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打工文学、儒商文学-文学论文

知青文学、打工文学、儒商文学，虽然其艺术内容各异，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内在的联系。作为文学新品种，它们在当代文学中的出现，含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探讨。
1968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初高中毕业生)到了农村、农场和边疆。几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农场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建设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I过了十年，新时期到来，党中央纠正了这一做法，1600多万知识青年除极少数由于某些原因仍留在农村外，绝大多数都已返回城市，安排了各种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将他们在农村生活期间的体验、感受以及他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反思，艺术地予以概括、集中、典型化和再创造，创作出了一批人们称之为“知青文学”的作品。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的《黑骏马》、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锐的《厚土》等等,都是“知青文学”中的名篇。对“知青文学”人们已经熟悉，无须赘述。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打工文学”，这是文学领域内的新景观。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建立特区、开发区以后，起初是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农民（其中多数是初中毕业以上的农民，年龄上比老知青小了十几岁〗像潮水一样进入特区、开发区。而后是2000万以上的青年农民涌进各大中城市；数以十万计的大学毕业以上的知识分子也进人特区、开发区工作。人们把这一大批自谋工作、受雇于人的人群称为“打工仔”（按：这一称呼带有贬意，应正名为“打工者”〗。凡有大批中国人集群的地方，就一定会一反映他们生活和表现他们思想感情的文学。于是，从1984年起，在“打工者”最为集中的深圳特区，“打工文学”即飙然而兴，至今已有16年的历史。从中产生了一批“打工文学”作品，涌现出了张伟明、林坚、安子、黄秀萍、陈秉安、陈荣光、周崇贤、黎志扬、罗建林、罗文光、海珠、冰野、谭伟文、薛广明、黄海、松軒等一大批作家。他们或者原来就是“打工者”，或者特别关注“打工者”，专写“打工者”生活的作品。经文学评论家们的提议，这些作品被定名为“打工文学”引起中国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得到“约定俗成”的认可’“打工文学"由是在中国的文学“象限”内定位！
但是’由于对“打工文学”深入研究者不多’因此对它仍然存在着一些误解’以致客观上降低了“打工文
学”的意义和价值。
一种误解是，把“打工文学"与《包身工》等旧时代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等同，似乎“打工文学”早已有之。不对。在旧社会里，农村凋敝，农民生活无着，被迫出外到城市里谋生，受雇于中外资本家，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包身工”。而今天的“打工者”他们在农村里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但他们不满足于目前的仅仅足够温饱的生活’企图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不仅如此，他们还想目睹耳闻一下外面的精彩世界，因此到特区、开发区和大中城市打工。他们是自愿的，人身是自由的，他们的人权是得到保障的。因此,反映他们生活、表现他们思想感情的“打工文学”绝不能和旧时代写工人的作品等同。
另一种误解是，把中国的“打工文学”与美国当年的“西部文学”等同，似乎“打工文学”在外国早巳有之。不对。美国加里福尼亚发现金矿后，世界各国（主要是欧洲）的一部分民众纷纷到美国西部“淘金”，开发西部。后来，出现了反映西部地区生活和民众思想感情的作品，被称为“西部文学"。然而，在特区、开发区、大中城市打工的，卯.5%都是中国人，并没有多少外国人。深圳特区、珠海特区和各省市的开发区也不像美国西部未被开发前那样原始、荒凉。“打工文学”迥异于“西部文学”。岂能把两者划上等号呢？
又一种误解是，把中国的“打工文学”和海外华人的“移民文学”等同，似乎“打工文学”在海外华人中早已有之。不对。十九世纪后期，“五四”以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先后有数百万华人移居海外。他们后来有的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有的持有“绿卡”长期在国外居留；有的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中国。他们中的一些文学作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其中反映移民生活的作品被称为“移民文学”。但“移民文学"中只有少部分作品写移民在外国人开设的企业和店铺里打工。他们受外国法律的辖治，被外国资本家雇佣，受到相当多的外国人歧视。移民的处境与“打工者"完全不一样。“移民文学”与“打工文学”也迥异其趣。所以，“打工文学"与“移民文学"也不能混为一谈。
