉史量才曾打算将上海民间主持实为上海工商资本家支持的“保卫团”予以扩充，以杜月笙的青帮千余人编入，认为此事断不可行(40)。可见，蒋介石出于经济上利用的考虑，可以默许史量才等上海大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政治权力，但如果他们进一步希望组成武装力量，则绝不允许。

       尽管蒋介石在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竞选一事上对史量才表示善意或退让，但《申报》的言论却再度触及蒋介石的底线。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陶行知在史量才的授意下化名为“彬”，在《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对蒋介石在南昌“剿共”的行为给予辛辣的批评。尤其在第三篇文章中直接批评了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的“剿共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上轨道，剿匪方可成功”的讲话，认为，当下政治纷乱最大的症结是贪污，上自政府要员，下到地方警察无一不贪污，因此杀一贪官污吏实际胜过动员一个师来“剿匪”。如能整饬一个师的军纪，不使腐化，不欠军饷，自身不匪化，则胜于十万“剿匪”大军。因此，今日与其“剿匪”不如消极不“造匪”(41)。此文直接否定蒋介石的大政方针，又对其加以讽刺，无疑触怒虎须。因此，当蒋介石于7月12日看到《申报》时勃然大怒，当晚在日记中记载：“见《申报》将余之原稿，改恶错乱，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42)此时蒋介石尚在庐山，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还不适合直接通令禁止《申报》发行，遂通令自己所能控制的鄂豫皖三省禁止邮寄《申报》。7月14日，蒋介石又下令，各师禁止阅读《申报》(43)。

       对于鄂豫皖三省禁止邮寄《申报》的举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和上海市社会局局长、CC系骨干潘公展认为还远远不够。陈立夫转呈潘公展的来电，向蒋介石建言称，《申报》不但“妨碍剿匪”，还破坏诋毁三民主义，早就应该加以制裁。如今，蒋介石既然决心扣押《申报》，便应该扩大范围彻底解决，依照出版法由内政部致函交通部，将所有寄往外地的《申报》一并扣押，否则如流入外地，必将妨碍“剿匪事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赖。陈立夫和潘公展认为，如果以后《申报》有悔悟之意，则必须担保：“(一)尽量登载有利本党之一切新闻广告及论文，并不得妨碍本党之一切新闻广告及论文；(二)该报编辑部中本党派检察员检查该报，应绝对服从，庶几惩一儆百，不独该报可以就范，即其他各报亦不敢再越轨范矣。”两人认为，过去国民党做事往往有妇人之仁，导致频繁遭遇各方诋毁，此次务必对《申报》这个“反动报纸之元凶”加以制裁，如此才能“党国幸甚”。此次，蒋介石下定决心惩治《申报》，批示照办(44)。

       不过，史量才毕竟是炙手可热的上海名流。此次蒋介石与《申报》的冲突，实际便是与史量才的冲突，等于真正交恶。因此，蒋介石似于7月19日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去一电称：“《申报》编辑者，近来言论记载大都完全与党国立于反对地位，少予以警戒，实属不得已之处分，惟吾人与史量才君之私交固依然如昔，不因是稍损也。所望者该报须为党国民族应尽一分天职耳。”(45)此电目前并无存稿，出自记录蒋介石言行起居的“事略稿本”，因此难以判断真伪。如果此电属实，说明蒋介石对史量才仍有所顾忌，未完全放弃史量才以后“可资利用”的价值，希望史量才和上海工商界知晓，他将“《申报》编辑”的言论与史量才个人的意见分开，声明只是惩罚“编辑”的言论，并不妨碍与史量才的关系。如果以后《申报》的言论方针转换，仍给予“悔过”的机会。如果此电不实，则属于蒋介石事后的伪造和涂饰，强调与史量才存在坚固的“私交”，为杀害史量才撇清关系。

       蒋介石在鄂豫皖三省查禁《申报》，引起了史量才的慌乱，开始寻求援助。1933年7月22日，史量才请上海名流王晓籁、杜月笙致电蒋介石为自己求情。王晓籁、杜月笙两人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曾以此事责问史量才，史量才回答纯属意外，系编辑部的行为，与他个人无关，目前已经严令编辑部以后审慎登载言论，不会再出现此种情况。王、杜认为，目前正处于“剿匪”期间，言论宣传固然非常重要，但该报既然已知痛改前非，便希望蒋介石能宽容为怀，允许其继续在外埠行销。其后史量才必将对蒋介石感恩戴德，积极回报(46)。史量才将责任推诿于编辑部的做法，蒋介石自然心知肚明，其既然下定决心禁止邮寄《申报》，便不会轻易开禁。因此，蒋介石于7月26日回复王、杜二人的电文更加微妙，称“《申报》编辑部方面隐然自成系统，别有会心”，禁止邮寄《申报》之举，系为党为国家做出，与史量才个人的私交并没有影响。这是一种公私分明之举，绝非出于个人恩怨，因此无法开禁(47)。蒋介石的回复，显然颇为强硬。

