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与企业发展——经济与管理

一、引言
在大众的生活中，日常耐用品（诸如彩电、电冰箱、空调等）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与其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日常耐用品是否环保、环保程度如何，对大众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日常耐用品属于专业技术类产品，人们对其并不了解，即使是阅读了产品的相关说明，基于专业知识的匮乏，人们还是识别不了日常耐用品的环保程度，换言之，日常耐用品的真实环保程度具有隐蔽性。并且，日常耐用品的使用周期从两、三年到十几、二十年不等，相对于一般商品来说，其使用周期比较长，这样一来，日常耐用品的环保程度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如何能使消费者更好的了解日常耐用品的环保程度呢？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是让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企业通过一定手段披露自身关于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信息。披露的环境信息反映出企业的环保程度，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企业产品的环保程度。因此，要加强消费者对日常耐用品环保程度的认识，让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为了规范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使得消费者、政府更好的了解企业的环保现状，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企业进行公开的环境信息披露，并对其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进行审计。出于对人类居住与生活环境保护、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考虑，我国亦于2003年发布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此公告中只是对少数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做了强制性的规定，并未对其他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作出有关说明。除去重污染企业，其他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方式、内容五花八门，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为了及时了解企业环保现状、更好地监督企业治理污染并建立企业与公众的互信关系，进一步规范非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于2007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消费者与政府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注与需求，使得环境信息披露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而逐渐成为企业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比较全面、具体的分析了消费者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政府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说明日常耐用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企业进一步的发展。本文还利用了样本企业的数据来初步说明这种影响方式的存在与可行。
二、研究现状述评
在国外，很早就出现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包含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早在1978年Bowman就从公司特征方面研究了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并且发现两者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有关日常耐用品行业研究的文献中，大多数是有关日常耐用品消费方面的分析，像高明华、曾广录（2009）分别对城乡居民中日常耐用品的消费与其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1]；樊潇彦等（2007）则采用大型微观家庭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的耐用品消费进行深入研究[2]。
上述研究结果在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或日常耐用品企业发展方面均有所贡献，但是迄今为止，未有文献具体研究日常耐用品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以及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日常耐用品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来影响消费者以及政府的决策？日常耐用品行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其发展有何联系？本文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展开，笔者拟对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构建博弈模型以分析消费者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政府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互动机制，用样本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的数据说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最终得出有关结论。
三、理论模型与假设
所谓环境信息披露，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自身关于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信息。日常耐用品则主要指消费者能够普遍购买的诸如彩电、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显然日常耐用品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政府相关政策及企业自身发展都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的机制是什么？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众所周知，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非一次就结束，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也并非只关注短期利益，长期利益对于日常耐用品企业来说意义更大，所以消费者与日常耐用品企业是长期的博弈关系。笔者认为用重复博弈模型来分析消费者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间的互动机制是合适的。同样，重复博弈模型也适合用来分析政府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间互动机制，因为政府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同样是一个长期的互动关系，并且二者的相互影响也比较强。
（一）重复博弈模型的构建
由于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主要是由企业自身自愿进行的，所以披露的信息的质量高低不一，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高是指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较强，而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低指未披露或是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等。
在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中，令企业披露高质量的环境信息的概率为P1，获得的收益为R1；企业披露低质量的环境信息的概率为1-P1，收益为R2，显然在一次博弈中R2>R1。消费者以概率P2购买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当购买披露高质量环境信息企业生产的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为U，购买披露披露低质量环境信息企业生产的产品是所获得的收益为-U。
