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人在囧途》折射出的思想-电影论文

       《人在囧途》如匹黑马，“囧”出了喜人的成绩，赢得了世人的关注。该片像国内众多喜剧影片一样，顺应了当今消费文化的潮流，迎合了观众“轻松、愉悦”的心理，契合了国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文化积淀。但在顺应消费文化的同时，该片还凸显了一些触动心灵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的存在，才使得它俗而不耐、赢得高票房。在此，本文就试着从这个角度进行剖析。

　　一、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

　　关注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人道主义以“人的发现”为内核，因其能突破政治、经济、民族等界限，一直以来成为众多艺术门类所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新生代电影也以彰显“人道主义”为重任，从章明的《巫山云雨》、贾樟柯的《小武》到路学长的《租期》、李玉的《苹果》,等等，它们都以再现底层人的喜怒哀乐为主线，完成了“发现”底层人的转变，拓宽了人道主义的表现面。影片《人在囧途》，同样散发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气息。塑造的主人公牛耿，是位普通的挤奶工，辛苦劳作却未能如期取得工钱。“为生存”而被迫无奈在春节前夕踏上了讨债抵工钱的辛苦路。讨债路上，牛耿的倔强、无知、粗俗、淳朴、憨厚等等都展露出来，让观众感知到了一个富有人性的底层人物形象。同时，与牛耿讨债相伴出现的影像还有火车站喧嚣的人群，四处兜售的小商小贩，陈家店淳朴的乡民，客栈抓“奸夫”的王小宝，等等。这些都是些市井小人物，他们从事着平凡的劳作，为生计而各显其能。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占大多数，但在社会话语权中却处于无语的状态，而《人在囧途》却把其艺术地搬上银幕，是对其的一种关注。把底层百姓搬上银幕并获取说话的主动权，《人在囧途》并不是首例，但其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底层人物的写照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所塑造的银幕人物，除李成功是稍有社会地位的老板外，其余全是名不经传的底层百姓。对于这些底层百姓，影片虽直指了他们人性的弱点，但更多的是对他们人性美的赞许和艰辛生活的关怀，如，牛耿的憨厚、陈家店乡民的热情、“女骗子”的大爱，等等，体现了“众生平等”“捍卫人的尊严”等人道主义的思想。

　　二、跳出肤浅的生活化和娱乐化，

　　注入日常生活式的悲剧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了以受众为中心的消费时代。随之带来的是：生活化、娱乐化、泛情化、肤浅化的快餐艺术得到受众的青睐，而传统的审美观、叙事策略、艺术风格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迎合受众和获取商业利益，我国文艺界和影视界日益广泛地掺入了单调、无聊的成分，助澜了“恶性娱乐化”倾向，生产出了不少低劣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人在囧途》也受消费时代的影响，注重生活化和娱乐化。围绕主人公牛耿的影像都是些日常生活琐事，从“围绕老板讨工钱”开始到尾声“沾满鸡毛进商场购衣”，无一不是日常生活的再现。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影像中，影片还注入了不少令人笑声不绝的幽默对白和滑稽闹剧。如，牛耿首次乘坐飞机，在验票口举着机票问检票员：“我这是坐票还是站票？”飞机起飞后，牛耿身体不适，直嚷：“我让飞机停一下，我不想坐了。”

　　但该影片在顺应消费时代的市场需求的同时，还能把普通的东西转化为崇高的审美对象，注入日常生活式的悲剧气氛，亮出令观众沉思的点。这种日常生活式的悲剧气氛可以在主人公牛耿身上得到诠释。挤奶工牛耿，见识狭隘，以为老板都来自农场，把长江说成黄河；性格倔强，得知牛奶不能带上飞机时，愤怒地把一大瓶奶强行灌进肚子；举止偶尔粗俗，在飞机上大声嚷嚷，在客栈里睡相极不文雅。但影片更多展现给观众的是牛耿身上散发出的人性美，即朴实憨厚的内心、坚贞乐观的情怀。

　　牛耿是朴实憨厚的。在拿债契上，影片就初次向观众展示出了其朴实憨厚的一面。牛耿想领钱回家过年。因三角债的缘故，老板身上只有债契，无现钱。老板说：“你们有本事自己要去”。无奈之下，牛耿和3位工友也拿了一张2万元的债契。4人聚在一起读债契内容。其中，有人埋怨牛耿：“成都的可值8万，长沙的才2万，你为啥非要那长沙的”。牛耿愤怒答：“咱4人加起来老板才欠2万，那成都的是8万。人可以不自量力，但得厚道”。这句话不仅使得牛耿的工友哑然无语，也令观众对牛耿的品性肃然起敬。