       陈立夫和潘公展又建议蒋介石，今后应该派得力的国民党员进入《申报》进行言论指导。蒋介石亦深以为然，自从陈冷被史量才罢免后，着实缺乏这样一个中间折冲之人，以致蒋介石和史量才之间的矛盾激化。因此，蒋介石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元冲研究如何派遣人员进入《申报》的问题。然而，邵元冲和前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商议后，认为此举不甚可行。两人认为：首先，史量才可能未必同意此种做法；其次，即使史量才同意，也不会真正给予其实际权力，反而可能会将全部过失都推诿给监督者，使国民党代人受过。目前《申报》中已经有一个编辑凌其翰系国民党员，负责在报社内进行纠正监督，以后定能避免过去之错误(48)。对于此议，蒋介石批示同意。其后，蒋介石又下令将《申报》驰禁(49)。双方的矛盾暂时告一段落。

       三、蒋介石与史量才被刺之关系

       经过两次《申报》禁邮风波之后，史量才对蒋介石的态度有所转变。由于陶行知等人被迫去职，《申报》的言论态度也有所缓和，相关情况已经有学者研究，在此不予赘述(50)。就史量才本身而言，亦开始如王晓籁、杜月笙、虞洽卿等人一般，试图与蒋介石和谐相处。淞沪抗战后，全国各省市展开一·二八航空救国运动，纷纷发起捐款购买飞机。上海地方社会名流亦踊跃参与，在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支持下成立中国航空协会，史量才等五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开始为蒋介石购买飞机募捐(51)。1933年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吴铁城请其转达史量才等，称目前急需用款向美国方面购机，请早日将筹集款项寄上(52)。5月19日，史量才、王晓籁、杜月笙三人致电蒋介石，告知目前协会正在捐款，一旦凑齐百万即当汇出(53)。对于此举，蒋介石颇表赞成，致电史量才等，表示“甚为感佩”，并催促他尽快汇出(54)。这说明，此时双方都有示好的表示。当然，此时的史量才为蒋介石服务，并非毫无条件。史量才负责替蒋介石筹款购买飞机事宜，却不愿负责中国航空协会本身的运行经费，向蒋介石致电请其责成军政部每月补助三千元经费。由于军政部迟迟不发，史量才等于一个多月后再次致电蒋介石，请其责成军政部尽早发放(55)。

       史量才努力为蒋介石筹款购买飞机，并非因忠于蒋介石而作出，而是由于购买飞机有利于国防，其中更多是受民族观念的驱使。因此，史量才面对同一时期发生的热河事变、中日交涉签订《塘沽协定》，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并因此事再度在言论上与蒋介石发生分歧。1933年2月，史量才与上海工商界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其迅速解决已经南迁至浦口避难的故宫文物的存放地点问题(56)。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华北危急。4月22日，史量才与杜月笙、王晓籁等致电蒋介石请其迅速亲赴北方，以确定对日方针(57)。五日后，史量才等再度致电催促(58)。这说明，史量才一方面为蒋介石服务，另一方面在抗日问题上对蒋介石处于一种督促的地位。

       就蒋介石个人而言，也一直通过特殊渠道关注《申报》的言论，尤其是涉外问题的言论。在1933年3-5月热河事变、中日交涉签订《塘沽协定》前后，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每天都要摘录《申报》社论内容简要向蒋介石致电汇报，使蒋介石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包括《申报》在内上海各报的动态(59)。吴铁城反馈给蒋介石的《申报》言论基本都是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妥协等，与蒋介石秉承的对日策略并不吻合。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申报》在6月2日的社论中作出“当局苦心”的表态后，称依照协定中国军队在本国领土内受到限制，“国称独立，情何以堪”，对“华北苟安”的状况表示“忧虑怀惧”(60)。蒋介石获悉后甚为不悦，于6月4日致电吴铁城请其注意《申报》等舆论并加以指导，要求报纸评论外交应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范围。他要求：“沪上有力团体及舆论应主张公道，以定国是而安人心，对日宣传方针，应宜稍缓和，以免与政府政策矛盾，而滋生纠纷”(61)。然而，不久之后，《申报》的言论又突破了蒋介石要求评论外交不谈政治的底线。

