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沉浸与强体验：人工智能时代媒介融合发展的多元格局

元宇宙一词最早出现在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也涉及元宇宙，对宇宙、人类和社会关系进行思考。元宇宙时代到来让近代社会技术、艺术、媒体的边界再次模糊，实现了物理世界和媒介世界的融合，而这也为当代媒介发展研究带来了诸多值得思考的新命题。

一、现状与发展：元宇宙发展的新趋势

（一）社会现状：媒介深度融合

从大众媒体时代到平台媒体时代，元宇宙使传统媒介的作用及存在方式发生了变革，重塑了主要传播方式及传播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沉浸式传播技术通过技术的推动颠覆了传统媒体体验，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艺术的结合改变了未来世界的想象。“媒介融合”的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索勒·普尔教授在《自由的科技》中提出的，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沉浸式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形式，通过模拟引人入胜的环境，旨在提供观众深度参与和情感体验。2010年代至今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其融合了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新技术，将宏大叙事进行多模态呈现，将讲故事的手段“升维”，增强情感链接，引领了虚拟现实游戏、虚拟旅游、虚拟博物馆等应用的新发展，同时开始影响培训、医疗保健、旅游、娱乐和教育等领域。

2021年，游戏公司Roblox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始领跑元宇宙游戏领域；马克·扎克伯格宣布Facebook更名为“Meta”，建立元宇宙，即一种基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三维空间再现，未来的社交媒体将采取虚拟存在的形式，使用户能够“做几乎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事情——与朋友和家人聚在一起，工作、学习、娱乐、购物、创造”，“元宇宙”概念终于引发了全行业的讨论，正式进入了一个全媒体应用的崭新产业阶段。2021年10月，虚拟偶像“柳夜熙”因其“超真实”“超仿真”在各大平台出圈，形象的风与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一天之内收获了200多万赞，涨粉130多万，而其独特的价值实现也建立在技术条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2022年ChatGPT发布，其是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这款AI智能程序作为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爆款应用，其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指令完成理解和判断，并学习人类语言进行对话，完成文本编辑、视频制作、编程代码、软件建模等任务。元宇宙产业已经引发了多地政府的关注，2022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城市加紧布局元宇宙产业赛道，密集出台涉及元宇宙、虚拟现实（VR）的相关政策和规划文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产生了革命性意义，具有跨界、横向、打通的能力，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具身体验：高沉浸式“虚拟在场”

沉浸式媒介是一种基于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HR（超现实）和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融合，实现了媒介在人性化传播中的全面体现。能够使得媒介在人性化传播过程中得到较为全面和充分的体现，具有沉浸感、临场感和互动性的传播媒介。人工智能以深度学习为核心驱动，通过算法技术以高效、准确、多向度的自动分析机器代替有限、经验化的单向度人工内容生产，产出满足用户需求的数字内容，形成智能式认知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更深入的媒体体验和参与感的需求不断增加。沉浸式体验满足了这一需求，使观众能够真正融入媒体内容。沉浸式体验通常旨在触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使其更深入地投入媒体内容中，积极参与媒介体验代替被动观看。探索虚拟世界、做出正确决策、推动情节发展，为观众创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知世界，有助于观众全身心投入虚拟世界。

元宇宙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打通了线上和线下两个空间。人的身体作为媒介，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虚拟现实游戏如《Beat Saber》和《Half-Life: Alyx》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玩家穿上头戴式显示器，完全沉浸于游戏世界中，游戏提供互动性、沉浸感、感知媒体和情感共鸣，使玩家可以与虚拟环境互动、感受游戏中的冒险，享受高质量音频和视觉效果。由于技术可嵌入身体，达到身体的深度参与并可持续性在场，这也正是在社会被媒介渗透的背景下具身传播的需求及体现，能在最大程度上让数字人和真实体相互融合。麦克卢汉提出“技术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网络空间中的身体在技术的加持下表现出“虚拟在场”，当下媒介最大化延伸了人的身体。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进一步融合，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为用户在虚拟世界打造“数字分身”，虚拟数字人将成为未来数字社交与活动的重要媒介，实现全新的“身体在场”，促成人的“赛博格”化。

二、机遇与挑战：元宇宙与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视点

（一）跨元交互：去媒体化、唯用户化

平台媒体主导文化产业的生产过程，媒体技术和机构的角色发生变化，社交传播以社交媒体平台为核心，呈现出全方位的信息传递。随着大众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型，媒介技术和媒体机构及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出现了新特点。媒介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但已经变得更具互动性、参与性和移动性,它们越来越多地由数据驱动，与我们身体的连接也越来越密切。如果说大众媒体主宰了20世纪，那么“平台”媒体正在主宰当下。那些收听或收看过广播电视类大众媒体的人，现在也更有可能在浏览社交媒体或流媒体平台。社交传播以社交媒体平台为核心呈现出全方位的信息传递。在这个框架中，媒体机构与个人传播者地位趋向平等，信息流向呈分布式自组织传播，导致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呈去媒体化趋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播则基于平台和数据，应用与用户之间的点对点传播。人机对话成为用户获取传播信息的基本途径，媒体元素在信息传播中完全隐匿，用户对媒体的传播依赖进一步减弱，对平台的需求进一步增强。

