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久难合----心理、文化因素对秦王朝覆灭的影响

秦国迅速崛起灭六国统一中国，却又很快覆国，强秦究竟为何如此迅速的走向灭亡？从古至今此话题一直备受关注与讨论，古今学者也提出过很多不同观点，归纳各家，大致分以下几个方面：

1 秦朝不行仁政，严刑峻法。如陆贾所说：“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加之沉重徭役，暴政剥削人民，导致大失民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从而造成人民奋起反抗。

2 秦朝制度有缺陷。有些学者认为，秦郡县制实行太过彻底，导致没有诸侯国作为屏障守卫中央，地方郡守县令对地方约束力不足，如《汉书》记载：“汉初之兴，海内新定……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 ”，汉初吸收秦朝灭亡经验行分封，郡国并行。

3 秦朝军事部署出现重大问题。有学者认为，秦战略出现重大失误，兵力仍然按照战时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出征在外，导致帝国内部军事力量空虚，不能镇压起义。

    以上几点，被学界普遍认可，认为这些因素或轻或重，共同作用，导致昔日横扫六合的强秦迅速灭亡。笔者认为，除上述因素外，秦的迅速灭亡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动因——六国人民对原有国家依然有强烈的心理归属，而对秦统一天下并不认同。

一、商周分封制度下长期形成的文化隔阂与家国认同差异

中国在商周时期并未真正实现大一统。商周大行分封之道，商王、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使各部落诸侯臣服，部落方国首领、诸侯王，或因种族血脉，或因分封为王，统治着自己的区域。各诸侯王各治其民，有高度的自治权力，再加之井田制的影响，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心理，以及地理的阻隔，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造成了封国间的巨大文化心理隔阂和人民对自己所在势力范围的强烈归属感。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诸侯国势力不断增大，至春秋时期，最终形成了能与中央王权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各诸侯国之间彼此独立，互相征战，并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宗庙认同上表现出了巨大差异。

在此基础上，甚至还演化出了风格迥异的各地文化。较为典型的如“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等。史籍记载，楚俗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楚文化保留了更多的原始社会习俗，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燕赵多好气任侠、悲歌慷慨之士。齐鲁文化以儒道为内涵，刚健、尚礼义、崇气节。至于秦，“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带有戎狄的风俗，具有很强的功利特性。各地文化有其自身发展渊源与脉络，如三晋文化多继承自夏文化，齐鲁文化源于商周文化，秦则是掺杂了戎狄的习俗文化，不同的文化个性导致各地区有自己的语言风俗，自己的精神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培养出不同的民众个性，造成不同的价值观。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语言文字的差异与宗庙认同的差异。

（一）语言文字差异导致的文化隔阂

1、文字的差异

《说文解字》曾记载了战国时期各国的语言文字与文化风俗的巨大差异：“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文字差异增大了交流的难度，也说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国文字相对封闭的独立发展，文字具有地域性。文字的地域性证明了各国文化的相对自我封闭发展，进而以地域为基础衍生出不同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自文化认同。

2、语言语音的差异

   《尹文子·大道下》记载：“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怀璞过郑贾曰：‘欲卖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这是一则因语言字意不同所造成的误会与麻烦，说明当时不仅各个地区在语音语意上大有不同，而且确确实实已经给社会交往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关于古代方言所产生的语音语意的差异，西汉时期有杨雄著《方言》，系统论述了秦汉时期个地区语言语音的不同。如《方言》卷八记载：“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貕,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橧。”只“猪”一例，便有诸多称法，凡此种种势必会造成各地之间的交流障碍。同时也反映出各国文化习俗的自我中心发展。

先秦各地语音差异也十分显著，以《诗经》中的语音差异为例，有学者认为《诗经》反映了各国语音差异，以舒、入为例，韵尾有“~d”“~g”的不同等等。近代学者林语堂在作《西汉方音区域考》中更是将古代方言大致划分为十四个系。如“秦晋系”、“梁及楚之西部”、“赵魏自河以北”等等。他虽是考证的西汉方言的谱系，但对秦朝乃至先秦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类似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同样会引申出更深的心理隔阂以及家国、族群的自我认同。

