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研究——经济与管理

 一、文献综述
抑制居民消费波动首先需要了解引起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运用了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
国外方面，Mirta N.S.Bugarin&Roberto Ellery Jr（2002）[5]认为，过度的消费波动与消费者面临信贷限制、不能在经济周期内平滑消费有关；Prasad et al.（2003）[6]指出，国际资本流动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消费波动上升的主要因素；Neumeyer & Perri（2005）[7]研究了新兴市场消费波动现象，并指出由技术波动引致的借款利率波动导致消费相对于产出的过度波动；Carcia-Cicco&Pancrazi（2009）[8]研究表明，考虑到金融摩擦的RBC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新兴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现象；Kodama Mashiro（2010）[9]发现，进口产品消费、贸易条件冲击及债务约束是引起低收入国家消费波动剧烈的重要原因；Olga Gorbachev（2011）[10]发现，1970—2004年美国居民消费波动有所增加，这与真实利率变动、偏好、收入波动、流动性约束有关。
国内方面，宋冬林等（2003）[11]对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进行了检验，指出由不确定性引发的粘性预期、远期和理念上的流动性约束、非理性和非生命周期行为的作用等触发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特征；张耿等（2006）[12]将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原因归结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消费行为转型；唐曼（2009）[13]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与收入、储蓄和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乔迁（2010）[14]认为，消费波动产生的原因是来自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因为不完全信息导致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另一种是融资渠道不畅导致的流动性约束；马文涛（2010）[15]利用马尔科夫范式转化模型，得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仅对消费波动有显著影响，且方差和均值的不确定性分别导致了消费波动增大与减小；屠俊明（2012）[16]发现，流动性约束和政府消费分别通过弱化居民消费跨期优化能力和增强其对居民消费替代作用的渠道来增加居民消费波动，且前者的作用强于后者。
由以上研究可知，不确定性是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来源之一。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加大，进而调整自身消费行为，引起消费波动。而政府在参与经济活动时有其自身的偏好，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丁宏术，2008）[17]，是宏观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凌（2009）[18]在劳动可分RBC模型中，加入流动性约束、政府消费冲击和居民消费习惯冲击等需求因素，得到结论认为政府消费冲击在一定“量的积累”上引起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周青梅（2010）[19]指出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其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政府主导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收入与支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陈晓光等（2010）[20]将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异质性消费者和政府消费引入模型，通过模拟得到结论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
不确定性是政府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作为经济调控手段的财政支出往往会偏离预期目标，并通过多个渠道对我国居民消费波动产生重要影响。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仅从收入波动、通货膨胀波动、利率波动等不确定因素角度出发，研究了其与消费波动的关系，目前还没有文献对我国财政支出波动与居民消费波动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财政支出纳入不确定性的来源，考察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
二、变量描述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波动率（CV），依卢二坡等（2007）[21]、董冠鹏等（2010）[22]的做法，按5年时间间隔构造面板数据，分别计算1981—1985、1986—1990、1991—1995、1996—2000、2001—2005、2006—2010这六个时间段居民消费增长率的标准差，以此度量各省居民消费波动率。
2. 解释变量的选取。解释变量为政府财政支出波动率，Santiago Herrera（2008）[23]指出，财政支出政策分为相机抉择和自动稳定器两类，其中，自动稳定器政策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内在机制，而相机抉择政策是政府根据经济情况主动选择并加以执行，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为分离出财政支出政策的自动稳定器成分，得到其中的相机抉择成分，根据Fatas & Mihov（2003）[24]的研究成果建立如下模型：
从回归检验统计量来看，系数联合显著性的Wald检验值为34.89，在1%的水平上显著；Sargan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AR（2）检验的概率P值为0.422，同样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模型在统计上具有有效性和一致性。以上分析说明我们的模型设定是合理的，据此可得到模型估计的残差，进一步计算得出残差标准差，即本文分析用到的财政支出波动数据。
3. 控制变量的选取。居民收入的波动率（RV）。因现行的统计口径仅包括城乡居民各自的人均收入，为得到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我们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进行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年的城乡人口。由相关消费理论可知，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造成消费波动的重要原因。面对不确定的货币收入，居民出于防范未来风险的考虑，将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从而引起消费总量的波动。因此，收入的波动越大，消费支出的波动也应越大，预计系数符号为正。
金融发展水平（FL），用人均贷款余额表示，通过计算每个时间段内人均贷款余额的平均增长率得到。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当金融发展水平不高，金融体系不完备时，居民难以取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消费较易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居民借助于信贷及购买保险等风险分担机制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从而对消费波动进行平滑，以在受到外生冲击时，保持其自身的边际效用水平不变。据此，其系数符号应为负。
贸易开放度（TR），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对外开放会改变国内资源配置状况，从而增加汇率和产出等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使国内市场受到国外冲击，引起国内经济波动，增加居民消费的波动性；另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后的中国》课题组（2010）②指出，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我国能够在全球而不是局限于国内进行资源配置，回旋空间大大扩展。这有利于减少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平滑居民消费计划，降低消费波动。并且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大系统比小系统稳定，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稳定。由以上分析可知，TR变量的系数符号是不确定的，需要在实证中进一步验证。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全国27个省级地区，因四川、重庆、海南、西藏缺少必要的数据没有列入，另港、澳、台地区统计口径不一致也没有列入。样本期为1981—2010年，时间跨度为30年，未经特殊说明，基本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个别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相比较财政支出和居民收入而言，居民消费波动率具有更高的均值和标准差，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大，与张耿（2006）[12]和乔迁（2010）[14]通过HP滤波法计算波动值得到的结论一致，说明统计口径的选取对问题的研究没有本质影响，这点将在后文中通过稳健性分析验证。
三、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本文待估计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为反映个体差异的误差项，为随个体与时间改变的误差项，为复合误差项。
根据Guijarati的观点，当反映个体差异的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时，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选取随机效应模型。而模型2的？孜i中可能包括消费习惯等难以量化的个体特征，这些特征会对消费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故不能否认？孜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因此，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第2至5列）。其中，模型3至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依次加入RV、FL、TR三个控制变量，以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考察。
