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玛拉沁夫-文学论文

60年前,玛拉沁夫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标志着玛拉沁夫正式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坛。与此同时,老舍、李乔、陆地、郭风、端木蕻良、祖农‘哈迪尔、纳‘赛音朝克图、阿‘吾铁库尔、韦其麟、晓雪、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胡昭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中坚。汉族以外的各民族作家的崛起,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现象和成就。然而，60年后的今天，在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呼声背后，却无法回避少数民族文学愈加边缘化的现实。这种边缘化既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弱化,也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滞后以及越来越严重的边缘与主流的分野等诸多方面。以玛拉沁夫为例60多年间玛拉沁夫创作了40多篇中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五部电影和百余篇散文。但是六十年来,关于玛拉沁夫的研究仅有220余篇论文和三部专著①。显然,这与“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具有“多重意义的文学贡献”@的玛拉沁夫的创作实绩和文学贡献极不相符。而且,即便是现有成果,也存在着诸多误读和盲区。玛拉沁夫的遭遇,折射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性境遇。因此,重读玛拉沁夫，也是对6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反思和回望,其意义不言而喻。
1952年第1期《人民文学》“编后记”用“蒙古民族的新的生活、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来评价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其实，这种“新”正是少数民族文学六十年来一直葆有的特质。纵观玛拉沁夫六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歌颂祖国和民族团结是一以贯之和有意为之的主题。正如玛拉沁夫所言：“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应当多写以歌颂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③但是，这一主题形态在五六十年代是游离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的。即便是在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成为新的时代“共名”的语境中，抑或在“伤痕”、“反思”、“寻根”等不断更迭的主流文学潮流下，这一主题形态也非“主潮”故而被称之为“新”。也正因为这种非主流的“新”,所以很难将玛拉沁夫的主题纳入到六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任何一种主题形态中。或者人们很难用主流文学普适性的标准、潮流、特征和规范对玛拉沁夫沁夫的小说主题进行臧否这
样,他的小说在主流当代文学领域中引不起巨大的反响也尽在意料之中。所以,早在1962年，茅盾在玛拉沁夫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序》中，在肯定玛拉沁夫“从生活出发”、“自在清丽”的总体风格的同时，指出他的小说“不能一篇初出便掀起一个风暴”的缺点。茅盾说〕“有人认为这和他的作品未能同各个时期的举国关心的问题紧密结合,颇有关系；比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比起《路》、《杨芝堂》等篇来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能说高多少,然而《不能走那条路》却轰动一时，岂不是因为它正当其时反映了举国关心的一个问题么？”茅盾的批评,一方面肯定了玛拉沁夫的小说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一方面也出示了那个时代重思想轻艺术的批评标准。最重要的是，茅盾在此实际上指出了祖国与民族团结的主题并不是“举国关心”的时代主题。茅盾的批评话语绝非个别的而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原则和标准。但是,玛拉沁夫并没有接受茅盾善意、委婉的批评去反映当时“举国关心”的问题,继续一如既往地去表达他自己“关心”的“祖国”和“民族团结”的“问题”。包括那些表面上描写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展示蒙古族新生活和新精神面貌的作品，最终也都上升到对党和祖国的感激、歌颂和赞美。1977年,玛拉沁夫创作的电影《祖国啊,母亲》,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主题。而当我们翻捡五六十年代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时发现，藏族的饶阶巴桑、白族的晓雪、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哈萨克族的班阿里“乌斯曼、傣族的康朗英、壮族的韦其麟与陆地、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等诗人、小说家也都有着与玛拉沁夫相同的主题取向。这说明,在思想、政治高度一体化的五六十年代,各少数民族文学所关心的“问题”与茅盾所说的“举国关心”的问题并不一致。这绝不是说在民族地区不存在“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而是在各民族作家看来，“祖国”以及“民族团结”是比“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更重要的问题。
那么，“祖国”和“民族团结”,会成为玛拉沁夫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和共同的时代主题吗？这一问题,无疑已经触及中国各少数民族在民族命运重大选择和民族历史走向重大转折期，对祖国认同的发生和成长。今天看来,这一在当年被边缘化的主题，恰恰是伴随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最重大、最有价值的主题。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以启蒙主义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