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大都没有把二元经济转型与城市化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无不与二元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研究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分析
（一）二元经济转型以体制转轨为背景并受体制转轨进程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但受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影响与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启动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人口的乡城迁移，反而导致城市人口大规模的逆向转移。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农业劳动力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和乡城迁移过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表现为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①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分析，这种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的改革来看，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二是从二元经济体制不同组成部分的改革来看，又表现为先进行乡城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二元资源配置体制、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种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性对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最突出的特点是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现代工业化进程。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在破除了封建制度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就开始了二元经济转型过程。新中国破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却选择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因此，中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却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是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才开始启动的，也就是说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启动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达30年之久；虽然改革开放启动了二元经济转型，但受传统二元经济体制与渐进式制度变迁中城乡二元体制变革滞后的影响，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中国已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但二元经济转型仅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有较大的差距，2010年二元对比系数仅为0.193 7，二元经济强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与其他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见表1）。
（三）非城市化与半城市化的二元经济转型路径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二元经济转型都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来实现的。我国的二元经济转型路径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点是就地转移与非永久性乡城迁移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以就地转移为主；20世纪90代中期以后以非永久性乡城迁移为主。1979—1997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累计总规模达13 106万人，其中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只有2 729万人，占农业劳动力转移总数的20.8%，而同期转入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达10 377万人，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的79.2%。②1996年以来，农村工业的主体—乡镇企业增长速度下降，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所减弱，但总体上仍维持1亿人左右的规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隔离体制的松动，农民外出打工数量逐渐增多，特别是1998年以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数量急剧增加，1998—2007年外出农民工的总量增加了9 00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2007年达1.38亿人。③2011年外出农民工增加到1.59亿人，本地农民工为9 415万人，④以上两种形式共转移了2.53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对我国二元转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只有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而没有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以“民工潮”形式所进行的劳动力转移，虽然使农民走出了乡村，却没能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对于这两种形式的劳动力转移我们可以把前者概括为非城市化道路，把后者概括为半城市化道路。
二、二元转型的特殊性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一）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由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30年之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转型路径，又使农民的产业转移与地域转移相分离，从而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相脱节。
一般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⑤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⑥远低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区间。自2003年开始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30%。⑦201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1995年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差距更大。必须看到，我国现行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不仅包括城镇户籍人口，还包括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2010年中国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3%，⑧按这一城市化率计算，中国城市化进程更是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水平，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为了论证各自的学术观点，也都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及其国际比较进行了实证分析，但由于其衡量标准与选取的指标及样本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也许我们不必为这一问题进行并无多大意义的数据之争，只要考察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切身感受一下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我们就很难得出城市化与工业化大致协调，甚至存在着所谓的“隐性超城市化”的结论。实际上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及家属不能在城市定居和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二）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
土地既是农业生产资料，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及二元经济转型特殊路径的影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人口的乡城迁移并不顺利，真正的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3%；但是受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影响，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土地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制度化收益，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来源。地方政府的征地热情，导致了中国城市地域空间迅速扩大，2000—2009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69.8%和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长28.7%，人口城市化速度远低于土地城市化。由于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每平方公里的2.5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万人。⑨
城市用地低价扩张使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率低下。2008年我国城市人均土地面积为134平方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平均82平方米的水平。我国土地利用最集约的上海市，近年来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产出约为80亿美元，而香港已达300亿美元，日本东京2001年每平方公里产出就达523亿美元。我国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低的只有0.3%，高的也只有0.6%，远低于1%国际平均水平。⑩
城市用地低价扩张直接导致了我国耕地资源流失。据统计，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22亿公顷（18.26亿亩），与1996年相比减少了0.08亿公顷（1.25亿亩），目前人均耕地为0.09公顷（1.37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11}
（三）“农村病”严重存在的同时“城市病”凸显
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外出农民工大多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就业稳定性差，薪酬水平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所衍生的土地财政，又推高了城市房价并带动了城市生活费用上涨；农民工在住房、教育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制度性歧视，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工的定居成本。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务工收入难以负担在城市的定居成本，从而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每年一度的“民工潮”。
既然农民工不能在城市长期定居下来，农民就不能彻底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乡城迁移，并没有促进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土地小规模经营所特有的土地生产率较高，劳动生产率低，又使农民难以通过农业生产达到增收致富的目的；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变革滞后和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双重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资源在二元体制与市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通过财政、金融和土地征用制度及农民工制度性歧视等渠道流入城市非农部门。仅从土地征用渠道看，2001—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为9.45亿元（根据表2数据计算），仅2010年就高达2.7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76.6%（见表2）。一方面小规模农业经营使农民的农业收入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农业资源又不断流入城市，这就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城乡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
不仅如此，由于农民工不能在城市长期定居，年轻人外出打工通常都不带妻儿老小，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就业，导致农村空心化的现象日趋严重。目前我国进城务工农民达2.53亿人，农村人口中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分别达到5 000万人、4 000万人、4 700万人。农村务农主体为留守老人和妇女，这些人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浙江、江苏务农农民平均年龄已达到57岁；{12}由于耕地抛荒、宅基地废弃等问题的存在，很多空心村处于半荒弃状态。
在“农村病”严重存在的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大城市的盲目扩张，每年数以亿计农民工“两栖”流动、农村迁移人口边缘化、城郊失地农民大量增加又使得“城市病”日益显现。2.53亿农民工群体作为廉价劳动力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重、苦、累和低收入工作，却不能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在过去30年城市急速扩张过程中，原本是近郊的农村村落被城市包围，成为没有耕地的“城中村”。受房屋租金和拆迁补偿利益驱动，不少村民见缝插针，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由于城市房租较高，城中村就成为流动人口、失地农民和城市底层居民的蜗居之所，而城中村又没有纳入城市管理范围，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卫生恶劣、安全隐患较多；近年来，在城市化快速扩张过程中，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病”日益突出的同时，农民工、失地农民正不断沦为城市边缘群体，“城市病”现象也日益显现。原有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在城市复制，以农民工与失地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与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中上层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