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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作者:杜曙光、刘刚来源:原创日期:2013-09-14人气:1214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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