在澄清了对“打工文学”的上述三种误解后，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打工文学”是中国文学百花园里的一簇新花,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枝异卉。即无论是在中国文学中还是在世界文学中，它都是前所未有的文学新品种。仅就思想特点而言，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新品格。
首先是风险意识。这些打工者来到特区、开发区、大中城市打工时，身边往往只剩下几天的生活费。但是他们却不顾生活道路上将会出现怎样的风险，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打工者的行列，开辟自己的新前途。《别人的城市》中的齐乐就是这样，她初到南山工业区三星电子公司打工，“她连电话都不会接”。
其次是竞争意识。打工者进入特区、开发区、大中城市后，打工者之间就开始进行竞争；接着他们亲身体会到如今是个竞争的世界,企业与企业之间，中外企业之间，外国人之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无时无刻，无处无地，不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于是,竞争意识在打工者的头脑里很快形成并转化为行动。正如《这里没有港湾》所说的，“这里没有港湾”，可以平静地停泊；只有竞争，“我怕你今天的结局就是我明天的结局"。
再就是民主意识。如果说，打工者在农村里，在原单位’比较习惯于“家长制”和“长官意志”，但到了特区、开发区和大中城市后，民主意识苏醒了，张扬了。《我们顶7》中的“我”二口气说了几百字，表达了打工者对香港总管的抗议：“……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是机器也要修理加油所以我们要集体休假所以我们决定不干了！”所谓“集体休假”就是“罢工”，“我”表达了打工者的集体意愿，体现了打工者的民主意识。在今日中国，民主意识最鲜明最强烈的，不是官员，不是农民，甚至也不是在高等学校工作的知识分子，而是打工者。他们一无所有，也最自由，老板“炒”他们的“鱿鱼”，他们也“炒”老板的“鱿鱼”。
又次是开拓意识。打工者到特区、开发区、大中城市打工，为的就是开拓自己的新生活。从打工者中间造就出了一批名经理、节目主持人、作家、记者、自由撰稿人。《来自女儿国的报告》里的“女儿国‘国王，“赵露珍,便是打工者中间的典型，“从一个农家娃变成了‘女儿国国王’，跻身于企业家的行列”，成了“深圳鼎鼎有名的女厂长”。
再就是拼搏意识。打工者的拼搏精神是罕见的。《打工女郎》中的康珍“深信深圳是一个让你可以拼搏的世界，只要你能把握自己”。不只康珍是这样,绝大多数打工者也是这样。诗歌《深圳语言问题》中有这么几句诗：“到了深圳就讲深圳话吧！7时间就是金钱7效率就是生命7这些最具深圳特色的方言7几百万打工仔们一个个都使得颇标准而流利/”，即是这种拼搏精神的诗的表现。
自然，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他们作为农业文明的体现者，也有很多弱点和“阴暗面"。对农业传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依恋；某些人一旦事业上有所成功即迅速腐败；少数女打工者出卖色情；对外国资本家既“媚”又“拍”；参预黑社会的活动；等等，但这不过是打工者少数的表现，是支流，“打工文学”对此也作了反映和描叙。“打工文学”着重表现的却是打工者的阳刚精神，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国民性，这是最宝贵的！
打工者是为外国的、中国大陆的以及台湾、香港的企业家打工。企业家中间也有文学爱好者。也许是他们目前忙于创业吧，中国大陆暂时还没有儒商写出的“儒商文学”。但是，“儒商文学”在台湾、香港早就有了，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朱秀娟的《女强人》、香港梁凤仪的系列“财经小说"，便是中国“僑商文学”中的代表作。
朱秀娟0936~、江苏盐城人。她以自己在工商界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综合、概括了台湾工商界妇女的奋斗史，写出了《女强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欣华，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但她没有消沉，而是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另一种拼搏。她从一个打字员进人工商界，后来做到了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成为一个著名女强人。她在婚姻问琴上也是独立自主，宁可不要追求她的富裕的具有大男子主义的那几个男人，却接受了理解她与支持她的穷教师叶济荣的爱情。这位女强人确实是位儒商，她非常重视商业道德，取之有道，表现了我国儒商从子贡、范蠡开始的善于经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部小说获台湾中山文艺奖，还被改编为广播连续剧和电视剧播出。梁凤仪原籍广东新会，父母在战乱时期迁居香港。梁凤仪是位硕士，高级知识分子，但她“下海”办公司，是香港碧利菲佣公司的创办人。由梁凤仪引路，菲佣大批进入香港，现已有十万之众。以后，她.又任新鸿基集团的高级职员，学得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和股票知识。后来她以独立的小本投资家的身份在加拿大经商。1991年10月，她任香港某家出版社总经理，成为企业家，她以自己前半生从亊工商活动中的经历、感受为题材，加以典型化，创作了一系列财经小说。《亲门惊梦》、《花魁劫》、《醉红尘》便中其中的有名长篇。这些长篇不只是现代香港的真实写照，更是女强人心路历程的艺术探索。它们都以女强人为主角。