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文翁治水精神 助力蜀水文化研究

水，这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更是自然界中滋养万物的关键因素。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在《大夏》这篇文章中，作者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了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赞扬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文中提到，“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长岑兮，川有深流。”这句话寓意着水土治理的重要性，强调了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和谐。而大禹作为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他的治水功绩被传颂至今。人们只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却鲜少知道文翁这位历史名人与治水、兴水之间的不解之缘。文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对水利工程有着深厚的造诣。在李冰父子铸造都江堰这一前年水利工程的同时，文翁也致力于治水工程，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在他所从事的水利工程事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文翁，庐江舒人也。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在成都市起学官﹐入学者免除徭役﹐成绩优者为郡县吏﹐每出巡视﹐"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1]。同时班固还将蜀郡守文翁列为《循吏》第一人，后世称之为“汉有文翁，千载吏宗”。学者流沙河谈及文翁也曾感慨说：“和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不过一提起西汉蜀郡守文翁，众人皆知他创办石室学宫、兴学化蜀、移风易俗的功绩，殊不知，文翁还是一名“治水达人”，他是继李冰之后在蜀中大兴水利，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湔江（沱江）流域，弘扬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治水文化的优秀水利专家，促进了天府之国的形成。本文重点选取文翁与水文化及蜀水文化的深刻渊源来讨论。

一、公学化西蜀

文翁，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的舒城县，该县位于安徽省的中部，地处长三角腹地、巢湖之滨、江淮之间。龙舒水，舒城县的母亲河，流淌了数千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舒城人，也为文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之源。文翁的祖籍原在山西雁门，然而因战乱影响，他的祖辈被迫离开故乡，迁至舒城。尽管文翁的家庭条件并不优越，但他始终坚持刻苦学习。年幼时，他经常在附近的庙宇里，借助香灯的微弱光线勤奋读书。文翁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和学习能力，他早早地便熟读了《诗》、《书》、《礼》、《乐》等六经，并且对《春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七、八岁时，他已经精通诗词歌赋，能出口成章，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

在西汉时期，蜀郡位于西南边陲，经济落后且文化未开化，保留有蛮夷之风。在派遣多批官员未能成功推进教化且部分官员被当地人驱逐后，汉景帝回忆起自己儿时的伴读文翁，因其智[]慧和机敏而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据班固的《循吏传》记载，武帝实行的学校官制，其源头可追溯至文翁的“起学官”举措。文翁上任后，他首先精选了一批有潜力的对象，亲自指导和激励他们。他从蜀地精心挑选出张叙等十几个有才华的官吏，亲自教授他们六经，向他们传授儒家思想，帮助他们理解孔孟学说的博大精深。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业水平，他采取“走出去”的策略，将他们送到京城长安继续深造学习，并拜入儒学专经博士门下，进行更系统的学习。同时，他对学成归来的学生亲自接见并一一考察他们的才干，择优录取，并委以重任[2]。最后，他在成都市开始“修起学官”，“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并根据学生的优秀程度安排不同的官位，以此激励更多优秀的人才走进“学官”[3]。

通过这一系列深思熟虑、富有教育意义的教化措施的实施，文翁成功地激发了当时蜀地人民对知识和学习的渴望，使得他们积极地追求学问和经典。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蜀地的文化面貌，也使得民风从曾经的野蛮和粗犷开始走向文明和开化。文翁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像一颗种子深深植入在府南河之滨的土壤中，不断滋养着蜀地人民的灵魂。他的学识和报复如同涓涓细流，静静地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滋润着蜀地的每一寸土地，让这片大地上的人民得以茁壮成长。同时，他的精神也像滚滚长江一样，奔腾不息地流淌在巴蜀大地上，为这片土地带来无尽的福祉和希望。

二、九水润天府

 巴蜀文明，以治水文化为先导，展现了古蜀人超凡的智慧与才情。大禹治水，抛却个人利益，三过家门而不入，描绘出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开明君主开凿畅通巫峡，使得原本淤塞横流的川内江河，顺势而出，奔腾不息的长江由此诞生。李冰父子铸造的都江堰，历经千年沧桑，造福着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而蜀郡太守文翁，不仅政绩卓著，更在治水方面有着不朽的功勋。他开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4]，使蜀郡呈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荣景象。这些古人的智慧与奉献，使得巴蜀文明的治水文化更加熠熠生辉。

源于四川西北的岷江，每逢雨季，山洪如野马般奔腾，带着滚滚泥沙席卷而下，淤积在河床上，使得河水频频泛滥成灾。然而，地势较高的地方却因缺水而陷入干旱的困境。在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中，雨热不同期、降雨集中于夏季等气候因素交织在一起，为在蜀地任职或期望流芳百世的领导者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治水。鳖灵，这位治理水利的能手，凭借在蜀中治水的卓越功绩，赢得了杜宇的青睐。杜宇自愿让位于他，并且深得民众的爱戴。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开明王朝应运而生，成为了一个深受百姓拥戴的政权。李冰，这位蜀郡太守，同样承载着蜀地的希望与骄傲。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蜀地成为了一个富饶的天府之国。这项伟大的工程不仅为他赢得了后世的赞誉，还让他被四川人民尊称为“川祖”。西汉时期，蜀郡太守文翁承前启后，继续关注水利建设。他成为扩大都江堰灌区的首位官员，使得一千七百顷土地得以受益。他的治水举措深得民众的拥戴，为蜀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直至清代，四川总督丁宝桢依然秉持着治水为民的理念。他致力于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为中兴名臣。他的努力为蜀地的水利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5]。由此可见，在蜀地，治水兴水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工程，也是历朝历代蜀地官员造福百姓的重要途径。通过他们的努力和智慧，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水利工程的辉煌成就，也感受到了他们为民造福的坚定信念。

