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班固、王逸评屈原的异同-人物评论审美

一、对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学史的地位的评价

班固在《离骚序》称“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①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亦称“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②这里二者都肯定了屈原的天才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同声赞叹，互相一致，都承认屈原所开创的新的诗体。

二、对屈原人生态度的评价

班固与王逸对屈原的评价最大的差异就表现在对其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方面。班固在《离骚序》中写道“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③班固认为，遇与不遇命也，而且即使君主不对，臣下也不能抗言直谏，更不应该以死抗议。这里，班固是以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来批判屈原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另外，还以儒家 “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为标准，批判屈原与楚国“危国群小”之间的斗争为“露才扬己”。还把屈原的这种爱国斗争看成是个人的意气用事。把《离骚》的正义呐喊视为个人的牢骚。至于在作品中抒发怨愤之情,指责子椒、子兰等奸佞党人,责怨怀王,就是更不应该的了。

相反，王逸则非常不满意班固对屈原的职责，他高度评价了屈原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在《楚辞章句序》中他写道“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耉，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④这显然是针对班固“明哲保身”的观点而生发的。这里，王逸对屈原的人格重新给予高度的赞赏,说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赞赏其“杀身成仁”^⑤的人生态度，这就否定了班固对屈原人格的歪曲。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不管是班固坚持的“明哲保身”，还是王逸所高举的“杀身成仁”他们无不都是从儒家的经典中援引话语。他们的论点虽然争锋相对，却都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

三、对其行文方式的评价

班固在《离骚序》说“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⑥他对《离骚》中运用神话传说、大胆想象表示不满，还认为所写的那些内容多是虚无之语，不合乎儒家经典。而王逸同样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论说屈原作品是如何合乎经义的。“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原”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⑦其实在这里王逸仍然是以一种实证的眼光开看待屈原的作品所涉及的人情风物的，他认为只是那些浅识者不知道罢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对屈原的曲解。

不过即使这样，王逸在对屈原的艺术特色认识方面还是有所创新的，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审美的认识。他在《离骚经序》中写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⑧这里，王逸认为屈骚的艺术手法来源于《诗经》，但更有其独创之处，即其用以起兴的物象已经被赋予了某种固定不变的象征意义，成为一种特定的诗歌意象。而这样的诗歌意象，已经初具了将物的某些特征与人的情感相结合的意蕴。这就更加的肯定了屈原作品的感情寄托于深刻寓意。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班固和王逸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地位是一致的给予肯定性的评价的，但是在对其的人生态度和文辞表达方面则颇有分歧。不过，表面显示的巨大区别却掩盖不住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思想根源的一致性。无论是班固的“明哲保身”的论调还是王逸的“杀身成仁”的呼声；也不管是班固的“非法度之政”还是王逸的“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他们无不本着同样的儒家思想来生发自己的议论。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因为汉代自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学就已经成为唯一合法的学术形态。就连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将为《离骚》做的注称为《离骚经章句》，这就不难想象经学在当时文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而即便是像王逸这样优秀的文学家，也不能摆脱经学对其思想所造成的束缚。因此，虽然他意识到班固对屈原评价的偏颇之处，但是他对屈原的评价却也没能有幸逃脱当时“依经正义”的学术氛围。所以，就造成了对屈原评价上表面的巨大差异，但是探究根源却发现基本是如出一辙。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王逸比他的前人在评价屈原方面所作出的创新。那就是他已在有意或无意的从审美的角度对屈原的艺术表现手法给予了肯定。在《楚辞章句序》中他就说屈原创作动机出自“忧悲愁思”、“不胜愤懑”。在《离骚序》中又说“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在《楚辞章句》的其他各篇章中也流露出他对屈原个人感情抒发的肯定，即突显了诗人个性化情感抒发的重要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逸的评价可以说已经为他之后的文人对屈原的评价开启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①③⑥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班固的《离骚序》，第89页。

【2】②④⑤⑦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王逸的《楚辞章句序》， 第149—150页。

【3】⑧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王逸的《离骚经序》，第154页

【4】王运熙 顾一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