一旦她们进人企业家的角色后，她们的聪明才智、品性道德，在滚滚红尘中都得到了全面发挥。这三部长篇的思想性和真实性，都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场面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谁能想到恋情至深的杨慕天会抛弃庄竞之而去；谁又能想到杨慕天在十数年间竟成了香港的大红人；谁又能想到庄竞之竟以真名实性出现于香江，成了女强人，杨慕天的同行冤家；谁又能想到精明至极的杨慕天竟栽倒在庄竟之的手下。（《醉红尘》《豪门惊梦》中的女强人顾长基第一次与文若儒的相爱而又分离，是出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第二次与文若儒相聚而又永诀又是出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花魁劫》里的贺容璧怡，她的传奇而又真实的前半生，更使读者兴味盎然地注视着人物的命运。而这些女强人经营工商业，讲究“智”、“仁"、“勇”，在市场经济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取得了很大成功，更表现了儒商本色。这些出色的“儒商文学”现已为文学界所熟知。
四
知青文学、打工文学、儒商文学中代表作的成功，表明在我国的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确有一些规律性的东
其一，社会生活的确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没有当年1600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哪来的知青文学；没有2000多万青年农民和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去特区、开发区、大中城市打工，又何来打工文学；没有企业家的创业实践，也产生不了儒商文学，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作家忘记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真理，只是坐在家里挖空心思炮制作品，或胡编乱造，或只写自己的隐私，或只写淫乱的性关系，于是只能写出一些文学垃圾。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作家还是要到生活中去，到四化建设的现实中去，从中汲取创作题材，而后才能写出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其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开放的现实主义是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作家搞创作，不管他是否自觉，总是采用这样或那样的创作方法。二十多年来知青文学、打工文学、儒商文学的创作实践表明，开放的现实主义最为可取。它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和表现发展中的现实，同时吸收和应用外来的一切有用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从而能够最好地表现作品中的艺术内容。知青文学、打工文学、儒商文学中的名作莫不如比，概莫能外。自然，作家们根据艺术内容的需要，也可以采用现代派的、浪漫主义的、古典主义的等等其它创作方法。但那些紧贴现实并对生活产生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的作品，大多出于开放的现实主义，这又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具有规律性意义的事实。
其三，从生活到艺术，每一个作家都得过好这一创作关。从整体上看，知青文学，儒商文学从生活艺术，有的跨出了两步，有的跨出了三步，因此不少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而打工文学从生活到艺术，往往只跨出了一步，在艺术上显得还比较稚嫩。有些打工文学作品存有自然主义倾向，这是打工文学目前还未能走出国门的主要原因。而知青文学、台港儒商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早已被译成外文进入国外的书市了。至于如何将生活提高为艺术，却没有什么万应灵丹，只能从作家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艺术修养，丰富生活积累，加强对生活和历史的思考人手，来不得半点偷懒。
其四，文学创作总得有所为。就文学功能来说，作品应起帮助读者认识生活的作用，应起教育读者的作用，应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娱乐读者给人以工作后的休息和情绪上的宣泄。就文学与国家的关系而言，我们的文学应该有助于振兴中国，促使中国早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对国家、民族有益。知青文学、打工文学和儒商文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关键就在于它们发挥了文学的功能，并对中国的富强起了促进作用。有的作家，创作时完全不考虑社会效益，毫无社会责任感，以致出现了像《上海宝贝》那样的社会效果很坏的作品。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方兴未艾；儒商文学迟早会在中国大陆出现；而知青文学将不断有人写下去。中国文学园地里这三朵密切联系的香花，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发展，相互竞赛，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