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姓名演变中的满汉融合

满族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一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双重影响，满族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姓氏和名字。这些姓氏和名字不仅反映了满族人民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历史变迁的记忆，还体现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家族观念。随着满族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从明朝末年统一女真各部开始，到成功入主中原，再到建立起全国范围的统治，满族的姓氏和名字逐渐与汉族的姓氏和名字产生了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生动体现。在这一过程中，满族的姓氏和名字不仅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吸收了汉族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现象。通过对满族姓氏和名字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满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在相互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所经历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姓氏的演变看满汉文化的融合

一个民族的姓氏就是这个民族社会血缘团体的称号，也可以说是这个家族的符号和标识。在《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载:“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也就是说，根据姓能够了解家族祖先的出处，根据氏可以知道家族子孙的分支。窥探满族发展的历史，从先秦时期的肃慎到清朝的建立，时间跨度之长，从地处边缘的部落发展到统治全国的民族，满族的姓氏来源大致可以有一下几种。以居住地为氏的家族。比如正黄旗大学士图海，本名为马佳·图海。姓氏起源于嘉里库马佳，遂以马佳为氏。“马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氏族散处于绥分，马佳及各地方”。以部族名称为氏的家族。比如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其姓氏瓜尔佳是由女真姓氏“古里甲氏”演变而来的，“古里甲即瓜尔佳曰汪。”古里甲是女真的一个部落。《钦定金史语解》记载：“瓜尔佳，卷二作夹谷，卷三做加古，卷十五作古里甲，并从八旗姓氏通谱改正。”再有他塔拉氏，《钦定元史语解》记载：“塔塔喇，卷一百二十三作脱脱里，卷一百三十五作荅荅义，今并从八旗姓氏通谱改正。”同时还有有以姓为氏的家族，大多是沿用金元时期女真人的旧姓。比如清朝开国元勋之一的舒穆禄·扬古利，其父郎柱为女真库尔喀部长，姓舒穆禄，亦为金朝女真旧姓。《清朝通志》记载：“舒穆禄，本金姓，见金史，以姓为氏。”《钦定金史语解》记载：“舒穆噜，卷六作石抹，今从八旗姓氏通谱中改正。”由此可见，舒穆噜氏与金代时期的旧姓“石抹”有着极深的渊源。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赐姓。比如创制满文的额尔德尼，“原姓纳喇氏。后奉太宗文皇帝谕旨。入硕色巴克什族中。赐姓赫舍里氏。额尔德尼巴克什。”

而在满族兴起之初，满族姓氏同汉族姓氏出现了一种对向的交流。其一，在满族崛起与发展的过程中满族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发生了改变，转变为了统治阶层。以前被纳入旗中的汉军为了迎合当时的统治者的心思和社会潮流，有些进行了改姓。比如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本为汉军正蓝旗，原姓佟，经过两次抬旗升为满洲镶黄旗，改为佟佳氏。《清史稿》记载：“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后初入宫，为世祖妃。顺治十一年……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但是按照汉族的传统观念，姓氏是与祖宗有关，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所以有的入旗汉人没有改易自己的姓氏，但是却按照满族习俗，去姓称名。

其二，满人改用汉姓。这种情况大抵在乾隆时期逐渐兴起，因为在中原地区生活的时间太久了，许多年龄较大的满族人渐渐去世，而在关内新成长起来的满族子弟，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忘记了满族有“称名不成姓”的旧俗。或者因为姓氏一直不被提起，就渐渐忘却了自己家族的姓。一些宗室子弟用“赵”、“黄”作为自己的姓，原因是“赵”在百家姓中为首，“黄”是贵族颜色的代表等等；甚至还有直接将自己名字的头一个字作为姓来使用，而不再使用繁琐的满文。比如正黄旗人满保之子满吉善，本姓爱新觉罗，在当时竟将“满”字直接作为自己的姓。《清会典》记载：“三十二年奉旨，昨吏部带领引见满吉善。係满保之子，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为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嗣后不可如此。”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满族姓氏顺应汉族习惯进行了相对应的改姓。其改法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意译。比如钮钴禄改姓为郎姓。《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即如钮祜禄氏为满洲中世家大族。汉人知钮赫为狼。而钮祜禄之音近之。遂呼之以郎姓。是特鄙之以狼也。而钮祜禄氏之不肖子孙内。竟有自谓姓郎。甚至以郎字命名者。好丑莫如。自忘根本。”可以看出当时乾隆帝对钮祜禄氏家族的某些人员私自改姓的做法很不满意甚至采取了罢免革职的做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钮祜禄氏还是改为了郎姓。第二种是取本姓的第一个字为单字姓。参考《本溪县满族家谱研究》一书中的《富氏谱书》，桓仁县富察氏始祖富当阿于顺治元年迁入北京后，世袭佐领职位，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即八始祖时，始改富姓。出现“富华”、“富茂”、“富霖”等姓名，并一直延续至今。