　　牛耿的朴实憨厚还表现在不计前嫌，与李成功和谐相处之上。作为联合文化集团CEO的李成功，起初对牛耿是歧视的。乘坐飞机时，李成功看见牛耿走近自己，忙故意把头扭向一边，并露出讨厌之色。而与之相对的是，牛耿为再次见到李成功很是惊喜，欢欣招呼：“哥，你咋坐这呢”？之后因风雪阻隔的缘故，由飞机改乘火车。在火车上，李成功又轻蔑地称呼牛耿为“乌鸦嘴”“平底锅”。当俩人意外火车票座位相同时，找乘警理论。乘警验出其中有一张票是假。此时，李成功一口咬定，假票是牛耿的，并指着牛耿对乘警说：“贩子弄的是假票，票贩子就专门骗他这种人”。结果，李成功偷偷地通过手机上网查询，发现自己的票才是假的。而一再为李成功所瞧不起的牛耿却不存芥蒂之心。当陈家店乡民围攻李成功时，牛耿热心地用土方法倒出了老大娘嗝住的枣核，替李成功解了围。乡长为答谢救命之恩，决定用手扶拖拉机送牛耿去武汉转车。牛耿很是感激淳朴的乡民，同时，主动邀请李成功同坐前往。

　　牛耿又是满怀乐观之情的。去长沙讨债，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一路受阻、疲惫不堪、霉运不断，但牛耿却无抱怨之言，不露颓废之色，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之情。在客车上，憧憬着回家过年的喜悦，带头和乘客们一起欢歌《回家过年》，其乐融融的快乐感染着身边的人群。对于讨债，充满希望，坚信人间一定有真情在，笃信世上好人比坏人多。

　　社会地位低下，从事平凡工作的牛耿就这样以其可贵的言行渐渐凸显出了崇高和伟大。按理说来，这样的牛耿就应该被社会所认可肯定、所接受。但实际呢，作为主流社会成员的李成功若不是与牛耿有着深入接触，才不会有从蔑视到刮目相看的改变。而有过同车之缘的3位美女呢，尽管得到过牛耿的热情帮助，但其目光停留在一帅哥身上，并想方设法与之交往。当遭到此帅哥的拒绝后，把目标转向了李成功。这种对牛耿的冷落，实际就代表了该阶层对牛耿式的底层百姓的漠视。如此卑微而可敬的牛耿被李成功等为代表的强势群体歧视和漠视，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悲哀。

　　三、体现了传统的“乐天知命”精神，

　　采用了民间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乐天知命”是我国民众对待生死的一种传统意识，最早比较系统地对之阐述的人是孔子。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并指出要“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等思想。长期以来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炎黄子孙。后来，这些思想被儒家精辟地概括为“乐天知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曾云：“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亨。”影片《人在囧途》秉承“乐天知命”的传统，塑造了牛耿这个主人公。最初，农场老板以债契抵工钱，牛耿接受了。后来，在讨债路上，因种种客观原因，乘坐的交通工具不断更换，李成功对此牢骚满腹，但牛耿却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在客栈，李成功嫌这不好，那不行，而牛耿却很知足，倒头就酣然大睡，进入梦乡。火车上，3位美女请帅哥和李成功吃饼干，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牛耿冷落在一边。遭到冷落的牛耿没有愤愤不平，而是乐呵呵站于一旁倾听。在牛耿看来，李成功的歧视和3位美女的漠视是他们自己的事，而自己要做的就是坚守淳朴的本色。

　　“大团圆”结局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叙事模式，与我国的“中和”思想、“乐天知命”传统相配，深受民众喜爱。鲁迅就曾直白：“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影片《人在囧途》也采用了民间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在三个地方亮出了“光明的尾巴”。一是主人公牛耿如愿以偿拿到了债款，尽管这债款不是来自债主而是来自于李成功的暗箱援助，但这种处理很是契合了普通观众“好心终有好报”的朴素道德观念。二是“女骗子”获得了李成功的援助，有了给孤儿治疗眼睛的钱。这给观众一种如释重负的愉悦之感。三是李成功最终能冷静客观地反思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个好儿子，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他身边；不是个好父亲，我到我女儿学校去开家长会，她们班主任不认识我；作为丈夫，背着老婆找小三，我也不敢告诉她；作为情人，我不能给人任何结果，我也不是个好情人”。最后，走出了迷途，决心回到妻子身边，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这种处理非常符合民众的审美趣味。

　　综上所述，《人在囧途》并不是一部纯粹以滑稽、幽默取胜的公路影片，而是含有一定思想底蕴的喜剧片。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