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奉献给为国捐躯者的颂歌

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一生为振兴楚国而奋斗不息。在内政上，他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在外交上，他主张联齐抗秦，统一六国。如果屈原的这一理想能够实现，楚国是很有希望走上富强的道路而统一天下的。可是，由于屈原革新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触犯了楚国腐朽顽固、贪婪好利的贵族保守派的利益，他们包围楚王，反对屈原在内政外交上的一切进步措施，屈原终因他们的挑拨、谗毁，被怀王疏远，始而去职，继而被流放离开楚都郢城，流浪于汉水之北和湖南的湘水、沅水一带。而楚怀王昏庸懦怯，听信谗言，任用佞臣，加上外部秦国的破坏、诱惑，贪利忘义，改变了屈原一贯坚持的策略，听信秦国而和齐国绝交，失去外援。最后，怀王被骗，想贪得商于之地六百里竟成画饼。一忿之下，又与秦绝和，第二年，既楚怀王十七年，又贸然发兵攻秦。从此以后，楚国陷入战争深渊，屡遭秦国的攻击，丧师失地，牺牲惨重，国势日趋不振。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自此以后，自楚怀王十八年到顷襄王元年，十四年之中，秦国进攻楚国的战争有四次，其中，二十九年，“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顷襄王元年，“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楚之间的几次大战，楚国牺牲的将士，有记载的就达十五万多人，没有记载的还不知有多少。惨败之后，怀王又被骗入秦，死于秦国。这些都是怀王自己造成的恶果，不能不引起屈原深沉的悲痛。这就是屈原写《国殇》的历史背景。从这一背景考虑，《国殇》应该是屈原被放逐之后的作品。
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十句记叙将士们英勇作战和壮烈牺牲的经过；后八句写诗人对以身殉国的的楚军将士的热烈颂扬和深切悼念。
《国殇》首先从描写战争开始，“操吴戈兮被犀甲”一句，写楚军将士们手持大的盾牌。身披坚韧的犀皮铠甲，勾勒出将士们威武的外貌。接着，“车错毅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三旬，写战阵情况和将士们的英勇。在战斗激烈，敌我双方兵车的车轮交错接触的时候，因为敌人逼近，长射程的弓箭不能发挥作用，就用戈矛刀剑之类的短武器进行肉搏的白刃战。战场上，旌旗遮天蔽日，敌人如云一样，汹涌而来，飞箭从空中交加而下。在这敌众我寡，形势危机万分的时刻，将士们不但没有退缩，而是争先上前，奋起迎敌，这是多么的勇敢!但是，终因力量悬殊，楚军战败，敌军冲进楚军阵地，践踏着楚军的行列。驾车的左边的战马，倒地阵亡，右边的战马，又为刃所伤。可是，楚军将帅，仍然坚持战斗，而且“霾两轮兮絷四马”，把战车的车轮埋在土中，用绳索系住战马，不用驾车退走，于是“援玉袍兮击鸣鼓”，将帅在战车上亲自拿起玉饰的鼓槌，敲打着大声远闻的战鼓，击鼓进兵。将士们就是以如此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坚守阵地，拼一死战。以致“天时怼兮威灵怒”，杀得天昏地暗，鬼神震怒。“严杀尽兮弃原野”，麈战的结果，尸横遍野，将士们为保卫国土，勇敢地献出了生命。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屈原对阵亡将士的回忆、怀念和热烈的赞颂。“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既是屈原对将士一去不返的怀念，又表现出将士们出征时就抱着一去不归的必死决心，在平原上迅速前进，远离家乡而不顾。“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这四句，是屈原对阵亡将士的回忆和赞颂，同时，又表现将士们带剑挟弓出征时，坚定的以死报国的决心。以上六句，实际上又是从思想品质上，对阵亡将士英雄形象的进一步表现。正因为他们具有一去不返，虽死不悔的报国之心，所以才能在战阵之中，表现得那样的英勇刚强，威武不屈。最后两句，是在以上的基础上，对牺牲将士进一步的热烈歌颂，希望他们精神不灭，身虽死，成为神而显赫，魂变为鬼，仍将是鬼中雄杰。
屈原以深厚的感情，崇高的敬意来悼念、歌颂阵亡的将士，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屈原对自己祖国诚挚的爱国思想感情。因为，只有对自己的祖国爱得深切，才能对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的将士表现出如此的热爱、崇敬的思想感情。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范增往说项梁起兵反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至今怜之。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楚怀王被骗入秦，即遭扣留而死于秦国，楚国人民怜惜怀王，尚能激发起对秦国如此强烈的复仇情绪，那么，可以想象，屈原在《国殇》中描写的为抗秦而牺牲的将士的英雄形象，他们爱国主义的崇高品质，以及屈原在作品中流露的爱国感情，势必更加激励楚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秦的决心。
《国殇》共十八句，一百二十六个字。在这样短小的篇幅里，能刻画出如此突出的英雄形象，表现出如此多的内容，与它的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
诗歌从战争写起，通过战争描写将士的英雄形象，通过悼念哀思，对将士进行歌颂。可是，战争的题材，从历史背景来看，值得写的是很多很多的：将士们在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是难以尽书的。怎样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最富于特征性而又最足以表现将士们勇武精神的题材，就成为首要的问题。题材选得好，剪裁得当，写得精炼、突出、形象，为什么要悼念颂扬，也才有落笔之处。作者在这方面的手法是很高明的。写楚军将士，不写他们的人数多少，不写他们的武器优劣，也不写将帅如何指挥布阵、士卒如何进退有素。因为这些，对于描写将士的形象还不是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开头只用“操吴戈兮被犀甲”一句，写出他们的外形，马上接着就写战争的场面。写战争又不一般的写将士厮杀，如何冲锋，，而是选择了最能表现将士的场面来写。“车错毂兮短兵接”，敌军逼近，双方混战，战斗的激烈可想而知。“敌若云”、“矢交坠”，敌众我寡，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士怎样呢?仅用“士争先”三个字，就把他们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英勇战斗的英雄形象表现出来了。写主帅也是这样，作者选择了战斗失败、牺牲严重的两个场面来表现。“疆两轮”、“絷四马”，是坚守死战；“援玉袍”、“击鸣鼓”，是指挥进军，身先士卒。这样，主帅的形象也就表现出来了。因为这是诗，只能这样精炼概括，不能象散文可以细致地刻画描写。这样写，事实上不仅是善于选材剪裁的问题，还是如何烘托环境，如何描写人物的问题。把人物安排在特定的环境之中，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进行活动，最足以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这首诗正是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手法。
如此精心地描写将士的形象，本身就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表现崇敬赞颂的感情。但作者认为还不够，在第二部分又集中表现这一点，而且在悼念之中，又以“出不入”四句，把将士内在的技精神世界与前面的勇武精神联系起来，使将士的形象因之而更加高大突出；又从“神以灵”、“为鬼雄”的祈祷歌颂中，抒发出对将士崇敬，对敌人愤恨的感情。这样，就把抒情和叙事结合起来了。屈原正是借助这些艺术手法，成就了一曲奉献给为国捐躯的将士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