满族入关以后，不断地受到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的冲击，虽然在这期间有过不少汉军旗人从姓氏方面向满族进行靠拢，但这终归不是主流，随着时间的推进，满族自身的文化还是没有抵挡住先进汉族文化的冲击，只能和中原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不少的满洲姓氏改为了传统的汉族姓氏。

二、从名的演变看满汉文化的融合

从古至今，人类对名字的选取表达着人们对新生命的祝福和愿景。不同的民族有着其各自不同的命名方式，反映着自身民族的文化特征。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从明朝时期的女真到入关后建立清朝。其民族地位发生了变化，满族人的起名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入主中原后，满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不断交融，对族人的起名有着深厚的影响。

最初满族人的命名大概有以下几种。用具体的动物来给人命名，如摄政王“多尔衮”（dorgon），满语名字的意思是“獾”；镶黄旗满洲人纳拉氏“海塔”(haita)，意为“有獠牙的野猪”。另外还有以动物体中的一个具体部位起名的，努尔哈赤的四弟“雅尔哈齐”(yarhaqi)的意思是“豹皮”。用属相来命名，即中国的十二生肖，每年一个，循环使用。比如辅国公“固尔玛浑”（gvlmahvn），满语名字的意思是“兔子”，因为他出生的年份为1615年，恰好是兔年，所以以此命名。用体型特征或者身体的某一部位来起名，比如顺治帝的儿子“牛钮”（nionio）,含义是“眼珠。用具体的器物来命名，孝庄文皇后的侍女“苏麻喇姑”（sumala）,含义是“小口袋”；额驸“苏纳”（svna）,含义是“牵狗的绳子、皮带”。另外还有用矿物，山河，兄弟排行等来命名的。

上述满族人的命名借助于动物，用物，属相，体貌特征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满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认识和思考。当时的满族社会还处于半农耕半渔猎的形态，人们对生存生活资源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着大自然，在依赖自然获取资源的同时也害怕会触碰到自然的底线，所以对自然就会怀着一种尊敬和畏惧的心情。这个时期，满族人的名字大多数和自然中的事物有关，希望新生命能够像山石一样坚韧，像河流一样不息。

随着满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治，满族文化同中原汉族文化不断地交融，满人的命名也逐渐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自然崇拜命名向多方面发展，其中以吉祥名字的选取最为突出。这一特征开始发展起来的标志就是康熙皇帝给儿子们命名采取了汉族范字做法。康熙帝规定每个人的名字要取两个汉字，第一个为诸子所共用的排行字，同时另一个字也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偏旁。其中“胤”字为排行字，另一个字需要是“示”字偏旁。比如胤礽、胤祐等。这些文字大都有吉祥美好的意思。等到了乾隆皇帝在位时，就将这种等辈的命名方法制度化，为后世四代规定了次第顺序。《清实录》记载：“我朝皇子皇孙，及近支宗室命名。自圣祖仁皇帝亲见曾孙，以永字肇锡嘉名，迨我皇祖高宗纯皇帝继见曾元，庆衍五代，即依派系，以永绵奕载四字排序成文，按字开支。”由此可知，嘉庆帝兄弟几人采用“永”字辈是由康熙皇帝钦定，道光帝兄弟几人采用的“绵”字辈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并且，乾隆皇帝还将避皇帝讳作了规定，“朕以为与其改众人之名，以避一人之名，莫若改一人之名，使众无可避，较为妥善，将来继体承续者，惟当以永作颙。以绵作旻。”所以嘉庆皇帝名为颙琰，道光皇帝名为旻宁。

