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海明威作品中的“非理想女性”形象其实还可以进行细分，一种就是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妖女”或是女“恶魔”。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玛格丽特、《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海伦等。她们是诱惑的，不道德的，危险的，她们威胁男性的存在，压制他们的个性，甚至危险男性的生命。这无疑是男性对于女性力量恐惧和隐忧的折射。而另一类，即所谓“中性女性”。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莱特、《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比拉尔、《伊甸园》中的凯瑟琳等，她们独立自主，有着刚强的意志和独特的个性，她们不依赖男性而存在，也并不试图去引诱或毁坏男性（从逻辑上说“妖女”们的存在依然是依附于男性的），她们不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但也不是威胁，她们唯一威胁到的，是男性至尊的主宰地位。这些所谓的“中性女性”，实际上是随着时代变迁出现的新女性的代表。
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妇女走出家门，其地位产生了很大变化。20至3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妇女逐渐取得了平等的选举权、经济权，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一些先锋女性则对传统女性的道德价值规范采取了叛逆的姿态，她们穿短裙、留短发、打高尔夫、开汽车、吸烟、喝酒、跳舞，而许多现代女性虽然没有采取这么激进的方式，但在价值观念上，她们与传统女性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她们参加工作，经济独立，不依附男性，渴望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些人被称为“新女性”。这些不可能不对海明威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影响。
实际上海明威的母亲就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20年代，海明威在巴黎开始创作。当时的巴黎女性主义盛行，80多个女性团体容纳了6万多个成员。许多先锋女作家和女艺术家们在巴黎崭露头角，海明威文学上的导师葛楚德·斯坦因就是其中一位。另外，海明威的四任妻子也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女性。哈德莉喜爱旅行、滑雪，波琳是法国《时尚》杂志编辑，热爱骑马、射击，玛莎是个新闻记者，喜欢打猎，而第四任妻子玛丽·威什则是《时代》杂志记者，还拥有深海钓鱼的技能。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海明威一方面排斥、贬抑女性，喜欢“硬汉”式的男子气概，塑造温柔、顺从的“理想女性”，以此来对抗母亲所代表的强势女性力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对这样的女性表示欣赏，他总是与这样的女性陷入爱河，又总是在作品中对这样的女性表达真正的敬意。《太阳照常升起》被删节的原稿中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关于一位女士的小说。她的名字叫阿什利夫人……”[10]由此可见，女主人公布莱特并不是小说中男性的陪衬，反倒是真正的主角。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样的女性才是海明威心目中真正的“理想女性”。但男性主人公（或者海明威本人）受到她们的吸引后，却又不甘心失去自己的男性气概和主导地位，总是试图将她们规范或是驯化成“天使”式的女性，这就最终造成了两性关系的紧张和破裂，所以在海明威笔下，美好的两性关系从来都无法走入家庭的圣殿，《太阳照样升起》、《远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莫不如此，这些两性关系的悲剧无疑是海明威对于两性关系缺乏信心的体现，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恐怕也暗喻着男性关于女性的理想——母性与欲望的完美合体——的无法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