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农村收入与消费分析（1993-2011年）——经济与管理

 （一）收入分配对于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在研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首先考察的是平均消费倾向，即在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其表达式为APC=C/Y，④其中APC为平均消费倾向，C与Y分别为消费量和收入。它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收入水平与消费量的关系。根据凯恩斯的宏观消费理论，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呈递减状态，但是该递减状态是出现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自身的各项需求之后，如果收入继续提高才会出现的情况。根据估测，该收入水平应该为人均GDP达到6 000美元⑤，但是我国目前的收入水平明显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因此，作者认为，这种平均消费倾向非正常的下降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关。
为了研究收入差距扩大对于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城镇居民中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特点及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以得到收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相应结论。
1. 高收入者财富量大、消费倾向偏低。高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达到49 090.08元，最高收入组（10%）的人均年收入为57 480.33元。这一群体大多是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生的，他们大多处于优势行业，收入稳定并且对未来的收入有着较强的信心；同时，他们凭借自己收入上的优势地位可以抵御各种体制改革带来的冲击，其消费状态稳定。
高收入者的消费特点是：第一，消费已经脱离温饱的目标，耐用品消费已接近饱和。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食品支出占其收入的31.58%，交通和通信与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较高，分别达到17.29%和13.05%。第二，消费存在攀比性、炫耀性，他们往往追求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方式，对奢侈品有着很强的消费倾向，但是由于国内的高档消费品供给不足，这部分消费需求大多转移到国外市场，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进行了“转移支付”。第三，由于他们的消费已经接近了自身的极限，处于“有钱不知道去哪里花”的状态，出于保持高收入和利用自身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他们会进行更多的投资而不是消费。
2. 中等收入者收入占比下降，储蓄倾向较高。这部分人占按收入等分组的60%。其在2011年的人均年收入处于1.6万元～2.8万元之间，平均达到2.19万元，其恩格尔系数处于0.38～0.43之间，消费性支出与收入之比为0.71，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占全部总收入的比例从1991年的40.4%下降到2011年的34.25%。
这部分人群的生活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他们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对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比例较高，更期望高收入者的生活状态，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是他们的消费倾向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的消费支出，这是因为中等收入者的消费行为更符合“生命周期假说”，他们强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的最佳配置⑥。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改革⑦时期，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中等收入者的冲击最明显。2011年中等收入者用于住房、医疗服务、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29.77%，远高于1993年的16.5%。同时，伴随着2006年以来的通货膨胀逐渐升级的情况，这部分人群会提高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他们对于未来实际收入的预期不再乐观。
由于以上原因，其较大一部分收入被用作预防性储蓄而不是消费，这部分人处于“有钱而不敢花”的状态，这对于消费需求的影响极大。因为合理的分配布局应该是一国中等收入者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而且获得较多的收入分配比例，但是我国呈相反状态，有限的收入增长面临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预期风险，导致了中等收入者消费不足。笔者把这个群体称为“海绵群体”，这部分人群手中持有较高的储蓄数量，他们并不是没有消费欲望而是没有消费的动力。
3. 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在我国的统计中，低收入者占按收入等分组中的20%。2011年低收入者人均年收入为10 002.64元，分别是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20.37%和45.7%。其收入的55.2%用于食品和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而用于耐用消费品、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人均支出仅为1 025元。
这部分人群通常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务工人员；第二，由于企业改革而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第三，依靠养老保险生活的老人。这三类人处于“无钱可花”的状态，他们通常缺乏稳定和较高的收入，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储蓄较少而无法转化为消费。他们的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即当期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水平，而这部分人通常收入水平刚刚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虽然有消费愿望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收入作为支撑，因此他们的消费需求不足。
由以上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时间，随着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特殊情况，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这种扩大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消费阶层被严重割裂，各阶层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进而对我国的消费需求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对消费影响的计量分析
以上部分对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从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本部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计量分析，利用实证的方法进一步验证收入分配失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选取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作为代表消费的变量，它是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能够直接反映出消费变动情况；选取基尼系数代表我国的收入分配失衡情况，它能准确地代表收入差距程度。本文选择1993—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构建如下计量方程分析以上计量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基尼系数显著性明显，R2=0.862说明其代表的居民收入差距确实给居民的消费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并不完全由收入分配情况决定，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也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第二，基尼系数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弹性系数值为-0.755，说明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即收入差距越大消费减少越多，并且城镇居民消费对于基尼系数的变动比较敏感。
以上计量结果的经济学意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者集中，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制约和自身的消费特点，消费倾向持续低迷，使他们的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有消费欲望但无力消费。这种现象的综合结果将是全社会消费倾向不断下降，造成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是通过这种作用机制，当前城镇收入差距的拉大才引发了城镇消费倾向的下降和消费需求的不足。这与前面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对收入差距的深入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对我国的消费需求进而对经济持续均衡发展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笔者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比较大，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也应该理智地看待和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结果是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改革的“成本”也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许多不合理因素造成的，例如寻租、垄断、腐败以及利用特权取得不合理收入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结果的。因此，今后的改革目标是要消除这些行为，一部分利益群体必须做出让步。
2. 收入分配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它必须依托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把它独立于整个改革的体系之外。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我国现在处于转型期各种无序状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应该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优化产品结构和强化自主创新，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发展过分依靠国外市场和投资的现状，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3. 充分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重要作用。[11-12]收入的再分配是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途径，这种再次分配不会由市场自发完成，因此政府不能采取不作为的态度，而应该积极地制定合理的再分配制度，灵活利用税收、财政补贴等行政手段，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同时加快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步伐，降低这些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尽快增加遗产税、住房税的设立，抑制高收入人群的遗赠动机。利用这些措施提振整个社会的消费信心。
注释：
①本文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姜洋：《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4期，第47-51页。
③刘树杰，王蕴：《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第11-16页。
④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8-450页。
⑤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和总消费》，《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69-79页。
⑥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457页。
⑦这种改革主要是指我国目前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市场化改革。
⑧此处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