       1933年8月4日，吴铁城摘取《申报》当日社论以“即刻”到的快电向蒋介石汇报。《申报》社论谈及日本反对国联援助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问题，称日本“以凌厉无比之言辞，为灭绝一切之恫吓，狂悍意气之下，殆不复有国联，宁尚知有中国”，因此，中国只能以坚强的态度排除当下日本的凌辱，接受国联的技术援助(62)。对照《申报》原文，可知吴铁城基本如实转述，并未虚报(63)。就《申报》的言论本身而言，亦不过是严厉批判了日本而已。然而，蒋介石对《申报》的容忍程度却越来越低，认为此种言论可能会引发日人不快，干扰他的“剿共”大计，当即回电吴铁城称：“申报近来态度又形反动，望警告，如果不改必实行取缔。”(64)蒋介石似乎觉得《申报》的“反动”不止于此，当日继续给吴铁城连发两电，都涉及《申报》。第一则电文是，他听说《申报》登载有刘峙调任湖北绥靖公署的消息，纯属谣言，系反动人士编造，报纸如果不查实直接登载，应追究责任(65)。第二则电文是，指出组织察哈尔同盟军抗日的冯玉祥实为“反叛”，如果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报拒绝登载冯玉祥“反叛”的消息，将再度禁止向外埠邮寄(66)。

       恰在此时，戴笠的一份报告亦加剧了蒋介石对史量才的恶感。1933年8月18日，戴笠密电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申请“制裁史量才”的密电。戴笠称：

       上海自杨(杏佛)案发生后，各反动派之重要份子大都避往香港、天津、青岛、厦门等处，生除密令港津两行动组加紧工作外，上海行动几失目标。查《申报》馆经理史量才挟其资材(财)与政治野心，平日豢养陈彬龢、接济邹韬奋等国家主义派，专事反动宣传、鼓惑青年。最近用申报馆名义创办许多职业学校、外国文补习班等，在暑假期间又令陈彬龢在各大学暑期补习班大事(肆)演讲，时有反中央之言论。最近史复聘请左翼作家郁达夫为申报副刊主编，此后必更不利于中央，故对史量才拟严密加以制裁，以遏乱萌，如何乞示。

       从戴笠的电文可以知悉，史量才遭受忌惮的原因主要如下：首先，他同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杨杏佛案后上海硕果仅存的主要“反动分子”，若不除史，上海特务将无事可做；其次，史量才不只是纵容豢养异议人士批评党和政府，还试图办补习班、开设学校甚至向大学渗入势力，以培植青年，传播“反动言论”；第三，史量才容纳左翼作家主持《申报》副刊，将来《申报》言论将会更加“反动”。三点之中，有意扶植青年培植势力，显然最受国民党特务的忌讳(67)。类似来自军统的机密档案实际不止一份，关于史量才案曾有系统的秘密卷宗存在(68)。然而，由于类似案件过于机密，其后相关卷宗很可能已经销毁，不存于世。这份档案可谓目前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史量才情况的唯一材料，之所以仍然保留在戴笠档案中，因系戴笠上呈蒋介石的系列工作计划中的一部分，写在一张纸上无法分割，才免遭被抽出或销毁的命运。显然，军统这次要求“制裁”史量才，并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仍有继续观察史量才表现的意图。而且，蒋介石在一些事务上仍需要史量才协助。9月2日，蒋介石致电吴铁城要求限期修成沪锡公路，请其邀虞洽卿、张嘉璈、钱永铭、王晓籁、杜月笙、史量才等担任队长招募股份以修筑公路(69)。

