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民族危机的加深紧密相连。政党以掌握国家权力为目标，事关民心所向，宣示与力行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渐成为国内政党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1]1922年，中共二大在其奋斗目标中即提出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1924年

最近两年，国内对西方机器人新闻做了介绍，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疑虑。同欧洲学者一样，新闻智能化对国内学界和业界仍是陌生领域，对许多相关知识不甚了了。40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开始探索“新闻叙事的智能化”问题①，到今天，从概念、原理到技术应用，

不确定性不仅是健康类风险和危机的一个常见特点，也是健康风险议题与政治、文化甚至科学议题的关键区别。H7N9禽流感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风险议题，代表了人畜共患病疫情周期性爆发或流行的潜在风险。自2013年3月底至今，H7N9禽流感也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议题。围绕H7N9禽流感议题总是

今年年初，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公布了2016年世界年度热词。之前呼声甚高的“脱欧”(Brexit)意外落选，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显而易见，“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这两起极具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新闻民工分为两类，一是“民工身份”的记者，即没有底薪、按稿计酬、不能享有编制内同行的福利待遇；二是“民工心态”的记者，他们基本可以享受编制内同行待遇，但仍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和职业地位受歧视。[1]作为一种角色认知，“新闻民工”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改革对记者新闻理念产生的

一、不要唱衰电视(一)移动端的刷屏都是从电视端来的不要盲目地去唱衰电视，朋友圈的刷屏都是从电视端来的。我前一段时间采访《人民的名义》总导演李路老师，他也承认如果《人民的名义》不是在电视台播，而仅在网络播，不会有那么大的社会共鸣，也不会产生这么强的吸引力和效果。电视最大的优势在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社会新闻是一种专门的、拥有比国际新闻与政治新闻更广泛读者群的新闻类型。社会新闻早期大多分散地刊载于报纸不同版面，后来有些报纸将此类新闻归类于专版。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有的报纸如广州《越华报》正式把此类专版取名为“社会新闻”，使“社会新闻”成为一种专门

数据新闻作为新闻生产中的一大方向，从形式、流程和内涵指向上区别于传统基于采写编评的新闻样式。这种差异也带来了对数据新闻与传统新闻在理论层面是否有别，以及区别在何的讨论。从数据中发现新闻价值和呈现仅靠文字所难以呈现的故事，是数据新闻有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最重要特征。在这个过程中，

最近又翻了一下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和梅洛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凯瑞在书里面的一句话过去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①有意思的是，这句话是从他自己关于电报研究的说明中引带出来的，可见是有经验基础而不是凭空推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外向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倡议所提出的共同愿景和精神内涵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展示更为全面和丰富，更有利于展现大国魅力。各国的交流互动增进了友谊，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良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理论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一方面，存在着主流学界公认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传统，将麦克卢汉、英尼斯(Harold Innis)归于一派，强调媒介处于塑造

进入新世纪之后，欧美报业的生存困境渐成这些国家新闻业界与学界的讨论重点。近年来的新闻研究英文文献普遍认为：报业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广泛存在，尤以美国的报业危机程度最深。[1]一项研究发现，许多关于报业危机的报道都含有“死亡”意象。[2]报业能否在数字时代“幸存”下去这样的问题成为

一、伊莱休·卡茨学术思想及其影响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1926年出生于纽约，是美国、以色列籍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学者。他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传播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后相继任职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和

技术跃迁重构传媒业生态，内容生产者与内容分发平台日益分离的趋势正在深刻改变传播领域并重塑传播规则。一方面，主流媒体集团借由中央厨房、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来再造生产流程、创新机制体制，生产出一批在移动端被用户瞩目的现象级内容产品。另一方面，以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内容分发平台为基础

“受众”问题从来都是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传播研究的发展史甚至可以被视为“受众观”的变迁史。丹尼斯·麦奎尔将“受众研究”区分为三类：“结构性”研究、“行为性”研究和“社会文化性”研究。①在“社会文化性”研究的诸多传统中，“新受众研究”无疑是最新近也是学术影响力最大的一支。在媒介

一、引言多年来，研究如何调动科研工作者从事科学传播活动一直是世界科学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①作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科学家经常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②与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科学家又因为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

美国当代新闻史上对“社会责任论”的评判颇值得当代中国传播学者品鉴。1995年，约翰·C.尼罗等学者出版《最后的权力：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重新评估了《报刊的四种理论》在一个冷战后世界里的持续相关性，针对“社会责任论”，该书指出“积极的自由是社会责任论发展的核心概念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为受降问题而发生多次大规模军事摩擦。在各方斡旋下，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达成停战协定。随后，由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党派、团体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的政协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内战

“任何一门科学都从现象的整体或者所经历的直接性引申出一个系列或一个方面的现象，并把它置于一个特定的概念的指引之下”，[1]学科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侧重和领域，形成现实无涯，学科有界之局面。那么，启动新闻传播学科产生的直接性“经历”是什么？它引申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方面的现象”？促

读者群体规模和涵盖阶层是衡量报刊传播力乃至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此为古今一理。在去大众传播时代较远的古代社会，尚不及考虑“窄播”或“读者定位”等问题的情况下，这两种指标就显得尤为重要。宋代是中国专制时代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个高峰时期，呈现出官私报刊并蒂争艳的局面。特别是官报，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