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白鹿原》看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王全安导演在2012年将小说《白鹿原》改编为电影，并截取书中从1912年到1938年二十多年的动荡变革，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面，影片展现了乡土中国的形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认同与反思，另一方面革命叙事的时代背景以及鲜活的人物形象都使该作品变得更生动。中国当代与电影之间的完美结合建构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在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一、电影《白鹿原》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一）民俗文化传播构建乡土中国

影片的文化背景是围绕陕西关中地区展开的，因其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给观众留下了独特的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符号就是“祠堂”。电影开场，“德业相劝、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伺父母、能教子弟”，这是白嘉轩带领村民在祠堂背诵《乡约》，祠堂也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祠堂的作用很多，既可以行使家法家规、也可以是商量家族大事的地方、还可以举办各种祭拜仪式、传授族人子弟知识。祠堂所代表的是传统中国民俗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在农民的思想里，白嘉轩正是这一民俗文化的守护者，祠堂最后的毁灭是因为黑娃想和田小娥结婚但是遭到了反对，所以一气之下把祠堂砸了，也毁了相约。田小娥和黑娃代表的就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敢于发出反抗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也是对中国乡土形象的一个塑造。

除了祠堂，还有一个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就是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的戏种之一，先后四次在电影中出现，并且通过独特的唱腔流露出了观众人民对生活的热情，也体现了大方慷慨的性格，既展现了关中的传统民俗，又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表达了我们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二）儒家文化传播书写中国形象

影片将“仁、义、礼、孝”等传统儒家文化元素糅合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进一步有力的塑造了中国形象。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应该是综合体，其中最直观的形象就是中国人的形象。[1]”小说中的“朱先生”就是一个关中大儒，他所代表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物形象。不愿做官、潜心治学、服务百姓、一丝不苟、挽救生灵，还为白鹿原制定《乡约》，教导大家德业相劝，见善必行。朱先生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因为随着历史的变革他可以依然保持自身的独立，拥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朱先生兴办学堂、赈济灾民，这是对儒家文化精神的成功实践[2]。儒家文化作为我们上千年来的精神支柱，已经深深植根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之中，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儒家文化的传播也是中国形象的体现。但是在电影《白鹿原》中关于朱先生相关描写比较少，也有一些观众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批评，文化内涵被削减，我认为这也是需要继续改进的的地方。

电影的主人公“白嘉轩”，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对自己家的长工鹿三当亲兄弟看待，有他一口饭就有鹿三一口吃的，把儒家思想的“仁”体现的淋漓尽致[3]。白嘉轩用生命在维护白鹿村，骨子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用世之道。电影中通过演员的语言还有动作的演绎，让观众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展示与启发，使受众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形象。

二、电影《白鹿原》背后中国形象建构成因分析

（一）文化符号的运用

哲学家恩斯特·卡希尔曾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组成符号织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4]”电影以金色的麦田开篇，尽显一片丰收景象，还有那些长工们在麦田里面蹲成一排，一边吃面一边聊天，都极富有乡土生活气息。电影与小说不同，电影是鲜活的，必须要通过内容上的取舍才能运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来构建画面，以此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目前传播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是中国形象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任务，电影《白鹿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成功地运用文化符号来呈现文化中国的形象，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祠堂、秦腔、还有独具特色的关中方言、大片的田地等等都属于民俗文化符号，在向外展示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戏曲、建筑上的成就。利用好这些文化符号展现出我们的乡土中国形象，是电影制作不能违背的大前提。 

但《白鹿原》的成果只能是个别代表，大部分的文学影视作品是很难做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两者并存，有很多导演会刻意的从一些西方视角切入，目的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而忽视了我们本身想要构建中国形象的初心，只是寻求“他者”认同，所以能够正确运用文化符号，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文化符号的解读

文化符号的运用是展现电影主题的首要方面，其次重要的是关于文化符号的解读。对于电影中的文化符号，观众是否可以明白导演的用意。我们也需要在新时代环境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为什么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不能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要不断加以改进？我们要承认这种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纲常礼教带给人们的束缚。

影片中的田小娥这一文化符号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的人认为电影过度突出了她的形象，把一个悲惨的女性形象改成了“荡妇”。影片中刻画的白小娥作为悲惨女性的代表，最终走向了死亡，背后映射的其实是女性面对封建社会的无力。小说中的田小娥被郭家休弃，还被娘家抛弃，只能跟着黑娃离开。到了电影中则增加了黑娃带着田小娥一起见白嘉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田小娥的悲苦命运。但是影片也有残缺的部分，就是少了对朱先生以及白灵这两位精华人物的刻画，造成了部分形象的缺失。就影片总体而言，电影《白鹿原》对乡土文化符号和传统文化符号的双向展示塑造了文化中国的形象，并没有为了博眼球等行为就故意扭曲为落后愚昧的社会。文化符号是表达国家形象的起点，我们运用文化符号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让受众正确解读文化符号，以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感染形象的接受者，才是我们构建国家形象最终目标，因此我们要使用正确的、容易被受众接受的符号，才能让文化符号在文化传播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历史主义的塑造