传统大众媒体秉持的是“受众思维”，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居于“我说你听”的主导地位，受众反馈并未成为传播效果检验的核心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播以用户提问为内容生产导向，通过学习和模拟用户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逐渐拥有一定程度的情感识别能力和情感话语表达能力，向用户提供了更为舒适、流畅、拟真的自然语言对话体验。正如Chat GPT能在回答涉及身体健康的提问时，反馈给用户一些带有关心和问候意味的话语，让原先“冷冰冰”的机器程序变得富有“人情味”，给用户带来情感层面的满足，极大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有了巨量数据算法的加持，创造力、便捷性、时间短、规模大等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最吸引用户的新特色，Midjourney利用算法识别图像内容表征和风格表征并对其进行重构，使其能够模仿特定风格的艺术家作品，提供多种画面风格供用户选择，如“超现实”“风格化”等，其强大的算法可在数秒中为用户提供数张精美的画面，耗时相较于传统绘画及短，引起艺术创作、插画、影视编辑等领域变革效应，诠释了AIGC时代的媒介新范式。这种个性化的适应性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反馈调整情节、角色和媒体元素，提供更具吸引力和个性化的媒介体验，彰显多重交互中的用户主权。信息自由传播、去媒体化趋势、用户话语权的增强等特征将成为元宇宙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特征。

(二）技术祛魅：媒介伦理新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内容生成和用户互动两个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对话系统、创意AI等技术在文学创作、音乐创作、影视剧本创作等领域展现出创造性的一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用户和媒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技术支持下，用户能够更加直观、全面地感知和参与媒体内容，成为内容的共同创作者。人工智能创作是否能够达到人类的创作水平，以及是否会替代人类创作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基于大数据集训练，可能存在数据偏见和创作风格依赖的问题，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能否成为作品？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是否具有原创性、独特性，以及如何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的版权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如何认定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是否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何认定作品生成时所倚重的海量数据的作品版权？以及如何认定作品版权的最终归属等。人与人工智能的对抗或和平永远是讨论的话题，在传统的创作模式下，作品的知识产权通常由人类创作者享有。然而，在AI生成的情境下，是否应该将知识产权授予AI本身、技术提供商、训练数据提供商还是人类创作者，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

从媒介伦理维度审视，对元宇宙赋魅难掩权力争夺的事实，媒介场域的边界失守以及用户更深层次的异化是无法避免的危机。元宇宙的横空出世预示了数字世界的发展进路，暗含主体重塑和空间迁移的愿景，背后是技术于社会架构更深刻的入侵。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霸权是指文化领导权，是统治阶级为了个人利益对整个市民社会的控制。权力制度贯穿于意义生产的编码、传播和解码一系列过程之中，强势群体一方面首先会生产符合自身利益的意义，再影响或推动意义生产过程，使之有利于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强势群体会通过专业传播者和媒体机构来生产和管理意义，为强势群体建立共识和合法性。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我们认为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其实我们只能选择相同的东西。”认为文化工业是升华是伪升华，他不断供应文化快感和幸福承诺，用伪审美假升华来遮蔽人性压抑的真实。科恩指出：“媒体很难告知人们怎样想，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惊人的成功。”布里德指出，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这类控制往往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用形象化的词来概括就是潜网。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沉浸式媒介发展实际上仍是更大范围的、更深强度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折射。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数据可能包含国家、社会、文化、性别等信息，导致生成内容不平衡、不公平，甚至包括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偏见和习惯看法，形成伦理困境，基于算法歧视和数据偏见而生成的信息霸权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形成严峻挑战，对中国网民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三、思考与展望：人工智能破局之路

（一）外在解构：再造智能社会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也面临着“科林格里奇困境”，即一项新兴技术带来的社会后果不能在该技术的早期被预料到，而当不利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其社会后果已经难以控制。2023年7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办法》，首次专门针对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出，“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从本国视角来看，各部门应共享信息，加强监管人工智能社会规范。相关部门应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既能占领全球技术高地、又能避免垄断的国家级算力基础设施;如构建一个资源可共享、商业可持续、监管可包容、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可受益的金融算力生态圈。提高准入门槛，完善平台审核机制，加强机制认证。平台审核包括对开发者和供应商的背景调查，引导其加强对创作者和内容的审核与监督；对算法和数据集的评估，以及对潜在风险和漏洞的审查，加强违法内容的监测和处理，以保护用户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建立人工智能技术的资质认证和许可制度，确保只有具备必要资质和能力的实体公司才能开展相关业务。

（二）内在重构：提升数字素养

元宇宙时代，媒体内容的制作与传播不再由少数媒体机构垄断，而是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挑战，要求中国媒体发展战略也要实现快速迭代升级，应大力推动智能媒体技术的创新。媒体要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智能生产优势，加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升内容生产的量和质；积极改进传播方式，建立智能媒体发展创新机制，不断增强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强化智能媒体技术的价值引领，对传播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对传播效果进行精准评估，始终坚持传播技术发展的人文导向。

通过全平台矩阵方式增强对智能信息的解读、应用和批判能力，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制意识，对于降低人工智能风险至关重要。公众常常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新颖性产生兴奋和好奇，而更关注其带来的创新和便利，往往忽视了其中潜在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例如，人工智能换脸技术能制作逼真的虚拟视频和图片，但也带来了身份伪造、隐私侵犯等潜在风险。公众往往更倾向于关注其在娱乐、社交网络等方面的趣味性，而对其中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够。这需要相关宣传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数字知识和安全意识的宣传，同时引导公众群体掌握自己的权益和维权途径，提升维权能力，遇到问题及时向相关执法机构报案。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对主流媒体的传播和影响发挥了“双刃剑”作用。受人工智能影响的沉浸式媒介发展，人机交互，无形的数据与有型的物质互通形成了“人—技术—媒体”的内容生产共同体。媒介使生产内容去中心化、用户定位个性化、内容生产大众化，人们不能仅仅描述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新现象，面对纷繁复杂的智能信息趋势，媒介融合时代的公民传播活动，从新闻传播行业到普通大众，都应兼顾表达自由与公共责任的要求。同时应该迅速调整现有视野，发展出一套适用于人工智能的科学思路，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本文来源：《文化产业》https://www.zzqklm.com/w/wy/326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