       然而，当蒋介石对《申报》和史量才的对日言论问题不满暂告段落时，《申报》的“泄密”问题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1933年8月4日，《申报》报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徐培根关于国民政府“三年空军建设计划”的言论，称从1933年9月起至1934年年底将进行集中训练，1934年11月进行首都防空大演习。蒋介石知悉此事后极其不满，认为《申报》严重泄露了军事机密，电责徐培根称“何以在《申报》四日有此谈话，足征幼稚”，要求徐将所宣传中登载的计划全部作罢，今后不准对报刊透露任何军机，否则将作为泄露军机罪论处(70)。1934年2月13日，《申报》报道了中德将合办飞机制造厂的消息，称孔祥熙正与德国方面接洽，以洛阳为设厂地点，暂定资本三百万，以用于飞机制造(71)。蒋介石知悉此事后，又认为《申报》泄露了军事机密。鉴于上次泄密事件，蒋介石马上联想到徐培根，遂致电责问。徐培根则矢口否认，认为并非自己泄密，而是《申报》从南京方面获得的消息，并表示将严查此事(72)。1934年4月12日，《申报》登载了交通部部长朱家骅谈话，声明目前行政院和交通部仍然采取封锁东北邮政的政策，并未考虑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并声称将严查各地向伪满洲国私运邮件的行为(73)。此事虽然涉及与伪满洲国关系问题，但尚不算敏感的军事机密，而且主要是朱家骅否认谣言，并非泄露军事机密。然而，由于蒋介石对《申报》和史量才的印象不佳已经固化，便容易将类似事情放大并借题发挥。蒋介石致电朱家骅责问，朱家骅坚决否认，称从未接见过任何新闻记者，《申报》的报道全系造谣(74)。5月27日，《申报》又用大字发表了国民政府关于和伪满洲国通邮的问题，表示记者亲自访问“行政当局”，获得同样否定的答复(75)。所谓行政当局，又暗指朱家骅。朱家骅马上致电蒋介石表示否定，并对《申报》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称：“迩来时有捏造之消息或谈话登载，实属心存叵测，故意捣乱，殊堪痛恨。”(76)在短时间内，《申报》至少出现了四次“造谣”或“泄密”事件，各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深了蒋介石对《申报》和史量才的恶感。

       1934年5月以后，史量才对自己可能面临的危机有所警惕，并开始积极寻求补救。5月9日，史量才辞退黎烈文《申报·自由谈》主编的职务，以缓和副刊的言论。1934年4-5月，蒋介石密友、行政院驻北平政府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在牯岭会晤蒋介石后前往杭州休养，史量才闻讯后前往拜谒，并邀请其到个人别墅“秋水山庄”晤谈(77)。6月1日，史量才、黄炎培等又在上海宴请黄郛(78)。显然，史量才利用会见的机会委托黄郛代自己在蒋介石处关说，以冰释前嫌。6月7日，黄郛给蒋介石发去一电，强调史量才的重要性，称其与杜月笙、钱永铭、虞洽卿、王晓籁等在上海社会方面，“颇有相当用处”，“如果可以，不妨请史量才、杜月笙、钱永铭等五人来京一晤。”(79)实际上，除史量才之外，其余四人与蒋介石私交并不算差，只有史量才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因此，黄郛实际上希望在蒋和史之间消弭矛盾。对于黄郛的建议，蒋介石认为可以一见。然而，蒋介石远在牯岭，一时未回南京，见面之事遂不了了之。蒋介石与史量才之间的关系并未好转也属事实，坊间开始流传“当局将警告史量才”的新闻，原因是史量才主持下的《申报·自由谈》虽然已经更换主编，但近期言论仍然不稳，史量才“亟谋补救”，却“进退维谷”(80)。

       面对此种事实，史量才继续试图通过黄郛向蒋介石释放友好信号，寻求弥补。9月11日晚，史量才又趁黄郛在南京、上海逗留之际谒见(81)。1934年9月13日，黄郛又致信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称昨日史量才来谈，黄郛将蒋介石在牯岭确定的对日、对俄言论方针，以黄郛个人意见的名义告知史量才，对方态度“颇诚恳，表示完全接受”，并说如果蒋介石有需要，可由蒋介石或杨永泰随时以个人名义，函知史量才个人照办(82)。次日，杨永泰将此事作为日报表汇报给蒋介石(83)。然而，对于黄郛的请托，蒋介石并无任何回应。此时的史量才希望《申报》效仿《大公报》故事，由蒋以个人名义进行“指导言论”。然而，对蒋介石而言，张季鸾是真正的“国士”，也是在言论上一直积极配合自己的朋友。史量才则是一个执掌报业的上海商人，政治上素来不甚配合，言论方针亦摇摆不定，非但难以成为朋友，更无资格受到“国士”礼遇，实无兴趣对其“亲自指导”。11月13日，史量才在从杭州返回上海的途中遭遇枪击殒命。