（二）族群意识与家国认同的差异

    先秦时期，由于井田制经济基础长期存在，各地区间具有自给自足的孤立性，再加上邦国林立，交通不便带来的地缘隔阂，以及语言文化风俗的巨大差异，这就给以血缘为纽带的族群意识的存在提供了基础。

首先，族群意识强烈。如《逸周书·酆保》中提及的“异姓乱族”，表明族群意识在殷周时代就已经很强烈，对异族的生疏与隔阂进而导致对异族的心理上的排斥。这样的言论在《国语》和《左传》等典籍中均有提及。如“异姓则异德，异德而异类”甚至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总是会对异族的人保持一定的戒备与抵触，这种隔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个部落种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每一个种族部落相对独立存在。

这些隔阂在周朝长期统治之下虽有所减少却并未消弭，如地理距离相近，文化相似的部落国家开始渐渐融合，反之距离较远，文化相对独立的地区之间，仍然难以消弭这种心理上的隔阂。

其次，对亡国绝祀的敏感与强烈抵触。典籍记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古代诸侯王国将祭祀祖先甚至看的比守家守国更加重要，断绝祭祀是为大不敬大不孝，“并且以亡其氏姓绝位无主为莫大耻辱”，断绝了祭祀失去了国土，断绝了种族的续延，甚至被看做是被祖宗抛弃被天惩罚，所以亡国绝祀被看做最大的耻辱，最大的不孝，被各个诸侯王国乃至贵族士卿所忌讳。

    商周的分封有以原有部落、贵族在旧地延续其祭祀的举措，安抚旧族，给诸贵族心理层面的慰藉。而秦国统一六国后，绝分封设郡县，更是绝了旧贵族的宗庙祭祀，贵族不再享有特权沦为平民甚至奴仆，导致贵族们心理层面的落差难以接受，进而六国贵族无不思复其国，恢复宗庙，一雪耻辱。

总之，长期的分裂存在导致各国人民形成了自己的族群意识与家国认同，这种感情是强烈浓郁且难以消弭的，而也正是这种心理动因进一步导致人民对秦朝统一的难以认同，民心不向甚至民心思反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催化了秦朝的快速灭亡。虽然秦帝国在军事上，在制度上很容易形成统一，但文化层面真正走向统一却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反而成为撕裂秦帝国的内在动力来源。

二、秦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文化软实力不足

秦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束了诸侯林立长期分裂的状态统一六国，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然而秦只是军事力量上的强大，面对中原六国，秦国立国较晚，文化发展缓慢，加之长期与戎狄接触，文化习俗上也有戎狄之风，文化上长期以来落后于其他六国，秦国统一六国后在文化上却并没有统治的力量。

秦人尚武，民风剽悍，故《诗经·秦风》多杀伐雄霸之气，《秦风》多奏凯旋战争的歌曲，如《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之句，整诗重章叠沓，表现秦人奔赴前线的勇武。陈继揆在《读诗臆补》中评道：“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秦人尚武好战，充满了斯巴达式的勇武精神，这种“刚烈”与中原文化的“柔缓”，截然不同，风格迥异。

秦国文化还保留了大量的戎狄之风，《史记·秦本纪》“秦杂戎狄之俗，先暴戾而后仁义”，秦人好战暴戾，是秦对戎狄文化的吸收与保留，信陵君对此也有言“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道行。”可见其与中原文化的大不同。秦人还有相似于戎狄的丧葬嫁娶习俗，较之中原习俗大不相同。此外，秦人宗法观念淡薄，缺少中原周制中“君君臣臣”的宗法等级观念，秦国以“择勇猛者立之”代替嫡长子继承制，此种继承之法也多受中原其他诸侯国所诟病，称其“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是为未开化的种族。

此外，秦帝国统一后，虽然有“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等文化统一措施出台，但并不能从思想上真正统一中国，究其根本原因，是因秦文化缺乏统治力量。秦文化长期被东方六国排斥蔑视，在《公羊传》中直接被斥为“夷”。《秦本纪》秦孝公明确指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现实，文化落后，加之秦国立国很长一段时间贫穷落后，民风闭塞，致六国皆视秦为蛮夷，未开化之民。

有学者曾明确指出，秦文化“即从思想理论方面考察，秦国确实无法与东方六国相提并论，在秦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到统一以后，没有一位堪称思想家的秦人。也没有一部秦人的理论著作出现。”缺少先进的哲学思想立国，只能靠吸收其他文化发展自身。

