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南大学学报

 2009年1月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2009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是：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可见，结构性减税为2009年中国税收政策主基调。事实上，减税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由于当时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凯恩斯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以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财税政策。他主张国家通过干预收入分配和促进收入均等化，以此提高消费倾向，同时主张政府加强对投资的控制，保证足够的投资需求。这种以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政策实施，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水平，对实现充分就业并增加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面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供给学派提出通过减税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提出以减税来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增加社会总供给的供给学派，最终达到刺激经济稳步增长的目的。西方国家所实行的“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政策，使得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由于减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国很多学者希望通过减税政策克服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对于结构性减税，理论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① 结构性减税是指税种上的有增有减，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总体上得到减轻[1]；② 结构性减税是指税种上的有增有减，以减为主，但税收收入总体上应保持上升趋势[2]；③ 结构性减税是指税种上的有增有减，总体上具有减税效应，但政府税收收入不一定减少[3]。笔者认为，税负水平和税收收入两个变量并不是独立变量，税负水平的高低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减，更多取决于国家政策意图。这种结构性减税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本文试图探讨我国各税种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并为我国结构性减税提供政策建议。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梳理目前税收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理论现状，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实证及结果与分析；最后是全文总结及建议。
一、文献回顾
税收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税收和政府开支可能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激励，进而影响经济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方面。但是，对于某些变量的影响方向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因此，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更高的税收毫无疑问会导致低
的增长率。该观点认为，通过征税增加财政收入会扭曲投资和储蓄。Ihori（2001）利用两种财富类型（生命周期财富和转移财富）和两种资本类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证明了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对遗赠和消费征税会减少投资和经济增长[4]。马拴友（2001）根据我国1985—1999年统计资料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5]。郭庆旺（2002）通过对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认为在不考虑财政支出增长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连年超长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6]。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的某些税收政策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Baier 和 Glomm，2001： 2008）[7]。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的是，该观点不是单独考虑税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是同时结合了财政政策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这些发生在政府旨在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如马路，公路，机场）会吸引私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Capolupo （2000）[8]在Barro（1990）[9]和Lucas（1990）[10]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同时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须对产出征税，认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1996）[11]、Yakita（2003）[12]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Turnovsky（1996）的研究也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效应[13]。
第三种观点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Hendricks（1999，2001）证明了与人力资本新古典增长模型比较，税收改革的经济增长影响更小或者对参数的选择的更不敏感，并且与经验可能的参数值相符合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范围非常广。他通过假定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是可以扣税的，发现对于参数的变化所有模型规格都很小，并且对于参数的变化都很稳定。如果投入不扣税，在无限期的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若干隐含的假设条件。①[14?15]Kneller等（1999）利用22个OECD成员国家1970—1995年期间的数据分析发现，非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影响[16]。
根据传统的凯恩斯理论，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是消极的。但是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不同的研究者所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因为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实际暗含着一前提假设条件，即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的税收为总税收，并没有考虑单个税种或税种之间的结构变化；第二，传统的凯恩斯乘数效应理论把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看作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实际上两者之间并非独立，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②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实际上可以分为扭曲性税收和非扭曲性税收。扭曲性税收通过改变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非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就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 指标和数据说明
