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与汴京节日文化-古典文学论文发表

摘要：北宋汴京都市文化的繁荣带来了词的繁盛，展现汴京繁华与魅力的词人以柳永为代表。柳永有着十载的汴京生活，他的世俗审美为传统词的创作增添了新的元素，创作大量描写时令节序，展现风俗民情的词作。元宵节，上巳节，清明节，“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柳词记录了北宋都城的节令风俗，展现真实的都市风情，获得了民俗画卷的永恒意义。

关键词：汴京文化繁荣，柳永，节令风俗词，民俗画卷

陈寅格先生指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P245）北宋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以汴京为中心的都市文化，代表着北宋社会文化的主流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力。京都文化的繁荣及市井阶层的壮大，平民意识、大众文化消费的出现为宋词的传唱与接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带来了词的繁盛，而宋词也再现了宋都的繁华，展现汴京繁华与魅力的词人以柳永为代表。

一、柳永与京都文化的不解之缘

像众多文人一样，柳永与汴京有着不解的情缘，汴京文化吸引着他，成就了他，又让他困惑，断送着他的仕途人生，柳永人生道路的选择出现了自觉与无奈的两难困境。

（一）对汴京生活的迷恋

柳永由于《宋史》无传，因而其生年与及第时间，历来众说不一。据考证，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其主要生活年代在北宋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2]（P1）

柳永有着十载快意风流与无奈悲凉的汴京生活体验。深受儒家圣人“学而优则仕”及其家庭环境的影响，柳永努力走上了科举入仕的进取之路，大约于北宋天禧元年(1017)来到京城汴京应试，应试不中，却被眼前繁华的都市市井文化深深地吸引，他留恋秦楼楚馆，整日里“依红偎翠”，尝遍了繁华富庶都市生活的享乐滋味；同时又谙尽了遭受上层社会排挤的失意文人的悲凉滋味，词人戏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浪迹市井，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仁宗因其“薄于操行”，“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而不准其登进士第，“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鹤冲天》（黄金榜上）以“白衣卿相”自称，并喊出“忍把浮名，换了钱斟低唱”的狂言，自此词人开始了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大约在仁宗天圣五年，为了顺利科举入仕，柳永离开京都漫游江南。汴京生活的经历及其浪子词人角色的自我表现，一旦离开汴京，柳永便会极目“杳杳神京，盈盈仙子”，抒发恋京思归的愁思，表现出浓重的恋京情结。“想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别后暗负，光阴多少。”(《古倾杯》)“暗寻思、旧追游，神京风物如锦。”(《宣清》)汴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是柳永理想的人生乐园。

（二）市井平民的审美趣味

词，本是起源于民间的一种通俗的音乐文学样式，自从文人染指之后，便走上雅化、诗化的道路。柳永因长期混迹市井，对市井新声耳濡目染，并力求符合歌妓声口，唱给下层市民欣赏，所以柳词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词恢复并加强了它的平民色彩。他的词作真率、朴素、情感真挚，对普通市民的生活、情感与命运给予了深切关注，闪现着平民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光芒。《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然而与唐代诗人白居易用通俗的语言以求达到教化的目的不同，柳词之“俗”主要还是为了取悦受众，即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称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身处在北宋商品经济繁荣的大时代中，柳永的词作表现出了强烈的世俗化色彩，他关注市民生活、市民文化，他的创作思想以市民价值为取向，写出了大量展现平民生活的都市风情词。

二、柳词节日习俗的描绘

（一）元宵之夜，君民同乐

元宵，又称元夕，上元节，又称元宵节。《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记载:“诸多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切切，乐声嘈杂十余里。”[3]（P34）观灯是最重要内容，元宵之夜，正是少年游乐之佳辰，阅不尽的梁园歌舞，走不完的柳陌花衢，“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五陵年少，以纱笼喝道，带将歌儿美女，遍地游赏。”再有柳永的《倾杯乐》：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佳色瑞烟葱蒨。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雉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这首词用浓墨重彩描绘了汴京元宵之夜的繁华和“君民同乐“的享乐情景。那十二城门所围之处，尽是由月光和灯影交辉而成的“佳色瑞烟”。稠密的街道间，挤满了人群，他们正争着瞻仰皇帝的御容。而此刻的皇帝“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仁宗皇帝尤其欣赏这两句），他正津津有味的观赏着梨园子弟像神仙一样的美妙歌舞呢。

还有描写元宵节繁华景象的《迎新春》将国家富足与节日盛况很好的结合起来:“庆佳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元宵之夜，家家户户忙着在门前挂上花灯，十里长街的树上也挂满了大红灯笼，树木像燃烧似的红彤彤的。这是一个如梦境般美妙的夜晚，人人都沉醉其中，不愿醒来。读着这首词，使人仿佛置身于欢乐的海洋。

（二）上巳宴赏，春游欢饮

古时以夏历三月上旬为巳日。范哗《后汉书·札仪志》记载:“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灌拔除，去宿垢病，为大洁。”上已节最初的含义是在大地回春的时候，人们在水中沐浴，祈求消灾去病。魏晋以后，将上巳节改在三月三日。到宋代，上巳节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柳永写上已节的热闹场景，如《破阵乐》:霉花倒影，烟芜蔽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段。烧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雾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时见。风攀哀游，宾筋换饮，临早水，开偏宾。两两轻却飞画样，竞夺佛标霞烂。餐欢娱，歌《鱼藻》，排相完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琴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沈沈，洞天日晚。

