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论唐文研究-古典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在宋代的唐文研究中，史书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本文从“论唐文三变”、 弃骈取散的文笔观、对韩愈的推崇三个方面论述了《新唐书》对唐文的评价，并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及文风的角度出发，探析了《新唐书》文学观存在的原因。《新唐书》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史，映照出北宋的文学创作风气和批评标准的历史变迁，这对研究唐宋两代文学之间的沿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新唐书  唐文  弃骈取散   韩愈

《新唐书》是专记有唐一代事迹的一部史书，内有大量材料集中、系统地论述了唐文，从另外一个时代对唐文进行了全景式的认识和总结。更为特别的是它以史家的眼光来品评唐文，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观察文学史，清楚地透视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映照出北宋的文学创作风气和批评标准的历史变迁，这对研究唐宋两代文学之间的沿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新唐书》论唐文“三变”
强调和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历来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新唐书》的编纂者在汲取前人对唐文评论的基础上，在《文艺传序》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唐文三变论”。《新唐书》“三变论”的提出，自有其理论渊源：
（一）南宋沈约的“文体三变说”
南朝沈约的“文体三变说”确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史论述模式。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沈约所说的“文体”，指的是文学作品的体貌风格，在这三变当中，他最为推崇的是建安诗人曹植和王粲情感表现鲜明有力而又比较质朴本色的动人风格。
（二）唐梁肃的“唐文三变论”
唐代宗大历末年，梁肃在沈约“文体三变说”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了著名的“唐文三变论。 其《补阙李君前集序》云：“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若乃其气全，其辞辩，驰骛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则有左补阙李君。”【1】梁肃对初中唐将近二百年的唐文演变进行宏观鸟瞰，他从贯穿、体现儒“道”的历程来观察，提出“唐文三变”。被一些学者视为对唐文演变史进行总结性评论的先行者。但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中唐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尚未在文坛暂露头角，所以，韩愈等旗帜性人物未被提及。可以说，梁肃的论断只能说是“唐文三变论”的雏形。
（三）北宋姚铉的“唐文三变论”
北宋初年，姚铉亦提出“唐文三变论”。姚铉的“三变论”直接脱胎于梁肃，他对唐文各时期的代表作家和文学创作风貌也以陈子昂、张说、萧颖士等为代表人物，而韩愈、柳宗元等则是唐文改革的集大成者。姚铉对唐文历史演变的总结，着眼于由初唐骈体向中唐古文转变的大致轨迹，标志着“唐文三变论”的基本成型。
（四）《新唐书》的“唐文三变论”
《新唐书•文艺传序》开篇提出“唐文三变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夷始，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濡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2】宋初的姚铉在论唐文时只是抓住了创作唐文有明显发展变化的作家的特点进而来论述唐文。如果说姚铉的“唐文三变论”处于基本成型的状态的话，那么《新唐书》编撰者的“唐文三变论”则处于完全定型的状态。在上段文字中，编撰者对唐文有明显的分期意识，这种分期意识鲜明地体现出以唐文由骈入散的历史演变为依据。兹分析如下：
第一变化期是高祖太宗之初唐时期。初唐之文，基本上承袭了六朝的浮靡文风，骈文大行其道，虽出现了一些改革的新声，如王勃、杨炯等人的文章内容充实、褒贬时事、抒发志向，但编撰者对初唐散文仍摆脱不了六朝积习表示了遗憾和批评。
第二变化期是玄宗之盛唐时期。编撰者突出了玄宗对儒学的重视在文风转变中的重大影响。张说、苏頲的文章，格调雄浑、气势恢弘，开启了唐文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在唐代散文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对于“燕许大手笔”的这种由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转变中的过渡作用，编撰者也毫不吝啬地予以赞誉。
然而，编撰者最为推崇的还是第三变化期即代宗、德宗大历、贞元之中唐时期。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对“唐文三变”做了收束。中唐时期是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古文运动高潮的形成，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一时人才辈出，既有韩愈做领袖，又有李翱、皇甫湜等做羽翼，他们互相切磋，造成声势，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名篇迭出，使古文达到了整个唐代散文发展的顶峰。
这种以由骈入散的唐文发展轨迹为线索，对唐文发展进行三阶段的划分，其用意在于褒美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之文。但是编撰者在评述唐文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陈子昂作为初唐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却只字未提；韩愈和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但却把柳宗元作为“羽翼”来处理。然而作为一部官修史书，《新唐书》具有正史的性质，当然《新唐书》对唐文的评价就具有了权威性，它的评价也代表了宋人对唐文认识的主流观点。
二、《新唐书》弃骈取散的文笔观
