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妓女形象塑造的意识形态分析-电影论文

　　一

　　《金陵十三钗》与传统的主流抗战电影在战争观、价值观上有着一致性：都是弘扬抗战反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但在叙事上，《金陵十三钗》作了双重置换：以妓女取代浴血男儿成为抗战英雄；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妓女置换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妓女。这种置换建立在妓女们的华丽转身之上，即代教会女学生赴难，“由妓女向刺客转换，完成肮脏向圣洁、下贱向高贵、肉体向伦理的献祭。” 让“不知亡国恨”的妓女，升华为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民族主义烈女。

　　正是借由妓女的转身、升华，《金陵十三钗》赢得了民族主义者的掌声，达到了煽情的效果。然而，去参加日本人的聚会，不管是女学生还是妓女，都将面临身体的屈辱、生命的危险，导演最终安排妓女代替女学生赴难，这种安排的逻辑何在？有何种观念在支撑？

　　且看电影里，导演借妓女玉墨等人之口给出的理由：“小日本……不就是图个快活吗，姐妹们都是干这一行的，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只要我们能活着回来，就能凑合着活下去。这种事你怎么让那些小女生对付啊，就算她们能活着回来，还活得成吗？”“自古以来，说我们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自古以来的骂名。都说婊子无情无义，明天我们姐妹也去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

　　这些话语都对应着一种观念：妓女不干净、肮脏、卑贱，而教会女学生年轻、纯洁、有知识、高贵，是国家民族的未来，由妓女顶替教会女学生赴难，国家民族的损失也要小一些、划算一些。而且，妓女因职业所累，一向是大众轻视嘲笑的对象，在道德上有原罪、有负疚，此时作出牺牲正是自我救赎、自我确证的好时机。可见，在编导眼里，妓女肮脏卑贱、没有价值、需要自我救赎，因此，由她们顶替女学生是卑贱者、无价值者顶替高贵者、精英分子。在这一逻辑下，妓女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归属：转变前的妓女既是肉欲的符号，同时又是没有价值、受到否定的；而转变后的妓女才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大家需要的妓女。

　　可见，妓女们代人赴难，不是危机时一刹那的本能反应，人之为人的光辉体现，而是导演、编剧把人当做物一样来度量其价值，并反复权衡之后的人为取舍，它表面看来富于英雄主义的道德感召力，实则残酷而又有违人道。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张华为救掉进粪坑的淘粪工而失去生命，有种舆论说，大学生用正值青春的生命来换取淘粪工卑贱之躯，这种死不值得，不划算，这种英雄主义不宜提倡。30年后，张艺谋们又重弹了这个老调，不同的是，张艺谋们认为，教会女学生值得救，而且让妓女们救也很划算。

　　这种权衡取舍，折射出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女性观。在淫威、暴力、强权之下，妓女和女学生一样，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尊严、有情感的人，都是女性、弱者、待宰的羔羊，并不因为她是妓女还是处女，有没有知识，贵贱与否，而她们所受的迫害就有了等级之分、值得与否的区别。作为人，在生命的天平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不可度量，也不宜度量的。不能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公开号召、要求一些弱势群体为一些精英分子、高贵者做出牺牲，并美化这种牺牲。无奈为妓女，已经很不幸，靠自己身体吃饭，不亏谁，不欠谁，更不亏欠国家民族。因此，人们不能因为她们不体面的职业而歧视她们，也不能在危机时，要激发她们的献身热情，赋予她们代人受难的义务，更不能以为国为民、自我救赎的名义，要求她们率先成为国家民族危难时的牺牲品。

　　《金陵十三钗》充斥着男人视角、精英视角和民族主义视角，然而独独欠缺妓女自身的视角。早在日本人肆虐南京前，她们就已饱尝苦难，沦为妓女。这些苦难全拜国人所赐，没有疏泄的出口，没有控诉的对象，没有清算的可能。日本人打来了，她们被赋予救国的义务，她们所受的阶级苦难、女性苦难被遮蔽，民族苦难则被放大凸显而掩盖一切。在民族意识里，妓女们以前所受的再大的苦难都是我们内部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可以被忽略，不去计较。然而，日本人所施加的苦难则是不可忍受，必须加以反抗的。此时，妓女们所有的困难都有了疏泄的渠道，都有了方向——日本人。因此，妓女们被塑造为深明民族大义，只能将所有不平和怨恨都发泄在日本人身上。