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是围绕文化的反思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题，当时的历史时期对我们来说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中国人民在民族中所经历的苦难也体现了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电影对这一时期的讲述也是呈现革命中国形象的最好方式。电影《白鹿原》站在民族立场之上，叙述革命故事，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体现中国形象。

在历史背景下，电影塑造了一批有个性、有欲望的真实人物形象，不是像其他电影展现的民族英雄高大威武形象，而就是贴近平凡生活的有血有肉的人。比如田小娥和黑娃敢于给祠堂毁了，白灵受到鹿兆鹏、鹿兆海的影响一起投身革命，尽管最后的结局不尽如人意，但是至少展现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当然这对一本五十万字的小说要缩减成一两个小时的电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得已会删掉很多东西，并不能展现完整的中国形象。这样的家族叙事模式对中国现代革命进行了颠覆和反思，但是革命中国的形象也仅仅只是中国形象的一小部分，在现在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影都应该客观的去描述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当时对历史的记忆，更是留下了在当时中国的形象。我们要敢于直面真实的、客观的形象，这样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三、从电影《白鹿原》看中国形象建构启示

（一）坚持自我传播，避免“他者化”

电影《白鹿原》的传播成功的将我国的乡土中国形象传播到了世界，也给世界人民展现了我们热爱乡土生活的崇高精神。而电影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可以更加直观生动的将我们的中国形象更完美、轻松的呈现出来，也可以将想要表达的情感直接输入在受众的脑海中，以此来加深印象。但是我国的电影产业发展起步晚，速度缓慢，所以想要做好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首先第一位要做的就是坚持自我传播，避免“他者化”。

“他者化”一般指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国家形象建构问题。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也就是我们说的他者形象。中国形象会经常被一些西方社会的“他者”给扭曲化[5]，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所描绘的就是他们所想象的一个东方世界，但是并非实际的东方世界的样子，建立在他们所想之上的，具有贬低色彩的东方，这就是典型的“他者化”，在他们的眼中西方就是高洁神圣的，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贬义词就是来形容东方的。他认为“建构他者的策略基本上依靠文本”[6]，尽管我们已经采用多种传播方式进行国家形象的塑造，2022的北京冬奥会、孔子学院、国家形象宣传品等等，但是对国人的丑化以及诋毁依然是存在的，而西方数百年的看法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扭转。因此我们要关注主体，符合国情，不能用失去自我来取悦他者，始终坚持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建构中国自己的国家形象，这也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二）坚持文学与电影相结合的传播方式

电影《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二者在中国形象呈现方面都体现了不同的特色。文学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电影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里，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导作用。导演张艺谋也曾说：“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7]”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很少愿意再花时间来读书充实自己，大部分人更加依赖电影或者短视频等碎片化阅读模式来作为自己的放松方式，并且这种利用电子媒介作为传播载体，可以比文字有更直观的表达，更快捷的传递我们的中国形象。而面对现在的时代变革，我们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大力发展电影产业，结合当下大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大众的审美特征，并融入中国元素，使二者更好的相辅相成。发挥更大的作用。

电影助推了文学的发展，同时电影的传播也促使文学走上了一条“走出去”的捷径。作家的参与也可以提升电影的文化内涵与思想高度，更好的讲述中国故事。电影已经逐渐开始成为文化传播中中国形象的主要媒介，将电影国际化，把作品想要展现的内容更直观的输入在观众脑海中，让电影背后的中国形象深入人心，扭转西方受众对我们的偏见，是我们现阶段需要做的事情。文学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作为当今社会呈现国家形象的两个重要载体，一个是通过叙事，一个则通过动态侧面来试图共同呈现完整的中国形象。而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在现阶段也更好的融入在受众的生活中，成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

（三）坚持民族交流，利用好传播媒介

如何能将小说背后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背后的国家形象建构完整的通过电影展现出来是很重要的议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应该在电影中被放大、阐释、最后进行传播。根据拉斯韦尔提出的5W线性传播模式提出的五个构成要素界定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内容，电影在其中的位置就是传播渠道，属于传播媒介。我们要利用好当下的这个传播媒介，传播优质内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西方的好莱坞电影，传递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传递西方自由精神，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过去，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现在生存是当代文艺形象塑造的着力点和根本旨归。”不仅是《白鹿原》，而是所有的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都应保持一种摆脱崇洋媚外的心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客体的塑造要基于中国形象建构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当下。在当前时代语境之下，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也在促进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各民族国家间的交流互鉴是增进传播的良好方式，利用好传播媒介，传播优秀作品，传递中国声音，最终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总的来说，影片《白鹿原》在构建中国形象上虽也有不足，但也试图展现乡土中国形象，当代的文艺创作者不应该过于聚焦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于一些落后文化的展示要试图避免“误读”，文学与电影等艺术形式是呈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主力军，因此文艺工作者需要积极参与，选择具有中国特质、优质的文化符号，展现我们的国家形象，只有将文学与电影二者进行有机结合，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才能加速在文化传播中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总的来说，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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