       四、史量才被刺后的蒋介石对《申报》的处置策略

       关于史量才被刺杀的更多细节，由于“戴笠档案”的缺失，难以真正通过档案资料来还原真相，恐怕亦已不可能由此途径来还原真相。不过，这属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确凿事实，无需论证。因此，关于蒋介石决定刺杀史量才一事中军统的作用，在此不予赘述。刺杀引发的社会反响，也不多浪费笔墨描述。如以往事实所知，史量才被刺杀后，蒋介石立即要求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进行通缉，严厉查办(84)。但是在私下里，蒋介石的表现却完全不同。首先，蒋介石对媒体将刺杀史量才的元凶指向政府或者蒋介石个人的行为，予以严厉压制。1934年11月17日，日本的《日日新闻》登载史量才系军统特务所刺杀，言之凿凿。蒋介石知悉后，严令更正，并且查明何人登报(85)。1934年12月，香港大众、中兴两报悼念史量才希望扩大其事，“牵入政治问题”，蒋介石派驻于香港的心腹刘伯端加以反对，并最终消弭其事(86)。刘伯端由此向蒋介石报功，其中之奥妙可以想见。其次，蒋介石对相关嫌疑人士进行保护并且进行奖励。1934年年底，蒋介石在毫无理由的前提下，以年终补助费名义单独给予戴笠领导的杭州方面特务人员2万元奖励(87)。1935年，有杭州市公安局被裁员的警官向蒋介石控告杭州市公安局局长赵龙文，列举其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暗杀史量才(从时人回忆文章等来看，赵龙文确是刺杀史量才的执行者)。赵龙文致函蒋介石对十大罪状一一辩白，对刺杀史量才一事无任何解释，仅称：“如此惊人巨案，竟谓由龙文主使，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拟请派员查究以昭虚实。”(88)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查究”，还批示由杨永泰复电赵龙文以示勉励，称：“一切毁誉攻讦，自不必顾虑，委座明鉴，尤非外间蜚语所能蒙惑。”(89)这些散落在蒋介石档案中的各种历史碎片，无疑是一种证据。

       史量才被刺杀，去除蒋介石的心腹大患。然而，此事毕竟非同小可，社会影响极大，蒋介石对《申报》反而转向谨慎处理。史量才被刺后，史家后人决定将《申报》改组为股份公司，向社会招募股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认为这是控制《申报》的机会，于1934年11月22日致电蒋介石，希望国民党能够筹款入股《申报》，获得报纸的绝对股权，并派报界闻人主持编辑事务，以图完全控制《申报》。该电还补充称：“如陈布雷先生能来沪主办《申报》，尤必与党国有莫大利益，迫切电陈幸祈垂鉴。”其后，又有南昌行营秘书罗君强通过秘书长杨永泰致电蒋介石，与上海市党部诸人一般说辞。然而，对上述要求蒋介石却决定冷静处理。此时距史量才遇刺仅7天，如果国民党马上斥资入股《申报》，无疑等于向社会告知史量才之死是蒋介石所为。如此而言，蒋介石在舆论上便可能陷入被动境地。因此，史量才被杀后，蒋介石认为已经达到震慑的效果，反而放弃了要控制《申报》的念头，仅仅批示回电：“是否确有加股之事，拟函转吴市长查明内容。”(90)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经过调查后致电蒋介石称确有此事，《申报》拟改组为公司，招收外股40％，全部资产作价250万，并可能降低到150万。吴铁城称，已经警告《申报》，称不可随便招致外人入股，“尤不可任黄炎培辈侵入”，如果改组，“最好先得政府谅解后进行较为妥善。”(91)对于此种要求，史家当然心领神会。

       1934年12月3日，申报馆张蕴和、马荫良觐见吴铁城，称史量才家属已经决定将《申报》改组为有限公司，招外股40％，拟招钱永铭、叶琢堂、吴蕴斋、胡笔江等加入，并声明绝对不会招致反对党(92)。史家后人还希望重新邀请陈冷主持言论，以维持与蒋介石的关系。次日，史量才之子史咏赓委托陈布雷等致函蒋介石，声称曾邀请陈冷再入申报馆却遭拒绝，希望蒋介石“赐一简单之信，勉劝景韩先生担任”(93)。然而，蒋介石并未见回电，说明无意介入此事。1935年1月20日，张蕴和、马荫良向吴铁城汇报称，申报馆由史量才亲友组织委员会，并以钱永铭等13人为委员改组为公司(94)。史量才之死，已经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上述人士主持之下的《申报》，不可能再违反蒋介石的意愿，让《申报》保持“民间”身份，反而更给外界一种蒋介石“尊重言论”的印象。

