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中国形象”看中西文化认同

赛义德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对他所指的文化一词的定义是：“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等活动，这些活动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它们通常以美学的形式而存在，主要是目的之一是娱乐。而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则：文化成为一个舞台， 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古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 这种对文化的另一个界定可以说明同一个群体的一些关于文化的特征如何进入另一个群体认识范畴，它是一种美学的形式的认知。然而，这正可以用来反证中西文化认同的差异；纵然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国内都是热点，然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过份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却没有寻求这种文化差异背后隐藏的文化根基，仅一味的从文化的表现形式：如语言特征、语言的使用，以及人们的某些行为特征等。相反西方却从另一视角审视中国文化，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对立起来，将中国和中国文化视为西方的对立物，例如在极有影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的著作—“论第三世界的文学”他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文学（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明确的对立起来”。 这种将东方文化作为“他者”的形象在欧洲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追随者处处可见。所以“当福科（Foucault）想要强调东方和西方作为彼此不可理解的文化系统两者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时，他用来再现这一完全不可归纳的差异的证据，就恰恰是取自某一部“中国类书”中的一段文字。” 同样这一“他者”中国的形象像被强行烙上的纹身符号一样，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精心炮制的以“傅满洲医生”(Dr.Fu-Manchu)为主人翁的系列小说中达到了令人发指、无以复加的程度。近一百年来，“傅满洲”的形象在欧美经过小说和电影浊浪排空式的不断强化，在欧美大众文化集体无意识的想像中，固化成了“地狱中国”中魔鬼形象的代表，几乎达到人人皆知的程度。以傅满洲医生为主人翁的小说和电影主要流行于欧美和亚洲等30多个国家，被翻译成了数十种文字，并以天量发行。同一种文化，而在认同上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那么导致这种文化的认同的差异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中国一直存在西方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只不过是一个认识符号或认识客体。元朝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访问并带回他的巨作《马可·波罗游记》回到欧洲，至此中国以其神秘、富饶的形象进入欧洲人的视角这；它引起西方人对东方物产丰富、财富充裕的无限联想。尽管这部游记没有多少文化的成份，但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它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广为流传，并且促使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神往，以致后来西方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西方开始以其“先进”的理念主观捏造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

另一个对中国形象进行恶意歪曲的显明的例子便是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日上刊登了一首诗—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诗中对中国佬约翰(JohnChinaman)极尽丑化谩骂之能事，声称约翰牛(JohnBull)逮着机会就会好好教训中国佬约翰。在一篇题为《中国佬约翰》(JohnChinaman)的小说中,哈特有这样一段描述：“持久的卑微意识——一种在嘴和眼睛的线条中隐藏着的自卑和痛苦。…… 他们很少笑,他们的大笑带有超乎寻常的、嘲笑的性质——纯粹是一种机械的痉挛,毫无任何欢乐的成分——以至于到今天为止,我还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见到过一个中国人笑。”

同样20世纪被期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杰克·伦敦作品中“中国纹身”的符号处处可见。他的《中国狗》、《黄祸》、《史无前列的入侵》均是对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歪曲写照。如他的作品《史无前列的入侵》故事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野心勃勃的新兴帝国日本征服和统治了中国,将西方世界未能唤醒的中国“这头睡狮”成功地唤醒,并引领它迅速崛起。但中国却“忘恩负义”,当它羽翼丰满之后,便在1922年将日本人迅速逐出国门,并继续发展壮大且充满了自信和自尊。然而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杰克·伦敦把中国的崛起和强盛归因于它的种族特性:

“中国迅速和显著崛起,也许首先归功于她的劳动力具有最佳素质。中国人是勤劳的完美典型,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单就工作能力而言,世界上没有能与之比肩者。……中国的觉醒不仅使她的人民自由地、无所限制地获得劳作工具,而且获得了进行劳作的最科学的机器。”

文章接着描述,虽然中国强大起来,但她并不好战,决不侵略别的国家。她的力量和她的巨大威胁在于她那特强的繁殖力。到了1970年她的人口已达5亿,远远超过世界上白人人口的总和。西方各国感到十分惊慌,担心他们很快就会被黄种人移民的浪潮淹没掉。1970年因中国移民充斥法属印度支那,中法两国发生冲突,法国派遣了一支25万人的大军侵入中国,但在两天之内便全军覆没。又过了5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达7. 8亿,要不了多久就会超过10亿。震惊之余,西方各国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对中国发动一场生物战,一劳永逸地消除她对西方世界的威胁。1976年5月,出现在中国上空的飞艇向全国各地投下无数装有微生物和细菌的玻璃管。中国政府完全瘫痪,全国农田荒芜。同年夏之交,中国大地变成了一片狂风怒号的荒野,一批由西方国家共同组成的远征军侵入中国境内,对中国进行长达5年的“卫生消毒”处理。

不难看出,作为科幻小说,这篇作品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无可称道之处,而且在细节上也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它与作者所有描写中国和华人的作品一样,通篇充满了对华人侮辱性的称呼:“黄种人”等等。而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在主题上与随笔《黄祸》遥相呼应。《黄祸》在篇末提出,要尽快消除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威胁,而《史无前例的入侵》则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幅如何消除中国威胁的图景。这是一幅进行种族灭绝的恐怖图景。把数亿人当成动物一样斩尽杀绝,竟被作者理直气壮地说成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只有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才可能提出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对付与自己相异的民族。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读者都会感到这篇作品令人发指。难怪科幻小说评论家I. F.克拉克在其(获得1997年度最佳科幻小说评论奖的)论文中讽刺道:如果要评选“关于种族灭绝的最佳小说”,那么杰克·伦敦的《史无前例的入侵》将在主要竞争者的排行榜上位居第二。

如果说西方的这些作者同时对中国形象产生如此的偏激的看法是想象的，不真实的，而这种集体性的想象纯属是偶然的话，那么隐藏在这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是因为西方自史以来对中国就存有深深的厌恶、仇视和憎恨，以至于所有的这些有影响的文学家，甚至众多哲学家均对中国人的形象如此的深痛恶绝，不惜笔墨并乐此不疲地丑化中国形象，而根本无视中国本体性的丰存在？从以上例子可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在此之前从未进入西方的认识范畴，它只是作为西方人的镜子，照出“另类”的“中国形象”！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地中伤、藐视以及贬低另一种文化让人深省这文化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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