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视域下的《甜言蜜语》-电影论文

　　《甜言蜜语》电影与小说都是基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一个叫做图森的城市所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名叫查尔斯?史密德的中年男子伪装成青少年，先后诱拐并奸污了数名少女。当地人称其为“图森的诱拐者”，并在1965年的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罪行。电影和小说从此事件出发，将情节聚焦在一名15岁少女康妮身上，以她和阿诺德?弗兰德(对应现实中的史密德)初次见面、再次见面、被引诱威胁、失贞的经历为线索展开叙述，对暴力横生的美国社会进行了批判。然而，通过对康妮悲剧的深入探索，读者可以发现弗兰德的暴力仅仅是导致康妮悲剧的外在原因，真正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其性格上的缺陷，其悲剧可称为性格悲剧。本文从性格悲剧理论入手，探讨电影中康妮的悲剧及其内在原因，并通过电影结局的分析揭示导演对人性未来流露出的希望和肯定。

　　一、悲剧与性格

　　德国美学家西奥多?立普斯对性格悲剧做了阐述，认为这类悲剧是“性格对灾难负责”，并且是由于“受难者对自己的不义(包括行为)所招致的一种咎由自取性的惩罚”。(转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委会,1963:124)我国学者杨文华教授也给性格悲剧下了定义，认为：“性格悲剧的特点是以人的个性力量为主体，突出表现个人情欲冲突，并将悲剧的原因深化为悲剧主人公自身性格内部的矛盾。性格内部包含着软弱、缺陷甚至恶的因素，正是性格中的这些弱点引起错误行动，导致悲剧。”(杨文华,2003:61)而根据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错误说”，悲剧主人公不包含“道德上有缺点”，只是“由于看事不明而犯了错误”。

　　在西方文学史上，最能体现这种由于性格过错而导致悲惨结局的是莎士比亚悲剧。评论家布拉德雷(A.C.Bradley)在分析莎士比亚悲剧时指出，其悲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悲剧中的矛盾冲突并非发生在悲剧主人公和他人之间，也非互为对立的集团之间，而发生于分裂的主人公内在”。(Bradley,1905:5)莎士比亚悲剧所体现的是“人的弱点与勇气，愚蠢与卓越，脆弱和力量之间永恒的矛盾”，强调了“在悲剧主人公身上崇高与卑鄙的并存”。(Lucas,1927:55-56)在其四大悲剧作品中，哈姆雷特由于性格的软弱、行动的延宕，承担不起为父报仇和重整乾坤的重任；奥赛罗由于轻信与嫉妒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妻子；李尔王的自以为是、傲慢与过分自信导致权力分割的盲目，最终被逐出家门的结局；而麦克白则由于不可遏制的权欲和野心从英勇大将堕落成杀人凶手。这些悲剧主人公都不是完美无缺之人，也不是穷凶极恶之人，他们性格上的弱点、过失和错误均与最终的悲惨结局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莎翁的悲剧被公认为性格悲剧的代表，西方理论界甚至将“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作为性格悲剧的代名词，作为自古希腊悲剧(命运悲剧)之后的一种悲剧类别。

　　二、悲剧与存在之困境

　　电影中的康妮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性格上有缺陷的青春期少女。15岁的康妮活泼开朗，却正如大多数青春期少年一样自私任性，极度迷恋自我、凸显自我。她受困于青春期的无所事事和迷惘中，每天都期待发生点刺激、振奋的事情，思想中充满了毫无价值的白日梦；整天在镜子前流连忘返，时时处处在意自己的外表、穿衣打扮；看见其貌不扬、朴实稳重的姐姐琼，总是生出一股优越感，自觉高出琼一等；与好友出游，一路上从着装打扮到言行举止，总想招人眼目，吸引年轻男子的注意。事实上这一切完全是青春期少女的自恋和自恃：她绝非自己想象中那般美貌，也并非聪明智慧之人。在一次出游中，她和男孩子亲密地打闹调情。也正是由于她的张扬与自恃才引起了弗兰德的注意，最终被尾随跟踪、招来受辱失贞之祸。