在汉景帝末年，文翁肩负重托，出任蜀地太守。任职期间，他时刻关注民生，经常走入街头巷尾，深入了解民众的生活状况。他发现，街头出现了大量的逃荒者，经过询问和调查，他了解到湔江断流导致了严重的灾情，湔氐县的部分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数千亩良田颗粒无收，百姓因饥饿而无法维持生计，无奈之下只能沿街乞讨。对此，文翁立即前往灾区进行实地考察。他站在天彭门，目睹了岩石垮塌压断河床的景象，断流造成的水灾使得上游的良田被淹没，而下游地区却因长时间干旱而无法收成。其中，繁县经常发生涝灾，而湔氐县则经常遭受旱灾。文翁深知，作为新任的外地官员，要在百姓普遍迷信的情况下动员他们积极参与治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他效仿李冰的做法，首先举行了祭祀仪式，并进行斗杀水怪的表演，以这种方式来鼓舞当地百姓参与水利建设[5]。随后，为了解决人力和财力问题，文翁首先向朝廷申请拨款，同时也在当地开展了广泛的筹款活动，鼓励富商捐款捐物，以期能早日开工。在得到百姓的支持后，七旬高龄的文翁亲自指挥民众开山叩石，凿通皂角岩，打通湔江水，使繁县与湔江县两县旱涝不均的灾难得以彻底解决。然后他凿宽湔江口，引入白鹿河水，增大湔江流水量，再次疏浚了山内的九条河流，使之顺利汇入湔江。此外，文翁还在关口下游“穿湔江口”，即穿淘湔江，开通九条河，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并在平坦地区建立了自留灌溉系统，使一千七百顷土地受益[6]。

“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这两句话，简洁有力，寓意深远。它们表达了对于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于为官之道的崇高要求。这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文翁为官之道的重要原则。

他深深地理解到，为官者最高的道德就是热爱人民。在他看来，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情怀。他始终把人民的需求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尽全力去满足人民的需要，用实际行动去表达他对人民的热爱。同时，文翁也明白，为官者最卑微的行为就是伤害人民。他深知，为官者的任何行为都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因此他始终保持谨慎和尊重。他始终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尽全力去造福一方人民。

三、东流不尽汉时水，西望常陪太守祠

“东流不尽汉时水，西忘常陪太守祠”这句佳句，源自彭州市丹景山镇湔江河畔的文翁祠。文翁，这位名士，跨越千山万水，从庐江来到蜀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不仅面对着地理和文化的差异，更承担着治理蜀地的重任。在赴任之前，文翁必定对蜀地的民风习俗有所了解，深知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他可能已经规划好了治理蜀地的蓝图，也可能在思考着如何顺应民意、因地制宜。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带着一颗“仁爱”之心，去关注民生、推动当地的发展。文翁在蜀地奉献了毕生精力和才华，他始终把教育放在首位，重视对当地人的教化。他倡导学习，开启民智，为蜀地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当地的军事和科技发展，为蜀地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文翁深知水患对蜀地经济民生的危害。他致力于水利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湔江的治理和对都江堰的管护和维修。这些行动体现了他的农本意识和民本思想，为蜀地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决定了华夏民族的繁衍发展。从大禹治水到李冰修筑都江堰，再到文翁治理湔江水患，直至东汉时期诸葛亮派重兵、征丁役护管都江堰，这些都证明了水利是农业之本，农业是立国之本，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总的来说，文翁在蜀地的治理和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奉献和才华不仅赢得了后世的尊重和纪念，更为蜀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7]文翁终于府南河畔，葬于杭埠河之滨。文翁曾在蜀郡担任太守三十余年，他是西汉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水利专家，被誉为“公学鼻祖”。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基础上，文翁继续修建水利工程，扩大了都江堰灌区的面积，进一步推动了蜀地的农田水利发展。他一生为官清廉，举教兴贤，励精图治，深受蜀地民众的拥戴。文翁与大禹、李冰一起，共同促进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形成。

四、蜀水文化——巴蜀文明里的灿烂明珠

蜀文化，乃是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历经悠久岁月沉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区域文化。这一文化，凝聚了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是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绽放的宝贵民族财富。蜀水文化正是这文化传统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汇聚百川、兼容并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蜀水文化，是蜀地管理者在治理水患、兴建水利工程过程中，历经岁月积累而形成的。它代表了蜀人坚强不息、乐观豁达的精神，是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精神，正是蜀人在应对自然环境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勇气。蜀水文化至有记录以来始终见证着蜀地的发展和水利的兴盛，它是巴蜀文明延续至今并始终繁荣的有力足迹，正如何开四先生所云：“李冰治水，泽润百代。都江孕育天府；文化化蜀，礼仪兴焉，蜀学比与齐鲁，凿火井于坚崖，开盐泉以斥卤；五尺道上篝火长明，蜀锦铺就丝绸之路，凤求凰兮，有几许浪漫情怀；说古唱今，市井多诙谐之风。锦里风华，百代流韵；三都载赋，五都齐名”[8]。

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这一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有人类进行的生产和生活活动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它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有时甚至出现了过度干预自然的现象，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使人们重新审视何为“人水和谐”。从开明治水到李冰治水再到文翁治水几千年的实践证明，人与水的和谐相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蜀水文化的不断完善在巴蜀文化历史的演进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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