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视域下的水浒英雄观透视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源从先秦齐国和鲁国，是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而发展建构的特有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它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千百年来，在齐鲁大地上产生了诸如孔子、孟子、墨子、孙武、孙膑等一代代圣贤，在其文化思想传承下独特的忠孝义等特质也逐渐成为齐鲁文化的特殊符号，忠、孝、义是我国古代广为传颂的道德规范，历代统治者和社会舆论均以此为主要道德价值取向，在孔孟主导下的齐鲁文化更是有其深深的铬印。《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性格独特，人物形象丰满，几百年来备受人们津津乐道，人们喜欢水浒英雄的敢爱敢恨，更从这种敢爱敢恨中读懂了适于中国传统的忠孝义思想，反叛的水浒英雄来自齐鲁大地，自然充分吸收了齐鲁文化的养料精华，小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对忠、孝、义做了特别的诠释。

一

齐鲁文化中特别强调忠君不二，人们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忠君报国、光宗耀祖的思想，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这的确是一种人生正道。然而北宋末年，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奸臣当道，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大肆培养、启用奸臣小人，忠义之士报国无门，反遭奸臣陷害，现实中的矛盾产生了像梁山好汉这样的反叛集团。纵观梁山好汉的坎坷经历，他们主观都把自己的遭遇归结到奸臣、贪官污吏之手，很少涉及到皇帝的昏庸无能，这反映了他们对皇帝的极度崇拜，不管自身境遇如何首先要忠君。梁山好汉后来聚义梁山，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得到普通认可，实际上这只是为替天子行道，可见，愚忠思想普遍存在于梁山好汉之中。

处于社会底层的阮氏三兄弟以打渔为生，面对封建统治者的重压，辛勤劳动难以维持生活，他们反抗官吏，但态度却是非常特别的，正如阮氏兄弟所唱：“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这样鲜明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大宋皇帝忠心不二，誓死效忠。

宋江更是这一忠君思想的代表，这种思想贯穿从押司到梁山头领的全过程。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宋江认为是“违反法度”。宋江因杀了阎婆惜，无路可去，便他不愿上梁山，认为梁山是强盗的汇聚之所，去了就是同流合污。宋江在刺配江州的途中，晁盖派刘唐等人迎接他上山，刘唐要杀掉两个押公解人，宋江却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在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要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花荣劝他把枷锁打开，他正色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由此可见，宋江此时是想按国家法度服刑后再去做一个良民。当时，他拒绝留在梁山“这话休提！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是苦我……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缘只就众位手里乞死。”宋江的言行表明上梁山落草为寇、背叛君王比死更可怕，他宁可选择死亡，也绝不上梁山造反，可见宋江对朝廷、皇权的忠是根深蒂固的。宋江最后在江州法场被梁山好汉所救，他做顺民的各条道路完全堵死，在如此无奈下，宋江才总算是被逼上了梁山。然而宋江的这种“逼上梁山” 并没有消除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只是暂时断绝做顺民念头，用宋江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忠君思想使梁山好汉对皇帝有着过度的崇拜，这也促使梁山后来的全伙招安，以至全军覆没，这无疑是“愚忠”这一思想结出的恶果。

二

孝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感恩和敬爱的情感和行为，齐鲁文化更是推崇孝行天下，水浒英雄在一定层度上冲击着当时社会固有的秩序、道德规范，他们终日在江湖上、战场上打打杀杀，但他们又都是极具人间温情的孝子，他们并未忘记自己的孝心孝行，他们的孝行使得《水浒传》产生了一种难得的人情味。

