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当年美国大选前夕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受众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这项研究是在北卡大学所在的小镇进行

一、研究缘起通常，调查记者被视为新闻从业者队伍中追求事实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标杆。在西方国家，调查记者被认为是“媒体对国家的重要贡献者，是西方现代民主的基石”①；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调查记者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通过调查报道影响公共政策、政府行为、公共讨论等②；在中

自2014年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以来，在三年的实践中，我国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正从初期探索进入深度攻坚的阶段。从习近平总书记就媒体融合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出发，结合国内媒体融合和互联网发展的实践，我们逐步认识到，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主流媒体的互联网化，要通过“互联网+”来深化媒体融合转

历经六年的编撰工作，终于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编辑》的正式出版。这六年来，编写组的专家一起围绕教材的大纲、内容、案例选择、写作体例、参考书目等进行过不计其数的讨论，或是召开会议，或是在微信工作群中商议，或是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编写组的专家来自全国多所高校

自媒体以其高速、快捷、自主性和个体化，开辟了传播领域的一场革命。尤其是自媒体的表达自由，不仅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宪法性法律及人权条约承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而且对于促进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①但缺乏约束、没有边界的绝对表达自由，在自媒体中极易出现隐私侵权、

在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民族危机的加深紧密相连。政党以掌握国家权力为目标，事关民心所向，宣示与力行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渐成为国内政党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1]1922年，中共二大在其奋斗目标中即提出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1924年

最近两年，国内对西方机器人新闻做了介绍，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疑虑。同欧洲学者一样，新闻智能化对国内学界和业界仍是陌生领域，对许多相关知识不甚了了。40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开始探索“新闻叙事的智能化”问题①，到今天，从概念、原理到技术应用，

自1955年概念诞生至2015年本研究启动，框架(frame)研究的历史已有60年。迄今可考有关框架的最早论述系1955年Bateson的论文《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下文简称《游戏》)，其中界定“框架”的概念为“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1]。后来的研究逐步衍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向来将读书识字看得十分神圣。儒家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社会一向“崇文”，且有长达千年的“耕读传统”。不过，受制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现实条件，长期以来，读书识字都只限于少数精英阶层，文字也主要垄断在精英阶层手中。在近代以前，绝大多数百姓尤其

不确定性不仅是健康类风险和危机的一个常见特点，也是健康风险议题与政治、文化甚至科学议题的关键区别。H7N9禽流感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风险议题，代表了人畜共患病疫情周期性爆发或流行的潜在风险。自2013年3月底至今，H7N9禽流感也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议题。围绕H7N9禽流感议题总是

一、引言：后工业社会政策悖论与政策网络研究的兴起与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的社会形态特征相对应[1]，工业社会的政策问题和政策过程也体现出相对简单、确定的特质。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范畴之内，强调单一治理主体通过政策资源动员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政策问题的有效

当今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跨界合作成为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及公益主体在内的所有社会部门的共同选择[1]。一方面，由于财政预算压力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有限性，政府不得不选择放权和私营化，将其部分职能转移给私营部门，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业；另一方面，尽管社会组织已呈现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被逐渐暴露出来[1-5]。部分矛盾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或恰当的处理，逐渐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一直呈上升态势[6]。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对社会矛盾未能及时化解[7]，但是，由

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呈增长趋势，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危机与灾害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研究课题。由于自然灾害和危机事件具有紧急性和难预测性的特点，有效的应急管理需要多个部门之间、多个组织间的合作与配合，因此组织间网络应运而生。广义上的组织间网络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社会网络分析问题起源于物理学中的场论，而最先将这一分析视角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是社会学。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老龄化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在卫生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在以往的卫生领域研究中，学者主要把研究对象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并对相关的属性数据进行处理，而社会网络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明与普及，以及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重组了市场和商业的运作模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伴随着“电子政务”“智慧治理”“智能社区”“数字经济”的兴起，信息技术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政府改革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使得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和行政协调性得到了极大增强[1，2]，地级市政府作为中国城市规模体系中最活跃的主体之一，在政策落地、信息传输、区域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其横向经济、政治、文化信息联系越发密切。互联网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合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s）的概念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诸多的公共服务领域，合理的资源分配及高效的政策执行通常建立在公、私领域多个组织间有效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在大多数

无论传播实践还是学术研究，“媒介事件”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概念。事实上，它早已成为公关实践、传播理论、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视域中的重要议题，人们使用“媒介事件”概念，引述有关“媒介事件”的论述，已是家常便饭。然而，迄今为止，不少论者对“媒介事件”并没有清晰而透彻的理解，以致中国

舆论学理论研究通过对舆论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对舆论学的性质、功能、结构体系、基本范畴、核心概念等进行分析，对舆论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对舆论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梳理，从而对舆论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建设、发展战略以及实践指导等诸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