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本土概述

 一、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第一次进入
19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与学说逐渐传入中国。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认为“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力，侵权者谓之侵天权。男与女虽异性，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
维新派首先将女性解放作为维新运动的一部分。其后无论政治、社会还是文化上都出现了对女性主义反思的态度与作为。女性逐渐获得了平等受教育、工作自由、政治认可、展现才华的权利。
此时潘玉良等女性艺术家成为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土壤下第一批带有实验意味的现实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劳动者及其审美价值被赋予革命功臣、新主人的广告形象。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将文化抗体注射后，却并没有达到如期的完全标准反映。此时刻意强调与刻意回避女性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赋予女性社会中的男性价值观与男性扮演鼓励，视觉宣传中符号化地将女性的生理特征拼贴在男性身躯与气质的模板上，并以此为荣誉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对性别客观价值的回避与利用。
在这个历史阶段，西方现代女性主义运动正在兴起。“文革”状态下的中国，统治阶层以下的宏观社会呈现封闭状，对此时的西方思潮与文化运动无从所知。外来文化思想在中国已经被国家论消解。个体与群体、文化链接形成断裂。
“女性主义”此时在中国自有主张。而此时女性与男性同时成为一种人类自我存在的共同丧失，高大的英雄形象装饰着负面倾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进男女平等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确做出了重要的呼声与设想，在国家建设面前给予了妇女极大的认同、社会鼓励、主人价值与个体价值体现空间。
劳动文化、革命文化作为当时文化主流高唱时，并没有停息过对哲学思辨与文化追问的诉求及渴望。当西方思想再次敲响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在彷徨中反应剧烈且神经质。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整体面貌正在整容阶段，市场经济打破了“文革”时期目的论的集体乌托邦。经济使人们思考生存需要，以生存的质量建立价值联盟，性别被生产形式重新分配，女性他者的身份重新被捡起。
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二次进入
西方文化的再一次进入，相比较维新变法时期的积极稳健而显得激进亢奋，文化拾遗的工作与外来文化同时作为两股力量旋转在文化核心。外来文化方面，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与当代、结论与追问以及多元学科思想的学术山洪形成了一波巨大的浪潮，将一切拔地而起，城市漂浮起来。如同结构与解构同时出现翻转在同一双手中。此时的中国如同在历史河流里捞起人类文明中的所有零件，组装出了一个独一无二且时空并置的“城市”。
多轨并驰、多元的格局成为中国文化语境的独特生态，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的第三波——后女性主义在西方形成一股重要的、更广泛深刻的哲学转向与学术话语力量，周旋、扭转、解构着世界。
女性主义艺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一路发展、寻找着新的释放思想的实验，女性主义艺术作为女性主义思潮树上的果实，意味着味道的观念透视与观念的新的视域融合。
结语
我国此时的女性主义艺术并未经过政治运动与思想运动的发酵，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在这里成为现成品被直接拿来学习和套用。其对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影响是缓慢渗透的，在中国，女性艺术常因此被拿来与女性主义艺术相混淆。
在女性艺术或文学中我们通过视觉便可解读出一些有代表性意味的关键词：伤感多情、色彩柔丽、绵密纤细……翻阅1985年以后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会发现诸多以女性主义为命题的女性主义艺术展只是聚合了女性性别的艺术家，似乎性别在这里成为界定女性主义的唯一名词。而女性主义艺术作为政治运动与哲学思想的产物则具有一定政治意味与哲学意义。女性主义艺术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过程相较于西方而言并非顺理成章的状态，而是一个将认知缓慢梳理和消化吸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