　　这种妓女形象塑造，典型地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民族集体无意识对妓女的规训、争夺和控制。可以说，张艺谋电影中的妓女，是一些民族主义者所欣赏、所需要的妓女，她们与自由思考、自我表达、自由选择的真实妓女相去甚远。电影里，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华丽转身为英雄、刺客、烈女之前虽然也有些许怨言、牢骚，但这些言行被导演认为是消极的、政治不正确的，转变后则完全成为导演思想观念的木偶。

　　二

　　女人、妓女相对于男人、学生，是弱者，是边缘群体。《金陵十三钗》中，导演让军人退场、女学生远走，让妓女华丽出场，赴难救国、保存精英。这种以边缘群体的牺牲换取民族生存的论调，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过。1933年，董时进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针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日本地狭人少，资源匮乏，董时进提出，“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胡适对这种可怕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为气愤，他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的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绝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在胡适看来，国家之上是人类，反对战争，伸张民族主义，是为了让人们活下去，活得更好，而不是故意牺牲一些弱者、边缘群体，保存一些优良种子、高贵者，延续种族、国家。假如这样，抗战也就失去了意义，即使做亡国奴也未必比这个设想所体现出的观念更可怕。

　　在波伏娃的名剧《白吃饭的嘴巴》中，为长期坚守，当权者将粮食留给将士，女人、孩子、老人、残疾人被认为是“白吃饭的嘴巴”，逐出城市。对这种中国人熟悉的“国家战略”，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了质疑：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谁有权决定另一些人是“更有用的人”呢？

　　《金陵十三钗》中，教会女学生被当做国家民族的希望、未来的符号来看待，国难当头，军人救不了，男人救不了，教会救不了，洋人救不了，却要十三个妓女来救。救国救民，这等重任，何其宏大，不料最后却落实到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妓女身上。中国的文学艺术一向就喜欢虚构弱者救国的传统，女人救国、妓女救国，儿童救国之类的故事层出不穷，它具有极好的煽情效果，也有着凝聚、宣泄民族情感的功能，然而，其中的意识形态策略颇堪玩味。

　　平时，江山社稷，国家民族，核心利益分割，种种庄严宏大的东西往往与女人、妓女、儿童无关。但一到国家民族危难关头，男人不见了，朝廷政府不见了，精英不见了，大人物不见了。女人、妓女、儿童被文人驱遣上场，确证自我，偌大的国家，要靠这些弱势群体、社会边缘担当起救国的重任，上演民族精神的壮烈。所谓国家兴亡，“匹妇”“匹儿”亦有责，华夏大地，老幼妇孺，皆为英雄，真正的有难同当，光荣共享。

　　这些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平时被忽略，被歧视，甚至被践踏，危难时，还要承受文人附加的难以承受之重。与其说这是对弱者的歌颂，不如说是对他们的苛求，对真正需要负责的男人、政府朝廷、精英的开脱，也是国人虚构出来的自娱自乐、自我麻醉、自欺欺人的民族自我消费，《金陵十三钗》只不过延续了这类老套。

　　三

　　看了《金陵十三钗》，想起了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被战争摧毁了家庭的儿童伊万，搜集德军情报，屡建奇功，成为英雄。然而，他整个的生活都被战争所填充，挤压，他所有的行为都与上前线、刺探情报、打击德军有关。儿童的天性，儿童的快乐，已离他远去，战争成了他的全部，他的自我认同，自我确立都为这种战争思维、战争依赖症所把持。可以说，战争已经夺走了伊万，改变了伊万，那个儿童的伊万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在中国导演眼里，民族立场坚定、政治正确、早熟的儿童英雄伊万是多么难得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符号，可是在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眼里，儿童英雄伊万不是前苏联人津津乐道的荣耀，而是一种悲哀，是被战争摧残的整整一代前苏联人生命扭曲、精神残疾的自我写照，他折射出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精神创伤之巨。

　　这种沉痛的反思远远超出了将民族苦难情色化、煽情化的《金陵十三钗》。可以说，《伊万的童年》是以人类为高度、以精神灵魂的健康作为人的价值尺度，而《金陵十三钗》则以歧视弱者的精英主义价值观、自欺欺人的英雄主义、偏执的民族主义为市场诉求，二者相比，高下立判。不仅难望《伊万的童年》之项背，就是与那些艺术片，如《永别了，武器》《第二十二条军规》《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海岸线》放在一起，《金陵十三钗》在思想价值上都要相形见绌。《金陵十三钗》团队雄心勃勃，要打造全球化、普世化的战争巨片，遗憾的是，张艺谋及其编剧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仍停留在前现代社会，又何以征服世界观众？张艺谋的电影一向以情节的矫揉造作、思想的浅薄苍白而为影迷所诟病，《金陵十三钗》亦然，只不过在价值观上下滑得更厉害。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