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语中法语借词的文化特性及汉译

一种语言除了依靠本身的构词机制和词义演变来丰富词汇，还需要向其它语言借用词语[1]80。借词又称外来词，也就是一国语言里所揉合的外来语成份。借词的出现和使用反映了民族间的社会和文化交流，从语言的侧面体现了社会文化交融的历史。中国自有史以来，所接触的民族很多，在古代有印度、伊朗、波斯、暹罗、西藏、匈奴、突厥、高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近代有欧美各国，而现代更在各方面与世界上的主流强国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融共存态势。这些民族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汉语，都或多或少地在汉语中留下了一些借词。当然，中国，特别是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亚洲文化的中心，它的语言也广泛地影响了一些国家的语言，成为某些亚洲国家如日本、朝鲜语言中借词的主要来源。可见文化的交流是丰富语言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文主要探讨汉语中法语借词的一些文化特性以及它们的汉译，从语言的侧面对中法文化的交流作一些观察。

一． 汉语中法语借词的概况

汉语中的法语借词不多，被人们熟悉和常用的约三十来个，例如洛可可（Rococo）、蒙太奇（montage）、芭蕾舞（ballet）、CD（Chiritant Dior）、贝雷帽(béret)、香槟酒（champagne）、葛朗台(Grandet)、沙文主义(chauvinisme)、滑铁卢（Waterloo）等。这些词汇集中在艺术、文学、社会及法国领先工业等方面，可以说代表了法国的国粹。

从数量上说，法语显然不是汉语中借词的主要来源，和汉语中使用最广泛的英语借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中法两国尽管各自是东西方的文化大国，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两国之间的交流起步较晚，是由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造访康熙皇帝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揭开序幕的[2]。但他们的活动局限于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向法国的靠拢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目的是向法国学习社会革命的经验。自1965年中法建交之后，两国的文化交流得到促进。总的来说，中法之间比较深入的交流大约只有一百多年。

其二，法语和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前者属于印欧语系，后者属于汉藏语系，拥有完全不同的语言生成机制，相互借用词汇不是很容易。也就是说，不管是汉语借用法语还是法语借用汉语，这些借词在借用它们的语言中都是没有理据的，那么就不容易记忆和理解，当然也就影响到其使用和融入。

但是，尽管汉语中的法语借词不多，语义场也比较狭窄，它们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不少法语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相当普遍，例如“葛朗台（Grandet）”、“阿巴贡（Harpagon）”几乎成为吝啬鬼的代名词，而“滑铁卢（Waterloo）”则成为众所周知的惨败的同义词。这类借词因其精当的语义和异域色彩甚至被某些特定的使用者所偏爱。

二． 汉语中法语借词的文化特性

作为文化交流的证据，汉语中的法语借词具有以下显著的文化特性：

2.1 补充性

外来的词汇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语言中的借词，最主要的原因是填补空白，丰富该种语言的词汇资源。例如，汉语在法语中的借词有chine（中国瓷器）、litchi（荔枝）、thé（茶）、Confucius（孔夫子）、yin（阴）、yang (阳)、kung-fu（功夫）等，这些都是法国文化中原来所不具备的东西，只能借用中文词汇来表示。法语在汉语中的借词也同样具有补充性，如洛可可（Rococo）、蒙太奇（montage）、布尔乔亚（bourgeois）、咖啡馆(café)、干邑（cognac）、联颂（liaison）等，这些法语词汇的到来填补了中文词汇在相关艺术、政治、社会及学术等方面的空白。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补充性也可被视为独特性，为借出词汇的那种语言所独有，因此而成为其他语言的外来词。

2.2 时代性

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忠实反映，打着时代的烙印，语言中的借词也必须符合这个规律。不再能反映社会文化现状的语词会逐渐被遗忘、淘汰，成为昨日黄花。例如，粮票、“四害”、大哥大、天之骄子（指扩招以前的大学生）等汉语词汇越来越不被人们提起，因为使它们得以产生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由于使用越来越少，这些词汇就算不会很快消失，也将不再是活的语言。汉语中曾经的某些法语借词同样如此，如古跌打（coup d’ état，即政变）、德律风（téléphone，即电话）、普罗列塔利亚(prolétariat，即无产阶级)等，以上几个词汇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如果不经解释，现在是没有多少人能明白它们的意义的，更遑论使用了。可见，即使是借词，也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2.3 适应性