词中写了上巳节时，宋仁宗在金明池赐宴群臣，君臣共同欣赏乐部歌舞伎人的精彩演出，并观看龙舟竞渡夺标。在此游赏的不仅是君臣，还有市民百姓。年轻人更是把这个春游活动作为表白爱情的好时机，恋人们携手游玩，尽兴而归。欢乐的活动从“礴花倒影”的早晨持续到“洞天日晚”的黄昏。春景明媚、鼓乐喧天、龙舟竟渡、君臣宴饮、士女同游，这首词形象地反映出仁宗时昌盛兴旺的景象，宋代的上巳节完全演变为整个社会的岁时宴赏节日。

（三） 清明踏春，游赏享乐

清明时节，风和日暖，百花盛开，人们习惯到郊外去扫墓、踏青，作一次愉快的春游。柳永写清明踏春游赏的《玉蝴蝶》(春游)、《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等，反映宋人寻芳赏胜情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抛球乐》，词中不仅描绘出承平时代都人游春活动，还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心态，或“巧笑泊始，手簇秋千架”；或“戏彩球罗经，金鸡芥羽”，玩累了就“取次罗列杯盘，就芳树、绿阴红影下。”这些欢乐不再专属于某个人，它们属于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再如《木兰花慢》：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坠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拼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

紫桐花开，清明到来，有艳杏和缃桃点缀的野外美如画屏。人们倾城而出，或骑马、或坐车到郊外享受大自然的景色。那些艳冶妖娆、珠翠满头的妇女和歌妓们也来踏青了，她们频频与人招呼交往，欢乐的人们不醉不休。清明节本是上坟祭亡的“鬼日”，而宋人的清明词不仅不写“祭扫”，并且热情讴歌人们在春天里的游赏活动。

（四）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柳词记录了北宋城市的节令风。节日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都市繁华的氛围中，呈现出斑润鲜活的色彩。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记载，较更为生动详细地描绘汴京都市的大繁荣:“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4]（序P3）再如清明节前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衰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 [5]（P39）。端午节前开的鼓扇白索市，“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 [6]（P47）。民俗节日也刺激了汴京都市消费文化的高涨，促使市场更加繁荣，也为词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在柳永词中，对北宋都市元宵、清明、七夕等岁时民俗活动做了生动的记载。正如黄裳在《书乐章集后》称:“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化，无所不有。”[7]（ P239）北宋社会繁荣富庶，节日文化中也有鲜明特色。宋代城市的繁华生活，不仅使得柳永创作了众多描摹都市风情的词作，而且在他离开城市，尤其是汴京后，也难以忘怀。于是在他后期的词作中，常常出现对于帝都的追忆。如:“想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古倾杯》)“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戚氏》)可见都市生动的时节习俗生活对柳永深刻影响。

三、节日习俗词的民俗画卷意义

柳词的都市民众视角给我们描绘出时代的民俗画卷，有着永恒的价值。

独特的中下层世俗文化价值取向。在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影响下，不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阶层，他们的社会价值观都在发生着重要变化。重商意识的加强，享乐之风的滋生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趣味，表现为口腹声色的世俗享乐。宋词作为社会风气、时代精神印迹的产物，也体现出文人价值观念的偏移，以及在偏移过程中折射出的不同价值取向。柳永与同时代其他词人相比，在远离士大夫主流文化后，他的词更多带有商业经济的气息，经过传播后，他的个体情感、文人情怀更多被商业化气氛所过滤，从而也使他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词人，体现出北宋商品经济背景下的独特的中下层世俗文化的价值取向。

北宋社会气象和风俗民情的风俗画卷。作为“太平盛世”的独特载体，柳永词如一幅幅多姿多彩的风俗画。除表现城市自然风光以外，柳永都市词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王公贵族，市井俗民，节令时序，人情风俗，村景渔人，歌台楼榭，秦楼楚馆等，这些深广的都市生活内容在柳永的笔下呈现出缤纷的色彩，故而黄裳曰“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柳永之前，还没有谁能如此淋漓尽致地将都市风貌尽显于词中，而柳永写出词中“清明上河图”之境界，出色地绘制了“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的城市民俗图卷，多方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城市风貌，那个时代的市民生活，特别是对都市民俗活动的记载。身为史官的范镇更是由衷的感叹:“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8](P896)他的词是北宋盛平时代的艺术实录，已经与宋初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融为一体，具有无可替代的民俗价值和史料价值。

柳词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柳词自身已成为宋代新的城市文化的一个象征，因为柳词的“俗”，才使得词这一文学形式从士大夫的歌筵舞席普及到普通市民的生活中，与宋代新兴的市民文化相得益彰。柳永的词在当时的城市中传唱之广是不争的事实，柳词丰富着都市人的文化娱乐生活。柳词的普及不仅丰富着宋代的城市生活，也必然使其成为一种媒介，影响着大众对于城市及城市生活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2] 薛瑞生.乐章集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年，第1页。

[3]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6元宵[M].古典文学书版社，1957年，第34页。

[4]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M].古典文学书版社，1957年，第3页。

[5]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节[M].古典文学书版社，1957年，第39页。

[6]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8端午 [M].古典文学书版社，1957年，第47页。

[7]黄裳.演山集(卷三五，四库全书，第1120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39页。

[8]祝穆.方舆胜览[M].中华书局, 2003年，8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