之后的道光皇帝在“永绵奕载”的基础上，续增四字为“溥毓恒启”，“我朝皇祖高宗纯皇帝继见曾元。以永绵奕载四字依次命名。……特命大学士军机大臣续擬十字。传之云仍。引用勿替。兹据恭擬进呈。经朕选用溥毓恒启四字。载字辈分以下。按序命名。”咸丰皇帝又在“溥毓恒启”的基础上续添四字，《清实录》记载：“朕惟云礽递衍，卜世延长，特命大学士，军机大臣，续擬四字同道光六年，存记六字，开单具奏，兹据恭擬进呈，经朕选用焘闓增棋四字，自启字辈分以下，按字命名，引用勿替。”

由此形成了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闓、增、棋的十二字次第之说。从康熙帝开始采用等辈次第的做法一直到咸丰帝，仍然在之前的基础上增添字辈，为后世的子孙提供好命名的依据。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满族自身的文化已经与中原汉族文化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

另外，笔者在《大明会典》中曾看到明代宗室子弟的起名方式。“凡东宫亲王位下、各拟名二十字。日后生子及孙、即以上闻、付宗人府。所立双名、每一世取一字以为上字。其下一字、临时随意选择。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照例续添。永为定式。下字俱用五行偏傍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明朝皇室子弟的起名制度是“辈分与五行相加”，如明仁宗三兄弟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高”字为辈分，后一字用“火”为偏旁部首而成。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清代宗室子弟的命名和明代宗室子弟的命名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满族入关之后，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清代宗室子弟的命名方式也向汉族传统所靠拢。

在一般家族里面也有取范字的现象出现。镶红旗佛满洲瓜尔佳氏宗谱中有载，二十里堡关家店支系雅思哈的四子付伦太一支中，付伦太的后裔自第六世开始使用范字，现将第六世和第七世的人员姓名抄录于下：六世：福兴，王氏，生子五：发、良、文、治、仁。七世：发，夏氏。子嗣不详。良，徐氏，生子四：志成、志克、志富、志贵。文，王氏，迁双城堡。治，赵、尤氏，迁双城堡。仁，赵氏，生子一：志焕。付伦太后裔自第六世的范字为：福（贵）志文永，运正寿延年，万善先为孝，木本思水源。

除宗室和其他家族的人员命名变化外，对女性名字的记录也发生了变化。《八旗通志·列女传》中以康熙十二年为分界点，十二年以前，《列女传》中的记载格式为“名，氏，某人之妻”，如“爱尔哈，吴雅氏，镶黄旗满洲囊武佐领下，兵丁阿拉纳妻。”或者为“氏，名，某人之妻”，如“奚他勒氏，名苏班代，镶黄旗满洲达哈塔佐领下，马兵布颜图之妻。”但是十二年之后，《列女传》中的记录就逐渐开始只提姓而不称名了。比如在康熙十九年，礼部请旨旌表建访的名单中就有“戴佳氏，正白旗满洲觉罗海兰佐领下，二等侍卫穆克善之妻”。这一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入关后的满族进一步接受了中原汉族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中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

无论是宗室人员命名的十二字次第之说，还是一般家族中名字的改变，都可以看出满族入关后深受中原汉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命名方面舍弃了早期反映自然崇拜观念的用词，向中原汉族靠拢，起名更加追随规范和文雅。

三、结语

入关前的满族有着自己独特的姓氏和命名方式，这些方式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代表着满族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满族逐渐受到了中原汉族文化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姓氏和命名方式也因此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并非简单的模仿或复制汉族文化，而是在吸收和融合了汉族文化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文化的特点和需要进行的创新和发展。这种融合和发展不仅体现在姓氏的改变上，也体现在命名方式的改变上。满族人开始采用范字规范的形式来命名，这种形式不仅体现了满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也反映了满汉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是两个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体现了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兼容性，也显现出满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满族人民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吸收了汉族文化的优秀元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满汉文化交融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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