    那些没有被淘汰的，使用比较稳定的，甚至具有全民性的借词，便真正成为借用它的语言的一部分。例如，现在当人们提起芭蕾舞（ballet）、香槟酒（champagne）、大国沙文主义(chauvinisme)时，有可能意识不到它们是外来语，就象人们提起狮子（借自波斯语）、葡萄（借自伊朗语）、祖母绿（借自阿拉伯语）[3]22会以为它们是中文词汇一样。这些借词由于在使用中具有全民性、稳定性，而且使用的历史比较长，较好地融入了借用它们的语言，可以说相当本土化了。换言之，借词之所以能成为真正的借词，必须具有适应性。

三． 汉语中法语借词的汉译方法

外来词要在另一种语言中生存，必须通过翻译。结合汉语中法语借词的文化特性，这些借词的翻译方法可以有以下几种：

3.1 移译

移译系指把源语全部或部分原封不动地移到译语中[4]。法语借词在汉语中采取移译的有CD（Christian Dior牌香水）、TEF（法语水平考试）、XO（特陈白兰地）等。能过采取移译的一般都是缩略词，便于译语读者记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必须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借出词汇的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中的国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上几个借词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3.2 音译

音译是用译语表示源语词汇的读音，是借词翻译比较常见的方法。上文分析过，借词之所以能成为借词，是因为具有补充性，即借用它的那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中是空缺的。既然空缺，那么译语中肯定没有相应的词汇，只能通过音译。例如葛朗台（Grandet）、马爹利（Martel）、吐司(toast)、巴松（basson）等。除纯音译的外，较常见的汉译方法是利用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后加上类属词，使词汇能马上被理解。例如咖啡馆（café）、乔其纱（georgette）、香槟酒（champagne）、芭蕾舞（Ballet）、波尔多葡萄酒（bordeaux）等，在音译后分别加上了馆、沙、酒、舞、葡萄酒等类属词后，可以使人马上明白它们的性质，再结合音译，还可使人了解到这是舶来品。通过音译的借词要生存下去，在技术上必须满足的客观条件是不能诘屈聱牙，读之必须上口。例如家乐福（Carrfour），在音译时由于采取的是谐音双关，投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很快便朗朗上口，在客观上为其商业推广助了不小的一臂之力。此外雪铁龙（Citroen）的音译也算传神，因此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外国汽车品牌。

3.3 意译

    尽管大部分借词的引入是依靠音译，但从翻译释义的原则来说，如果能将源语词汇的意义用译语中对应的词汇表达出来，更利于其文化信息的传递，以及开阔译语读者在文化上的视野。就象英语将纸老虎译为paper tiger，一国两制译为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一样，传神而具有浓厚的文化特征。汉语中的法语借词也是同样。上文提到的被淘汰的法语借词“古跌打”、“德律风”、“普罗列塔利亚”之所以被淘汰，盖因为它们的音译不是很成功，而采用意译的方法分别译成“政变”、“电话”、“无产阶级”以后，这些词汇的生命力大大强化，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是外来词。

3.4 变译

    变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至今在业界还是广受争议的，但事实上它的使用却随处可见，不可否认[5]5。汉语中法语借词采用变译法的虽然不多，但也体现了这种翻译方法强大的生命力。明显的例子是雷米.马丹(Remy Martin)公司生产的法国白兰地，它在中国市场的广受追捧不能忽略对其商标的译介：人头马，而提到它真正的品牌雷米.马丹却鲜有人知。另一个例子是对toast的翻译，一般音译为吐司，粤语地区音译为多士，有趣的是粤语地区的人们通常在“多士”二字前再加上“西”字，表示这是来自法兰西的多士，在粤语地区广泛使用。既然翻译的功能不仅是转换语言，更应传递文化，促成认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变译是一种灵活的，意义重大的翻译方法，且已受到事实的验证。

四． 结语

借词的出现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体现，今天，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进一步深度交融以及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借词将会出现在各民族的语言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似乎更为突出。据统计，目前出现在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数量大大超过了通过汉语本身的构词机制产生的新词，这从语言的侧面说明了世界经济和文化强国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通过分析汉语中法语借词的文化特性以及使它们在汉语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翻译方法，我们可以观察到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些轨迹，发现一些局限，这对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来源：《文学教育》：http://www.zzqklm.com/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