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类纪录片创作的几点思考

纪录片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关于纪录片自身的媒介、创作技术等方面并不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的，所以我国记录片的发展经历了短暂的发展时期，在分析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西方文化特点在我国的记录片发展中很显著。加之世界纪录片在六七十年代受到欧美电影的影响，在记录片的创作方式中更强调对客观事实的记录和再现，杜绝创作者加入任何的主观意识思想进行虚构。新形势下，记录片的发展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历史类记录片对人类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由卡恩地球影像记录看历史“创作”

纪录片中的历史题材，可以让创作者尽情抒发情感。在20世纪初，阿尔伯特·卡恩用30年的时间去了50多个国家，借助当时最先进的彩色摄影技术，给世人带来七万两千余枚照片以及长达100个小时的电影胶卷。这样的经历不仅是卡恩个人建立地球影像史料馆的梦想的实现，对于人类而言，那些在过去千百年来用图画和文字来记录下的历史点点滴滴，更是深刻反应了真实的影像所展现的历史真面。

卡恩留下的影像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创作晚清时期的中国：在斑驳的石桥边，那个背向镜头伫立在石桥栏上撑伞的男子，长及腰间的细长辫子显得十分无力；田间的地头上站立着一位拄着竹棍的老农，嘴被白须覆盖，在镜头前羞涩的抿着...20世纪初的中国，所经历的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在卡恩一张张照片中所提供的信息，在当前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高的价值。能够有多少张照片还能反映生动的历史和氛围？这就是记录片创作者在面对历史时的进行创作的乐趣，即挖掘历史题材背后的场景和线索所隐藏的历史。在记录片中，信息和感受同等重要，固定的历史信息不管经历多久的实践都不会发生改变，改变的是不同时代下带来的思考程度在不断加深，可以说，这也是历史创作的关键和意义。

二、历史类纪录片带来的思想和感受

站在历史的创作引发的思考，在纯文本的记录中也许就能得到大概系统的了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所创造的海上奇迹，也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600年前郑和率领近两万人和200艘船只构成的庞大船队，完成了横跨印度洋的壮举，到达了遥远的非洲东海岸。该纪录片的拍摄是为了记录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所筹备的大型记录片，在拍摄的过程中由于航海档案的缺失为拍摄带来巨大的阻碍，摄制组用一年半的时间，去追随郑和的足迹，遍访了国内外专家以及和这一事件相关的人士，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上，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如果说，在拍摄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所有准备活动以及深层次的思考探索，是拍摄小组完善该事件并对其有全面的认识了解。那么，纪录片《郑和下西洋》则是将这一小群体的思考带给收看这类节目的全国观众，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历史类纪录片的创作则是超出了纯文本的记录创作，因为由观看纪录片引发的思考和带来的感受，体现了不同的两方面概念。

感受，是创作者在面对观众时的终极考验，在市场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风格给观众带来的感受，被认为是才华得到公众的认可，或者说是能够迎合大众的需求和市场的走向。对于历史类纪录片而言，创作者最大的幸运是碰到观众的良性感受。国外记录片市场中的成功范例像美国国家地理、英国BBC等频道，都可以看到大型系列的操作纪录片。这些纪录片的创作模式都是在严格规范统一的框架内形成，严格统一的创作模式衡量着整个频道的风格，任何创作的环节都能够造成创作风格的差别。所以创作者进行记录片创作时，所有的素材准备齐全后所展开的思考，则是该纪录片能够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感受，并能够将感性和理性进行融合，并落实到纪录片中去。需要创作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内容进行相关的调研，为题材找到情感的切入点，通过人性化的呈现方式，让观众达到情感共鸣。

三、历史类记录片创作的“态度”

所有的历史在发展中都是带着其自身的态度不断前进，因为人类在历史中是主要的主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由人主导着历史的演进和变化。而后世的记录者在记录相关历史事件时，都在根据自己的态度进行琢磨，不管是谨慎还是放肆的态度，总是对历史精彩的解释和说明。

对历史类纪录片的创作者而言，在创作的前期阶段能够把握正确的态度，与观众的最终感受和乐趣有着直接的联系。“正确”并不是对史观选择的强调，因为其已经相对规范，应将入手点放在历史人物的喜好、历史事件的选择以及表达方式等，这已成为纪录片风格和创作思维方向的关键环节。

《见证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全片囊括了南京电视台在美、日、德、法、丹麦、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采访、拍摄和收集的史料，以及四次赴台湾采访、拍摄收集的史料。首次对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地点进行了航空摄影，并查阅、收集相关的史料，使用了大量南京保卫战珍贵的影像。作为纪录片的创作者，如何去看待这一段历史？关系到怎么选择表现形式的问题，所以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真实的史料记录、人证、影像资料等，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更是告诫后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

四、历史纪录片构成回望视角的两大要素

在创作历史记录片时，当下构成其回放视角的两大要素为理性和情感，一方面理性的回望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其真实性和可行度。另一方面，通过情感的深入挖掘，让历史纪录片更为平实，消除了深远历史事件带给人们不可触摸的距离感。比事实更重要的是真相，在构建历史纪录片的回望视角时，更应强调在回望过程中理性的解读。站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视角中，深入的分析历史事件的细节，通过理性解读还原真实公正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挖掘历史事件的纪录片不在少数，多集中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人物，例如《周恩来外交风云》、《秘密访问》等。近几年随着对部分历史秘密、档案的解密，有一批新的被遗忘的历史需要站立在当前时代角度上回望。另外还有一类纪录片。理性回望的对象时各种原因被曲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客观的思维理念建立起来，这些被曲解的历史需要被真实的解读，例如《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通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文章在中国广为人知，人们的印象中是他不受国人认可的美国大使身份，然而事实上，司徒雷登与政治的接触时少之又少，应该是强调其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与燕京大学27年的风雨历程应该受到国民的敬重。除此之外还有《黄埔军校》、《战地回声》等作品。

情感的回望视角，将宏大叙事开始转向“小格调”的营造，对历史人物表现方面，在小格调的情绪中了解伟人的“家长里短”，在中国官方媒体所塑造的高大、伟岸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纪录片中更像是家人或者朋友。这种情感的视角极大的拉近了伟人和英雄与世人之间的距离，将伟人不平凡的魅力更加明显的展现出来。例如《永远的雷锋》，在当前我们对雷锋精神的了解，通过一个“平凡”的人物做出的种种“不平凡的”的事情，让人们明白生活中常见的点滴善举，也是对雷锋精神的一种传承。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新形势下关于历史类纪录片的创作，笔者从创作、思想、感受以及态度四点进行了相关的思考。纪录片作为超越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形态的一种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艺术表现形式，给观众带来关于历史“真相”的期待和思考，这种巨大魅力需要创作者，对纪录片树立正确的认识并带着高度的责任感挖掘题材和记录，这样才能使作品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让广大的观众体验到历史类纪录片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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