在指标选择上，由于财产税和资源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小，故本文并没有考察财产税和资源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只选择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税收总收入（tax）、增值税（vat）、企业所得税（cit）、个人所得税（pit）、消费税（ct）和营业税（bt）八个变量。但是考察协整关系的过程中，控制变量个数太多而样本量太小，损耗过多自由度，出现了奇异矩阵的问题。另外，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因此本文只考虑1985—2010年所得税、流转税和税收总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在数据上，为消除物价因素影响且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又不改变变量的特征，本文所有变量都以1985年为基期经平减处理，同时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对各变量取对数，即lngdp、lntax、lnit和lntt分别表示对数化的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总收入、所得税额、流转税额。文中所使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总收入、流转税、所得税的协整关系之前，首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四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表1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四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
（三） 协整检验和协整方程
虽然序列lngdp、lntax、lnit和lntt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时间序列，这些序列的矩，如均值、方差和协方差随时间而变化，但是这些序列的线性组合序列却有可能不随时间变化的性质，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cointegration）。本文使用Johansen（1995）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和协整检验。③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水平；临界值由Eviews6.0软件给出；ADF检验形式，其中C和T表示时间序列有常数项和趋势项，趋势项由Fuller（1976）中给出的t临界值来确定，K为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值最小准则确定。
（VAR）检验方法，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即VAR模型的滞后阶数。
首先，假定两个列向量X1t和X2t，其中X1t由lngdpt、lntaxt构成，X2t由lngdpt、lnitt、lnttt构成，进行VAR模型的设定。在确定模型滞后阶数的时候，为了保证合理的自由度，同时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本文使用用赤池（Akaike）信息准则（AIC）、施瓦茨（Schwartz）准则（SC）和LR统计量检验标准确定最优滞后阶数，采用自相关Q统计量、LM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同时采用JB（Jraque-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
经检验，我们发现列向量X1t和X2t的滞后阶数为2时，VAR模型整体以及各自方程拟合效果较好，残差序列较为平稳，同时不存在自相关，并且残差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我们确定X1t和X2t的最优模型为VAR（2）。由于协整检验是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的VAR模型，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协整检验X1t和X2t的VAR模型滞后期为1。
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与所得税、流转税的Jon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与所得税、流转税两系统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有0个协整关系，同时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有至少有1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
两式中，小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中括号内为t值。从式（1）和（2）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在长期，税收收入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成正向关系，税收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应的约增加0.41个百分点；由式（2）可知，在长期内，所得税收入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0.32个百分点，流转税收入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相应提高约0.15个百分点。由此可知，虽然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狭义宏观税负不断提高，但从长期来看，税收并未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反而整体上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不过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来自于所得税，而流转税相对于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弱。
（四）误差修正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
以上协整检验说明，税收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间，所得税、流转税与国内生产总值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内，这种均衡关系的过程如何，需要进一步实证验证。根据Granger定理，可以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特征。由于VECM的滞后期是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前面确定的无约束的税收总额与社会总产出VAR模型，所得税、流转税都与社会总产出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都为3，故两者的VEC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税收及其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两VEC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两式中ect?1为误差修正项，分别等于式（1）和（2），λi为系统的调整系数，包含着变量过去值对现在值影响的信息，反映系统从失衡向均衡的调整速度。两VEC模型估计结果如式（5）和（6）：
式（5）VECM残差序列的LM统计量为7.418 （P= 0.593 6），White检验统计量为24.455 （P=0.605 0），说明VECM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模型调整系数EC为?0.3398符合逆向调整原理，表明校正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为33.98%，对失衡调整的速度较快。从式（5）回归系数来看，Δlntax（?1）的系数为?0.298 6且显著，说明在短期税收总收入的增加为降低社会总产出。式（6）VECM残差序列的LM统计量为5.853 6 （P=0.210 4），White检验统计量为54.47 （P=0.241 6），说明VECM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模型调整系数EC为?0.421 1，符合逆向调整原理，表明校正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为42.11%，对失衡调整的速度比较快。从式（6）的回归系数看，Δlnit（?1）和Δlntt（?1）的系数分别正和负，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短期所得税和流转税对社会总产出及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
为进一步探求税收规模及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轨迹，文章采用脉冲响应技术来进行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内生变量对随机扰动的动态反应过程，显示某一变量的随机扰动（innovation 新息）通过模型影响其他变量的变动轨迹，能直观地刻画变量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效应。基于VECM的税收规模及结构对国内生产总值影响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可知，税收总收入一个信息（innovation）的冲击，在前三期之前对经济产出影响为负，其后逐步转为正且对经济产出的促进左右持续增强；所得税一个信息的冲击在初始对经济产出的作用为正，但比较弱，其后冲击作用持续增强；流转税一个信息的冲击在前三期对经济产出具有弱的负向作用，其后冲击作用转为正，但总体作用相对所得税较小。整体来看，基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与前文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结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