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制造业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快速提升经济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环境保护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进入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与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相互转换，企业转型升级动力增强与发展困难加大并存，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制造业企业能否寻找到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是亟待研究的一个现实课题。“转型升级”仍将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旋律，通过优化发展动力要素，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是直接决定着我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之一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后危机时代的形成及特征
（一）后危机时代的形成
美国金融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从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信用危机虽然起源于美国，但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使得世界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最严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但金融危机并未结束，反而随着房市继续向下探底而逐步升级和扩散，进一步升级到一场全球性经济动荡和衰退的世界经济危机。2011年9月，穆迪下调了法国两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欧债危机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使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打击。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面前，亚洲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复苏强劲，从统计局已经公布的2009年6月以后的经济数据看，各项指标表明中国经济已走出V字型反转。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外需不足，因此尽管复苏之路可能还将漫长与曲折，但经济复苏的苗头与拐点已经显现，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迈入后危机时代，[1]显示了政府调控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
（二）后危机时代的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回暖基础还不牢固。全球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有效需求过度所致，其本质是在信用透支消费模式掩盖下，由虚拟资本为追求无限增殖而过度投机的结果。需求乏力是后危机时代的显著特征，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象，它所映射的本质是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等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致使全球总需求规模整体萎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处于衰退之中。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出现企稳回升的迹象，但制造业企业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在整个国际产业链条中，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最早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低端生产制造，利润空间也越来越狭小，这样的经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他人的。同时，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经济快速复苏的基础相对薄弱，GDP增速已低于8%，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二是危机波及范围和领域广。进入新世纪以来形成了新全球化高潮，伴随国际衍生金融产品的高速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形势风云变幻，曾经带来繁荣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陷入危机的时候，分享其繁荣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是全球化经济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把有害的泡沫传染给世界，同时延缓了国内危机，但埋下了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火种。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了。如欧元区信用危机、冰岛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纷纷上演。人们不禁反思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长久性的课题。说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是因为不论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说它是一个长久性的课题，是因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存在着制造业企业问题。因为土地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引发了中国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的激烈探讨。
三是虚拟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目前，全世界的虚拟资本额已超过实体资本，虚拟资本的新发展也正是商品内在矛盾继续发展的产物，其价格不随实体资本价值变动而变动，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美国的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甚至脱离其现实资本运动，致使资产价格泡沫化，使得整个链条上某一节点出现断裂致使风险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从虚拟刺激回归实体支撑，已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
四是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制造业产业在技术上是相对落后的，所生产的产品能耗高、污染严重，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制造业企业不能盲目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生产线，而提高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战略。后危机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结构调整是后危机时代的核心主题，自主创新是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引擎。[2]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结合世界制造业发展趋势，理性应对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客观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生产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强调生产的社会性，主要分析了物质资料或劳动产品的生产，而劳务一般不列为生产的范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只考察了投入增加与产量增加的递增关系，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为了揭示资本积累的实质。同时，专门论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对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领域没有多少可以自由飞翔的空间，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实体经济运行不健康就会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严惩。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初，都面临着国防安全的重大威胁，客观上要求首先发展重工业，但真正要实现工业化，还是应当从轻工业开始，这样重工业的发展才能得到轻工业的有力支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资本的原始积累对广大小生产者的剥夺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但就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乃至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来讲，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生活史上的深刻变革和生产力的迅速跃迁，马克思恩格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人类文明角度预示了工业化是全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实现工业化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负面影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扩张，高科技革命更加助长了资本扩张的广度和深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工业化生产活动表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产生大量负面效应。马克思谈到“未来景象”的问题，“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6]当前，由于缺乏完善的约束机制，“现代的灾难”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转型势在必行
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的理论强调，任何社会的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和内部都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保持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和生产企业的最优规模。重工业优先发展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指导工业化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工业化，这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世界工业化道路的模式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7]《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指出，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未来中国工业化战略必须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增长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工业化快速发展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转型势在必行。
（四）振兴制造业对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
现代市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虚拟经济的产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虚拟经济一方面可以带动资本性生产要素快速聚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现代经济进步的显著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缺乏及时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影响，造成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致使虚拟经济虚假繁荣，给经济危机的爆发带来了潜在风险。[8]总之，二者既可表现为良性互动关系，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可表现为恶性反馈关系，过度“虚拟”可能会误导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的正确运用，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因此，二者必须在运行方式、经营规模等方面相互匹配，美国金融危机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从而印证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当今先进制造业技术具有数字化、自动化、集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五大发展趋势，中国制造业更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我国资本市场乃至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夯实基础。[9]同时，在后危机时代，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有望成为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新引擎，以期占领未来市场竞争制高点，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