　　性格上的任性自私与虚荣自恋导致了少女失贞受辱的结局，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在《论悲剧》中的一段话足以说明康妮的悲剧：“但凡被称之为悲剧的必然被包涵于价值以及价值之间关系的范畴之内……客体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悲剧特性在于价值的互相作用。具体说来，悲剧的产生在于某些价值的毁灭。对于人类而言，并非其生命和存在的消失才可称为悲剧，一个计划、一种欲望、一件物品、一种信念的毁灭都可称为悲剧。”(Scheler,1965:5-6)

　　贞洁的丧失固然令人悲哀，但更令读者动容的是康妮一直以来所追寻的理想也在肉体的毁灭中离之远去。如所有花季少女一样，康妮渴望爱情，期待一位白马王子的出现。因此，当阿诺德?弗兰德，也就是路边那位小伙，开着金色敞篷汽车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康妮禁不住心旌摇曳。而看见弗兰德在长相和穿着打扮上酷似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歌王鲍勃?迪兰(Bob Dylan)后，康妮愈加为之吸引。随后弗兰德更是投其所好地显摆他的收音机并畅谈康妮熟悉的音乐，更加赢得了康妮的信任与喜爱。对爱情的憧憬使得康妮放松了警惕，最终走出家门投入弗兰德的怀抱。但等待康妮的却并非美好的爱情，而是被奸污悲惨结局。弗兰德(Friend)并非如他的名字那样是个“好朋友”，更不是康妮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实则是魔鬼(Fiend)的化身；他引导康妮进入的“并非美好新世界，而是充满暴力、性侵犯的地狱”。(Gillis,1981:65)虚荣和自以为是的性格缺点导致康妮看不清弗兰德的真实面孔，最终惨遭侵害，其憧憬爱情的美好理想也随之破灭。

　　不过说到底，如同多数青少年一样，康妮并无道德上的邪恶，而只是一些性格上的虚荣、自私和骄傲，她并无邪恶之念、亦无害人之心。小说的作者欧茨在之后的访谈中也提到，这篇小说讲述的主要是“天真无知的年轻姑娘出于虚荣而受到诱骗”，(Oates,1994:68)虚荣和自以为是成为康妮悲剧的主要原因。她的这一性格缺陷恰恰说明了人的局限、人性的弱点。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尹鸿,1992:3)这一矛盾使得人类遭遇着一个悲剧性的生存困境：一方面，人注定是自由的，正如康妮在内心纵横驰骋地向往爱情，享受着想象的自由；而另一方面，人又受到各种世间必然性的限制和制约。电影中，康妮受到自身性格缺陷的钳制，对理想的追寻受阻，反而搭上性命，正体现了人在宇宙中受限之悲剧性处境。

　　三、悲剧与希望

　　与莎士比亚那些“位高权重而受人瞩目的帝王将相”的悲剧不同的是，乔伊斯将关注点放在了普通小人物身上。(刘淑芹,2007:120)然而即使是小人物，也展现出极强的悲剧性：个体生活在宇宙中，康妮的少女梦想受到自身性格缺陷的约束而毁灭，展现出生存的悲剧性处境。但不管是作者欧茨还是导演乔伊斯都并非是在否定人性，相反，通过对主人公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也要达到目标这一悲剧精神的书写，她们歌颂了人性的伟大。在欧茨的小说中，康妮最后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在生与死的抗争、人的自由意志与强大黑暗社会的抗争中显露出人的尊严和价值。通过对人性的讴歌，欧茨“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度过并超越苦痛”，并“激励我们继续奋战并赋予生命以意义”。(Grant:5)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观，欧茨对人最终的结局并不悲观，相反充满希望。同样，电影《甜言蜜语》展示出的却远非导演消极颓然的悲观人生观。在欧茨原小说的结尾，康妮被弗兰德带出了家门，并在其生死未卜中戛然而止；而在电影的结尾，康妮披头散发地回到了家(暗示着受到侵犯)，在面对母亲自责的忏悔时她却一反往常地安慰母亲，并且在影片的最后她和姐姐琼一起和着曲子翩翩起舞。这样一个近乎脱胎换骨的康妮不再是之前那个任性无礼、顶撞母亲、厌恶鄙视姐姐的自私女孩，在经历过男性的暴力之后，康妮选择与母亲、姐姐结成联盟，在女性自然的“姐妹情谊”中寻求庇护。与欧茨的原小说相比，电影的结局所刻画的康妮身上的性格缺陷消失殆尽，展现了导演乔伊斯对人性未来流露出的希望和肯定。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