       其后，蒋介石仍继续关注《申报》，偶尔从吴铁城那里获得关于《申报》的只言片语情报。1935年4月8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告知，《申报》倡议赞助中国文化协会(国民党CC系组织)发起的读书运动(95)。4月9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称《申报》社论支持“蒋委员长”从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96)。总之，自史量才被刺杀、申报馆改组以后，《申报》在言论上非常注意，对有争议的问题一概采取回避态度，几乎所有反馈到蒋介石处都是无关痛痒的消息，或为蒋介石个人和国民党作吹鼓手的文章，已经不会再对蒋介石构成威胁。

       抗战爆发后，《申报》迁移香港、汉口办理，因营业不振而宣布停刊，最后迁回上海，以洋商名义复刊，仍然经费支绌。此时，蒋介石再度关注到《申报》。由于刺杀史量才案已经时过境迁，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政府完全进入的好机会，一来可以言论上加以指导，二来可以避免被敌伪控制。1941年8月24日，蒋介石致电给《申报》股东钱永铭，称知悉在上海的《申报》经费支绌，可以由董事会向政府控制的交通银行贷款抵押，以后一切言论应该完全受政府的指导(97)。不过，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沦陷，《申报》被敌伪控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接收敌产的名义接管《申报》，从此《申报》名正言顺处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控制之下(98)。

       五、结论

       蒋介石与《申报》以及史量才的关系，貌似是一个比较熟悉的题目。以往一般将史量才的被杀，归因于九·一八事变后《申报》的激进言论，史量才个人势力的膨胀，以及《申报·自由谈》的左翼文人言论触怒蒋介石的忌讳。然而，通过对“蒋档”相关资料的梳理可知，蒋介石与《申报》和史量才之间的关系至为复杂，可谓一波三折，其恩怨也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最初蒋介石与《申报》并无直接关系，主要拉拢《申报》主笔陈冷充任自己的政治智囊。陈冷亦在主持《申报》言论方面回避政治问题，与蒋介石和谐相处。由此，史量才深有不自主之憾，毅然拔出陈冷这颗“钉子”，全权掌控《申报》舆论并引导其走向激进化。由此便有了两次《申报》遭禁风波。然而，由于蒋介石一时依赖史量才等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遂无法彻底查禁《申报》，对史量才个人达到警告目的后亦予以弛禁。史量才本人此后亦开始为蒋个人办事，在筹款购机等事上有积极表现。然而，由于蒋介石和史量才在对日言论和策略问题方面存在本质分歧，关系再度恶化。其后，《申报》接二连三出现国防“造谣”事件，以及军统特务的不断汇报请求“制裁史量才”，成为最后压垮《申报》的“一根稻草”。史量才“被制裁”后，蒋介石反而对《申报》的立场有所回转，不敢直接控制，以免贻人口实。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名正言顺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完全控制《申报》。

       对蒋介石而言，需要一种与其政治、军事政策相配合的舆论，以增进其个人统治的稳固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如果此种舆论是以民间报刊身份发出的，则更会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对蒋介石而言，与张季鸾、吴鼎昌时期《大公报》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对于《申报》，蒋介石最初也颇寄希望于陈冷。然而，陈冷虽然与蒋介石在私人交谊上比张季鸾更密切，在实际言论上却无法或无意扮演张季鸾式的角色。史量才亦不是张季鸾。由于其本身的政治立场，以及身在上海非如《大公报》处于华北对日前线，实际上着实难以把握好舆论。就地位而言，史量才也不能与张季鸾相比。在蒋介石看来，史量才和杜月笙、虞洽卿等类似，其不变的是商人底色而非言论家，还不值得也不可能以“国士”待之。当然，史量才更不是吴鼎昌。史量才作为上海工商界的一员，其势力范围位于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区域，能够更直接感受到来自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各方面的利益威胁。因此，史量才对蒋介石的态度是相当微妙的，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一旦蒋介石对史量才的反感叠加达到一定限度，必定会厌倦此种博弈，并放弃修复双方关系的可能，对其痛下杀手。因此，以往学者认为以史量才本有可能“免死”，亦缺乏实际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