在企业与政府的博弈模型中，同样的，企业披露高质量的环境信息的概率为P1，令政府能鉴别出企业披露的是高质量的环境信息的概率为P3，并且政府会对能鉴别出的披露了高质量的环境信息的企业提供S的支持，对提供低质量的环境信息的企业不做物质上的惩罚。
最后，假设企业披露高质量的环境信息的成本为C，而披露低质量的环境信息企业的成本相对提供高质量的环境信息的企业的成本来说很低，故而忽略。另，假设政府是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其效用与广大消费者相同。
（二）日常耐用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
在分析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机制时，先回顾有关环境信息披露与日常耐用品行业消费研究方面的文献是有启发的。首先，在研究企业环境信息的供求时，万里霜（2007）认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是企业在评估环境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决策，其中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是一个很大的原因[3]。另一方面，在对消费者耐用品的购买决策的研究中，贾俊秀（2009）年利用Markov动态决策模型对其购买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发现消费者在购买耐用品时不仅关注耐用品的实用价值，而且也十分在意其感知价值（这来自于消费者的虚荣心，如攀比、赶时髦等心理）[4]。毫无疑问，环保产品无论是从实用价值还是感知价值方面考虑都比普通产品更有吸引力。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本文所建模型需要证实的假说为：
假说1，消费者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对披露环境信息的日常耐用品企业生产的产品有较强的购买支付动机。
上述假说是建立在披露环境信息的日常耐用品企业生产的产品一般来说是比较环保的设定上的，因而这些产品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与感知价值，并且日常耐用品因为使用周期长，价格相对较高，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之前一般会进行较为详细的资料调查与对比，而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的环境信息将对消费者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部分。大凡企业莫不希望自己的产品都能够有市场，希望自己企业的存续时间能尽量长一些，生产日常耐用品的企业也不例外。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政府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之间，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对重污染行业如煤炭等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然而对于日常耐用品行业，国家法律并没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日常耐用品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不重视，恰恰相反，在全民环保意识提高的今天，无论是哪个行业都与环保多多少少有关系，特别是污染具有很大的负的外部性，进而会导致市场失灵，所以政府作为纠正市场失灵的一支重要力量，必然对此十分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长久以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渐渐消失，傅京燕（2002）对环境成本内部化与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研究时发现，生态标签可以促进基于环境特征的产品差异化，这会引起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5]。因而，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通过披露环境信息，会使政府对它的减少管制，并且加大对其扶持力度。
上述分析中，无论是消费者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之间、还是政府与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之间，都可以用重复博弈模型来解释双方的行为选择。日常耐用品是一个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而一旦日常耐用品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假定这些信息一般是正面的、真实的），其生产成本一般会上升，相应的日常耐用品的价格会上升。如果只考虑价格对消费者有影响，显然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的利润会下降。但是，消费者对环保产品有偏好，因此也有较高的支付动机，消费者会加大对披露环境信息的日常耐用品企业生产的产品的购买数量；另一方面，政府对披露环境信息的日常耐用品企业也会减少管制，增大扶持力度。所以，笔者提出了以下假说：
假说3，日常耐用品行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数量，抵消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损失，从而是企业获利；二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增加政府对其扶持补贴力度而获利。
日常耐用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对企业的发展显然有着重大的影响，这里我们用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来初步反映企业的发展情况。
四、样本选择与指标设定
前文假说揭示了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日常耐用品企业历年的环境信息披露的状况来看，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与内容都日渐丰富，这些对日常耐用品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准确性、代表性与可得性，本文选取了海尔、格力、长虹、美的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为样本，并将这些企业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各项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试图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结论。本文资料均取自各企业历年年度财务报告与相关公开资料，统计指标设定如下：
样本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本文所设定的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参考王建明（2008）提出的量化标准、结合日本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必须包括的项目进行综合考量，记为M[6]。本文所考核的项目均来自样本企业的年报、单独的环境报告书、社会责任报告书或是公司官网环境保护专题包括的介绍，不包括零星的新闻报道所涉及的内容或是产品环保特性介绍，具体情况如下（权重取自王建明（2008）所提出的量表中与本文有关的环境信息披露项目的平均值。）：
对具体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评估本文亦参照王建明（2008）提出的方式，即给出货币性信息赋值2，给出非货币性信息赋值1，无信息赋值0。
样本日常耐用品企业政府扶持力度：本文所讨论的政府扶持力度主要是通过政府给样本企业的补助来反映，数值取自样本企业年报中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项，记为S。
样本日常耐用品生产企业的收益：现有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采用的都是资产收益率或每股收益来计量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后的收益，然而对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或每股收益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太多，并且环境信息披露后最直接影响的是消费者企业产品的购买，也就是直接影响的是企业的产品销售，因此本文选取样本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来反映企业收益，记为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