秦文化的相对薄弱落后，以至于统一之后，六国知识分子仍然蔑视秦国文化，《语书》记载秦统一后已经归入秦土五十年之久的南郡地区“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之民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仍然用楚俗不用秦法，可见当时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撞击之烈，同时各国文化的根深蒂固很难拔除。更有甚者，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借助自己旧文化来非议秦国，“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人闻令下，则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集中反映了以法家思想和戎狄文化为核心的秦文化并不能兼容于各国，反而受到了责难与非议。

三、各国人民对秦统一从心理和情感上难以接受

秦国经历几代人上百年的准备，在嬴政时期用短短的十年时间一举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可是由于诸侯林立的分裂状态已达500余年，中原各国人民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家国观念，骤然而至的统一，使各国百姓对秦一统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人心思复。

率先举起反秦大旗的是六国贵族。虽然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对六国贵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或杀之，或贬为庶民、奴仆，或流放，如“徒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这些举措极大限度的削弱了六国贵族的势力。不仅如此，始皇帝还数次巡游天下，炫耀威仪，震慑人民，让六国王族很难再举兵反秦。但还是有六国将相子弟、贵族，或以武力刺杀等手段刺杀始皇帝复仇；或借助舆论、百姓对原六国宗室子弟的期许，密谋复国。如韩国旧贵族张良，为刺杀秦始皇散尽家财，求力士刺杀秦皇于博浪沙未遂。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领导指挥秦末农民起义，给秦帝国以致命打击。张良反秦的直接动机是“为韩复仇”，因“大父、父五世相韩”，对韩有深厚感情。项梁、项羽则是楚将项燕之后，项燕为抗秦而死，且楚怀王被骗入秦不返，楚人恨秦最烈，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国仇家恨，项梁、项羽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反秦的道路。

以上种种是最为典型的六国贵族反秦运动，贵族沦为平民后的巨大落差，对旧诸侯国的深厚情感，成为他们反秦的主要心理动因。而雄厚的财力，坚实的群众基础又成为他们反秦的最主要工具。

普通百姓也同样具有反秦之心，六国被相继灭亡后，百姓或同情亡国君主，或怀念故国，加之秦法无度，不施仁政，造成各地区百姓迅速形成一呼百应推翻秦朝的局势。

虽天下已经一统为秦土，但植根于百姓心底深层意识的认同仍然是曾经的六国，自认身份为楚人，赵人，燕人等等。百姓对六国的情感与怀念，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民心所向，谁能掌握民心向背，谁就掌握了真正的反秦力量。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陈胜首发起义，却因自立为王没有立楚王之后，导致天下不满，陈胜起义因此不能长久。而到项梁起义时，“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可见即使楚王之后已经沦为牧羊人，也没有什么大才能大德行，更没有发起起义领导军队，却依然能够一呼百应成为民之所向。

陈胜、吴广九百戍卒振臂一呼天下响应，除了“天下苦秦久已”，官逼民反，更重要的是旧六国臣民在心理上对一统并没有真正接受和认同，人心思反。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对秦的统一也难以接受，秦朝“焚诗书，坑术士”，意图进行思想文化的统一，但大刀阔斧，简单粗暴的政策执行，以“围堵”、“毁灭”的方式进行的思想统一，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百家杂语依然存续，各地区文化依然植根在每一位百姓心中。强制的执行，没有达到真正效果，反而更加激化秦与原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了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人民怨声载道，天下人皆生亡秦之心。

四、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是小范围的邻近国家间的兼并，实力差距悬殊，地缘接近，文化接近，且吞并一国后消化时间长，最终实现大国兼并小国，两个国家的融合。而秦灭六国，地缘宽广，作战线路长，秦国与六国间的实力基本相当，各地区文化差异明显，且秦国过快的统一无法消除六国复辟势力，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自己吞并的国家，仅仅是形式或制度的统一，而表象的统一之下，是文化、心理层面的巨大冲突与难以调和，这些深层次的内在因素是反秦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来源，它催动四方群众一呼百应迅速崛起，催动无力反秦的各国没落贵族又迅速集结起反秦队伍，催动了秦朝在统一后短短十五年间亡国的可叹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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