清代赵翼在对新、旧《唐书》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浩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3】《新唐书》大量删减了《旧唐书》诏诰章疏四六行文，如《杨炯传》不载所献《公卿以下冕服议》等。《新唐书》对这些有史料价值文章的删削，也受到后世不少学者的诟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4】但对于重要文章，《新唐书》或改四六为散文，或节存其要语。如《刘宪传》把刘思立的疏谏改为散体。以上做法反映了史书作者对待骈文的态度。
三、对韩愈的推崇
钱钟书先生曾说：“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新唐书》很好的印证了这句话。《新唐书》对韩愈较为推尊，这从和同作为史书的《旧唐书》的比较中更容易清晰的显示出来。
（一）两《唐书》文苑（艺）传序之比较
可以说，《序》是作为两《唐书》文苑（艺）传的总纲而存在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将唐代文学放在一个大文学史观下进行考察：其一对“是古非今”说提出批评，透露出《旧唐书》作者重视当代文学的发展观；其二大力推崇沈约“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恰”的功绩,肯定了南朝文学的发展；其三肯定了贞观文学的价值。初唐文坛沿袭了南朝余风，但作者却把“贞观之风”誉为“同乎三代”；最后，赞美了高宗、天后朝文学，称其“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并列举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代表文体，称他们是“天机秀绝、无假淬磨”。从《旧唐书•文苑传序》传达的这些信息中，透露出了作者重视文采和崇尚时文的倾向，而对愈所倡导的古文的态度是比较淡薄的。所以，《旧唐书•文苑传序》不提韩愈，无视韩愈在唐文发展史上的成绩，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这也和《旧唐书》对元白的推举相呼应。
和《旧唐书•文苑传序》不同的是，《新唐书•文艺传序》直奔主题揭橥了“唐文三变”之说（见上文）。作者在复古精神的主导下，论唐代文学的演变，以文为关注的重点，将韩文奉为极致。
（二）两《唐书》《韩愈传》之比较
两《唐书》都为韩愈单独立传，比较阅读两书的《韩愈传》，其不同点表现如下：首先，《新唐书》详叙韩愈家庭出身，意欲抬高其身世地位。《旧唐书•韩愈传》云：“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而《新唐书•韩愈传》则曰：“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新唐书》追溯到其七世祖，这样，韩愈就是王侯之后。其父从“无名位”到“有美政”，这为韩愈日后的为官找到了渊源。
其次，《新唐书》详述韩愈对紧急事件的处理，突出其“勇夺三军之帅” 的大智大勇，彰显其持正义而见风节的一面。如韩愈宣抚田弘正一事，《旧唐书》用六十字就完成了叙述，而《新唐书》则扩展为四百余字。这种扩展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韩愈出发之后穆宗和元稹反应的描述，突显了此行的危险性。二是韩愈入王廷凑军后与士兵辞情切至的对话叙写，表现出韩愈以儒学行事，从容不迫、勇而沉稳的一面。通过这种扩展，更能衬托出韩愈的人品和官品。
最后，两书《韩愈传》传尾的评价。两《唐书》传尾部分都提到了韩愈“自成一家新语”的创新特色，但《旧唐书》认为韩愈并未践行自己所倡导的儒家之道，反而是“恃才肆意”，并举例说明了韩愈违背孔孟思想的文章：“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而《新唐书》丝毫没有提及韩文《柳宗元罗池庙碑》、《讳辨》、《顺宗实录》如何为当代所非，大有为贤者讳之意。同时，对韩愈热心古道，反对时文，改革文风进行肯定和赞扬，并把韩愈和孟子、扬雄相提并论以显示对其的推崇。
（三）两《唐书》征引韩文之比较
《旧唐书•韩愈传》采摭韩文四篇:《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祭鳄鱼文》。而《新唐书》采摭韩文16篇。钱大昕云：“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愈)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陈京传》载《禘祫议》。《孝友传》载《复仇议》。《许远传》载《张中丞传后序》。《李渤传》载愈答书。《甑济传》载愈《答元微之书》。《韦丹、石洪传》亦皆取愈所撰墓志也。”【5】所载文章之多，以至于赵翼在《廿二史割记》评论说：“欧、宋二公，皆尚韩柳古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新唐书》采摭的韩文，从文体上说，有文、表、碑文、传文、书、议论；从采摭情况看，有全文入选的、有摘引的、有摘引并改写的。这些文章，遍布《新唐书》文艺传、列传、孝友传、蛮夷传等，选取文章之丰富、分布范围之广泛确实可以看出《新唐书》作者对于韩文的熟悉和尊崇。同时这些文章在塑造韩愈形象方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新唐书》的文学观存在原因探析
首先是时代政治因素的影响。宋初在政治上的过分集权统治及
在对外战事上的消极防御，使社会矛盾变得日趋尖锐。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以欧阳修为首的诗文革新运动适时而生，并以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来改变五代文体的衰陋之习。而《新唐书》也成为欧阳修等编撰者表达主张的载体。
其次是时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唐末五代，儒家的价值观念趋于崩溃，人文精神丧失殆尽，文人重艺不重道。《新唐书》作者从时代需要出发，提倡古文，志在古道。韩愈在宋代受到尊崇，正是因为在宋代史臣眼中，韩愈所推崇的正是纯正的儒家之道。
最后时代文风的影响。晚唐五代的文坛是对六朝绮靡文风的回归。由于时代的变迁，世风和士风作用于文风，使北宋文坛风气发生了变革。“易道易晓”成为宋人在文风上的追求；在文体方面，古文日益受到重视，《旧唐书》作者推崇的元白文逐步下降，而韩愈的古文处于上升状态。从宋初的柳开、穆修、石介到欧阳修、苏轼，尤其是苏轼“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评语，更是把韩愈推到了文章道德的顶峰。史书以忠于历史作为最高标准，史臣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打上时代的烙印。
在宋代的唐文研究中，史书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翔实的文学史料，而且以史家的眼光传达出了本时代的文学理念，揭示出了唐文在北宋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这对加强唐文的多角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