宋江出身于一个深受齐鲁文化影响的地主家庭，小说赋予宋江很多绰号，其中一个便是“孝义黑三郎”，这个外号可以看出宋江是一个孝子。宋江以恪守信义、有始有终闻名于江湖，宋江杀了阎婆惜后流荡江湖，率众对抗官府，为了保存实力原先准备投奔梁山，然而他却在半路而归，其原因就是宋江要奔丧，尽孝心。宋父宋太公曾叮嘱宋江不能上梁山做盗贼，宋江讲孝道，恪守父训，不忌梁山好汉最看重的义气，不顾众多梁山好汉的多次苦苦请求，死活不上梁山，而且还以死相威胁。最后宋江无奈之中去了梁山，但上山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家中搬取老父上山,昏定晨省,以尽孝敬,以绝挂念。”在齐鲁文化中，孝与忠又似相辅相成，大孝就必尽忠、尽忠便是尽孝，忠孝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结合体，只不过宋江江身上的忠孝同属“愚”而已。

在梁山孝子中的李逵想去接老母亲上梁山享福，但在去接老母亲的路上遭遇到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是李鬼冒充李逵在路上抢劫，被李逵逮个正着，按李逵的性格，李鬼打着自己的名号抢劫，损坏了自己的名声，一板斧杀了李鬼是合乎逻辑的，但当李逵听李鬼是为了赡养家中老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还送了十两银子给他，劝其走正道，李逵之所以容忍了李鬼，是因为念他有一颗孝心，这的确是一种根植在齐鲁大地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孝之情。二是李逵在驮母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母亲被老虎吃了，李逵一怒之下尽杀四只老虎。接母初衷、长途驮母与尽杀四虎，这些都表现了李逵的诚恳孝心，这种孝是一种反哺之私，这是回报父母最典型的物质方式。在《水浒传》中，李逵生性彪悍，看似一个头脑简单，情绪不定的人物，标志性的武器两板大斧也是不分缘由，想砍就砍，见人就杀，但唯独对母亲的孝心却表现的那般理智与诚恳，足以可见齐鲁大地中的孝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哪怕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

三

朋友、兄弟之义莫过于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他们以“义”纽带，因“义”而聚，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早期梁山首领王伦轻义，导致了后来的火并，王伦也因此而丧了命，后来宋江重义，梁山义军才形成了一定规模。宋江号称“及时雨”，这在小说中也是有交待的，《水浒传》第18回宋江刚出场的时候，就对“及时雨”作了一番介绍：“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住，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宋江之义与梁山息息相关，宋江仗义，才会舍命给晁盖通风报信；宋江杀了阎婆惜后，在江湖上游荡说服了花荣、燕顺等上梁山，增强了梁山的实力；宋江刺配江州，众好汉为救宋江劫法场，白龙庙小聚义使一大批好汉上了梁山，奠定了后来成规模的梁山义军。宋江以“义”领导梁山，梁山一百单八将大部分入伙，都与宋江的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宋江为人仁厚、讲义气，讲礼节，讲信用，使众多头领无不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听从他的领导。当然在其他水浒英雄之间也深刻体现出了朋友之间的无私之“义”。武松为报答施恩，醉打蒋门神表现了一种点滴恩情涌泉报的江湖义，鲁智深护送林冲则是一种路见不平拔刀助的狭义……这种“义”在梁山英雄身上广泛体现，使得他们真心诚意、坦诚相待，这种义对付敌人最好的精神武器。

梁山好汉的“义”在梁山好汉在排座次时推向了最高潮，“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和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生必同生，死必同死。”然而义此时的升华也为将来梁山好汉的解体埋下了伏笔，义成为他们身上的束缚，当宋江表明“望天王降诏书招安，心方足”时，武松、李逵知道宋江意为所图，流露出了强烈的不满，但他们不愿意破坏义，宋江也正是利用 “义”使水浒英雄走上了“尽忠”的悲剧道路。梁山好汉在为朝廷卖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尽忠的本质，进而逐渐开始挣脱“义”的束缚，鲁智深、武松、燕青、戴宗、阮小七、柴进等大批人离开了梁山好汉的队伍，加上战死，被朝廷陷害致死，一个因“义”而维系起来的梁山义军最后纷纷挣脱了“义”的束缚，水浒英雄成于义，而毁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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