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衍变探析

报刊作为传统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信息化媒介，不仅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还为群众视野的开拓提供新途径，是反映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近代中国报刊内容中的文化传播嬗变带有鲜明的现代化特征，国人也逐渐意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国家决策与社会发展过程中［1］。

一、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之变 

1．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新闻专业思想的交融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清议”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言论源自儒家传统文化，其本质是积极入世、报国的价值观。在近代社会中，列强入侵与封建禁锢导致中国社会态势恶化，在“君子之道，在于推己及人”的儒家观念推动下，出于“救亡”与“兴国”的目的，大量文人学者积极立言身行，以抒发与呼吁社会发展，掀起了文人办报的热潮。1874年王韬开办《循环日报》，1902年梁启超开办《新民丛报》，1915年陈独秀开办《新青年》杂志等，都反映了传统儒家思想观念中“文人论政”的近代报刊出版传播之盛况。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时局不稳，在帝国列强的入侵下呈现特有的文化特征。在报刊出版传播活动中，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崇高目标促使近代报刊极大程度地贴近社会实情、反映民意，这对唤醒民智、促进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如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1872年创办的《申报》《中西闻见录》、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等，都以西方文化输入为前提在华传播出版。

2．官民分流：政府办报与群众办报之博弈

为了稳定民心与维护封建统治，晚清统治者企图利用报刊抵制改革派的舆论宣传。1896年，清王朝创刊了《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在经历短暂的停刊后出于抵制革命宣传，又创办了一大批新型官报，如《政治官报》《学务官报》等。由于栏目缺失与受众信赖度低，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法令，其主要目的是限制民办报纸的发展。据相关资料， 1898年至1911年是官报盛行时期，大量民办报纸由于触及清王朝利益而遭受毁灭性打击，超过报刊总数三分之一的民办报纸被勒令停刊、传讯、罚款，这是近代报刊发展史上的惨重损失［2］。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为了促进社会进步而大量投身报刊事业，其主要目的是改变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推翻封建统治与对抗列强文化侵蚀，以报刊出版传播先进思想激发民智。1854年创办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其主要目的是抨击时政、表达民意。此后，《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循环日报》等大批文人办的报纸兴起，形成了鲜明的民办报纸属性：对抗与批评封建统治与西方列强文化侵蚀，倡导自由平等的社会发展观。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成立，《中外纪闻》《强学报》等一批救亡报刊出现，在变法失败后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办热潮，如《隆记报》《湖北学生界》《苏报》《国民日报》等。

清政府报刊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报刊之间的博弈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形势。在封建统治末期，报刊的内容编排与出版传播目的围绕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阶层利益的不断博弈，既说明了近代中国报刊出版传播环境之复杂，也说明近代中国反抗压迫与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歇。

二、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办报环境之变

1．文化教育环境的转变

由于传播环境的嬗变，列强的文化传播与中国本土的先进思想融合导致近代中国报刊史料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理念兼收并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中国早期报刊的发展源自帝国列强的文化侵蚀，从1815年米伶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宗教文化的输入成为列强在华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形式。但随着传播内容的丰富，西方民主理念及多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中以《万国公报》的发展演变最为引人注目。早期《万国公报》创办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文化，企图利用宗教传播禁锢国人思想，但随着西方文化输入比例的提升，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了《万国公报》（又名《中外纪闻》），以抨击时政、启发民智为主要目的。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在报刊中灌输教育之理念，如《申报》《上海新报》《时务报》《大公报》等当时发行量较大的报纸都开辟了教育专栏，为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环境的改变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报刊史料的文化传播嬗变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启蒙意识的增强，让闭关锁国的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领略到当时西方文化的先进，因此在当时的大众传播活动中，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都大量转载或汉译当时的西方文化思想内容，其本质是促进社会进步，达到“救亡”的目的。

2．时政环境的革新

晚清时期，社会矛盾被大量激化，列强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之间的斗争频繁，大量针砭时弊、抨击时政的报刊层出不穷，以时政环境的革新促使近代社会加速转型。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来看，康有为的《万国公报》、梁启超的《时务报》、王韬的《循环日报》都开辟了时政专栏，其中，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议》《知耻学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系列文章公开抨击晚清封建统治与列强。以报刊为武器进行声讨的方式，是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主要形式，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时政局势的复杂性与尖锐性。有学者认为，1902年《新民丛报》的创刊标志着国家思想的深度传播，与其他报刊不同的是，《新民丛报》除了建议革新时政环境，还在字里行间流露国家主题，即利用报刊传播与出版优势不断为国人灌输国家思想，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起到特殊的作用［3］。从封建统治阶级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办报，近代中国报刊的文化传播内容以及阶级利益的嬗变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革新时政环境既表明了近代报刊文化传播的尖锐矛盾，也证明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活动对社会发展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