事实上，居民消费波动也是引起政府支出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居民消费波动较为剧烈时，政府倾向于出台宏观调控措施，运用财政支出工具来熨平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减少福利损失。因此，本文利用工具变量估计法对模型2至模型5重新进行估计，以控制和解决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表2中第6至9列）。所有模型DWH检验的P值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拒绝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模型存在内生性；其次，检验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表3显示弱工具变量检验的P值都小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最后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Sargan检验P值表明，所有模型都不能在10%的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都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由表2可知，在考虑和不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GV在模型2至模型5中均显著为正，估计结果较稳健。且GV的系数值均大于RV，说明与居民收入波动相比，政府财政支出波动为居民消费波动的主要来源。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速，其中涉及教育、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必然引起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和高风险性。当居民不能抵御风险时，政府作为居民等微观主体的最后担保者，必须承担责任，抵御风险。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支出也具有不确定性，对于居民而言，居民为有限理性，并不能迅速预期到政府支出政策调整的整个实现过程和最终的状态，最终受到政府支出的冲击，加大了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水平，并引起居民消费波动；另一方面，根据新古典主义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解释，政府支出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相应引起税收变动，产生负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挤出或挤进民间的消费和投资，使居民形成或打消谨慎消费念头，并带来居民消费波动。
RV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但均不显著，说明居民消费波动对收入的变动不敏感，这与国外成熟市场经济下居民消费的状况并不相同，印证了田青等（2008）[25]、杨文芳等（2010）[26]的研究结论。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大部分居民的收入除维持基本生活外，都用于储蓄，以备未来之需，所以当收入波动时，受影响较大的为居民储蓄，而消费受其影响较小。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与贺秋硕（2006）[27]得到的结论一致。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信贷约束的门槛，缓解流动性约束，平滑居民即期和未来消费能力，降低消费波动。贸易开放度有助于减小消费波动，其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外开放提升了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使国内市场风险向国际市场分散，降低了国内市场的风险和经济的不稳定性，进而减小了居民消费波动程度[28]。
为进一步探讨三大区域④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分别以东、中、西地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地区消费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检验其是否受地理位置的影响，结果见表3。
从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只有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波动受政府支出波动的影响较明显，原因可能是我国财政支出在地区间失衡，支出规模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总量远远高于中西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公共建设相对投入不足，降低了居民消费的意愿，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各种福利补贴方面的相对缺乏导致了其储蓄倾向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东部地区居民来说较低，造成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波动的敏感性较低。
三大区域居民消费波动受收入波动的影响均不显著，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基本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进行的各项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对其影响较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大多数居民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消费需求，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具有较高的消费刚性，导致收入的变动对其消费的影响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对各地区居民消费波动均具有平滑作用，金融体系的完善有助于减轻居民的融资约束。三大区域中仅西部地区受贸易开放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说明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减小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波动。
四、稳健性分析
上文中我们采用了各时段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表示波动，这一度量方法的波动中包含了各种频率的成分，可能会使结果产生偏差。据此，考察不同的波动度量方法是否会影响上文得出结论的稳健性，利用HP滤波法重新计算居民消费波动率、居民收入波动率这两个指标。首先根据下式得到各指标的波动项，进而计算各子时间段波动项的标准差，将其作为波动率的度量。
根据HP滤波法得到的波动率数据对模型2至模型5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可以看到，除模型5外，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都统计显著，且为正。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无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及贸易开放度都可显著地减小居民消费波动，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1981—2010年我国27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系统GMM估计法将财政支出政策的自动稳定器成分分离出来，得到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相机抉择成分，作为政府支出波动的度量指标。并在加入居民收入波动、金融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三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估计法，分析了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及启示：
1. 政府支出波动对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显著，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仅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波动受政府支出波动的影响显著。政府支出的过度波动，会加大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的预期，促使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调整自身消费行为，并造成消费的波动。据此，政府应降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调整幅度与频度，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稳定性，适时适度地进行必要微调，实现政策调整的软着陆，从而减小其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削弱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和波动程度，保持居民消费的健康平稳增长。
2. 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居民消费波动受收入波动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居民消费较谨慎有关；金融发展水平对全国及各地区居民消费波动均具有显著的平滑作用，加快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降低信贷的门槛应是我国政府今后关注的重点之一；贸易开放度有助于减小居民消费波动，三大区域中仅西部地区受其影响显著，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居民消费的波动。
注释：
①括号内为概率P的值，当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则应拒绝原假设，说明系数显著。
②资料来源于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2/07/c_122388596.htm
③参见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
④按照传统划法，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参考文献：
[1]Pallage&Robes.On the welfare cost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3（44）：677-998.
[2]Herrera.S.Public expenditure and growth[Z].G-20 Conference on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Turkey， July，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