三、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办报思想之变

1．呼吁男女平等

近代中国报刊作为社会启蒙的代表，以大量史料批判封建糟粕，以传播“新观念”为主要内容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呼吁男女平等与女性解放是最为突出的变化。《时务报》曾多次刊登呼吁男女平等的文章，通过思想宣传与舆论造势服务于女性解放斗争，主要表现在“戒缠足”与“兴女学”两个方面。从女性身体的解放到女性思想、社会地位的解放入手，强调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在当时掀起了社会热潮。据《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记载，“兴女学”的内容包含繁多，得到了大量杂志的青睐，因此近代中国产生了较多女性杂志，如《女学生杂志》《女报》等［4］。此外，《月月小说》《醒狮》等杂志也刊登了大量女性学堂歌的内容，如1905年、1908年《月月小说》分别刊登倪觉民《女学唱歌集》与许则华《女学生唱歌集》等［5］。近代中国报刊提倡的女性解放，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女性解放到国民思想解放，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先进思想观念的启蒙。

2．主张人才强国

作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武器，近代中国报刊大多致力于人才培养，以先进文化与新理念不断为社会打开新视野，是当时报刊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正值“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因此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不变法之害》一文，就国家封闭、群众思想禁锢的现实困境进行尖锐指责，并呼吁采取办学堂、废科举、广开学会等措施，以达到解放国人思想与提升文化素质的根本目的。这种“兴人才”的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王韬与张季鸾也分别在《循环日报》与《大公报》上以激烈的言论痛斥封建统治的诟病，以求实现人才强国的愿景。此外，当时大量报刊还不断刊登各类先进内容以丰富近代中国社会人才结构，如陈去病、汪笑侬于1904年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以先进革命思想为宗旨的传播机制为近代中国人才培养计划提供了蓝本，其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先进文艺内容，如音乐歌曲、小说散文等不断打开国人视野，在当时获得了较好的销量纪录［6］。人才强国是近代中国报刊“救亡”愿景下的代表主张，具有先进思想的有志之士期望通过文化传播唤醒民智，以达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

四、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办报实践之变

1．“新闻救国”

受到近代社会时局的影响，报刊传播与出版活动蕴含了先进志士的“新闻救国”愿景，这是近代中国报刊文化传播嬗变的重要内涵。鸦片战争后，复杂的社会结构与动荡不安的时局让社会传播活动呈现“碎化”特征，不同利益团体控制的报刊由于传播目的不同而呈现尖锐的社会矛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本着推动社会进步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报刊活动，无论是抨击时政还是“师夷长技”，其本质都是达到“新闻救国”的目的。如当时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时务报》、陈独秀的《新青年》、王韬的《循环日报》、张季鸾的《大公报》等，都不断通过通俗易懂的文章向社会宣传先进思想，以“救人”达“救国”。其中，《新民丛报》大量刊发“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专栏报道，以德育和智育入手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先进思想予以广泛传播。这种办刊宗旨以国家思想建设为根本，直观反映了近代报刊“新闻救国”的美好愿景，尽管失败，但是推动了近代思想革命的进程［7］。

2．“文人论政”

与传统儒士思想 “清议”不同的是，近代报刊文人论政言辞激烈，且具有西学东渐的民主色彩，这是文化传播嬗变的表现之一。有学者认为，近代报刊中的“文人论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入世与报国从政、致君泽民与上说下教、修身正己与西学东渐［1］。首先，积极入世与报国从政改变了以往“清议”从政的方式，以文人办报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无论是《循环日报》的激烈言辞、《申报》的婉转曲折，还是《月月小说》《醒狮》的另辟蹊径，都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立言身行的政治主张。其次，致君泽民与上说下教表明近代报刊中的“文人论政”并非泛泛而言，而是通过对国事的分析与人民群众的培养教育达到“救亡”的根本目的——办报不仅要有益于国事，还要开启民智，这样才能实现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目的。时势造就英雄，近代中国报刊中的“文人论政”嬗变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反抗尝试，尽管结局惨淡，但在中国近代史中竖起了一面独特的文化旗帜。

近代中国报刊事业受到西学东渐与官民分流的影响，呈现与众不同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报刊的传播呈现 “承前启后”的衍变之象，环境、思想与实践行动层面的传播变化证明了近代中国报刊的进步与成长，更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从政的坚毅决心。作为开启民智与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报刊传播嬗变反映的不仅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艰辛的发展过程，还彰显了近代中国多元化、复杂性社会文化结构与前进方向的变化规律，因此具有浓厚的历史研究价值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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