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中后期抗灾救灾研究

一、自然灾害概况

（一）频发的原因

纵观北魏时期的自然灾害，在发生频率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灾害少发期、灾害多发期以及灾害频发期。北魏中后期灾害频发的原因，包含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主要是森林砍伐。森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养水源，一定程度上遏止水、旱、风等自然灾害。由于北魏中后期，尤其是后期战争不断，战乱不仅损破坏当地生产，也摧毁了大量植被，出现水土流失。皇帝宫室、百姓薪炭燃烧、武器等都会使用大量木材作为材料，且当时人们对自然改造认识不足，森林毁坏严重，使环境遭到破坏，进而引发各种自然灾害。自然因素主要受气候影响。由于北魏处于中国古代气候中的寒冷期，故自然灾害多发。寒冷期气候干燥、降水较少，因而在所有灾害当中，旱灾尤为频发。据《魏书》记载，整个北魏时期共发生过65次旱灾。

（二）种类与特点

北魏中后期以来的自然灾害频仍，孝文帝至孝明帝这一统治时期又为中后期灾害频繁的典型阶段。

关于旱灾的定义，指的是因为气候干旱所导致的灾害。旱灾所引发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严重影响着农业的生产，甚至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同时气象学家指出：“旱灾是我国最大的自然灾害，更是北方地区最大的自然灾害。”据《魏书》的记载，从孝文帝至孝明帝期间共发生39次旱灾，其中，孝文帝时期共计17次，宣武帝时期共计13次，孝明帝时期共计8次。旱灾主要呈季节性与地域性分布，旱灾季节主要集中在夏秋二季，且有的时期旱灾持续时间过长，宣武帝延昌元年(512)“自二月不雨至于是晦”此次旱灾持续五个月时间，破坏力极大。发生旱灾的地区多为以下三个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洛阳地区以及大同地区。从空间范围看，先后作为北魏都城的大同与洛阳发生旱灾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洛阳地区发生17次旱灾、大同地区发生9次，黄河中下游地区共7次。由此不难发现，北魏新都洛阳的受灾频率明显高于大同与黄河中下游地区。

关于水灾，灾害学家指出：“水灾，进一步区别，可分为洪水灾害和渍涝灾害两种类型，也称之为洪涝灾害。”相较于旱灾，水灾的发生频率则相对较少。《魏书》记载，整个北魏时期先后共出现过43次水灾，不过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占据了其中的27次。其中孝文帝时期水灾频率为15次，宣武帝时期为8次，孝明帝时期则为4次。这一时期水灾同样具有相对明显的季节性与地域性分布的特征，水灾主要集中于夏季，春冬两季水灾较少。北魏中后期水灾中，影响最大的是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州镇二十余水旱”。水灾高发区位于河北、河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水灾在淹毁房屋的同时，也会毁坏农田以及引发瘟疫等次生灾害，而北魏中后期的水灾也会与旱灾、蝗灾等交替出现。

此外，这一时期还包括冰冻、蝗灾、地震、饥荒等其他灾害。冰冻灾害的发生主要集中于春季、秋季与冬季，无论哪个季节，作物都在不同程度生长，长时期的冰冻会造成农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蝗灾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旱灾，蝗虫过境会导致农作物减产，但受限于当时生产力，蝗灾并不能很好根治，只能加重旱灾的蔓延。北魏时期地震发生频率较高，中后期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宣武帝时期的地震，“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饥荒的出现往往是其他灾害发生之后，面对众多灾民，皇帝一般会选择开仓赈济，民间一些宗族豪强也会救济施粥，用于缓解灾情。

（三）引发的社会危机

经过对上述灾害的记载与分析，不难看出自然灾害对北魏中后期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社会危机。

首先，无论何种灾害，都会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据记载，孝文帝承明元年（476）曾发生大规模雹灾，“癸未，定州大雹杀人，大者方圆二尺。”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发生饥灾，“二月壬午，青、齐、徐、兖四州民饥甚，遣使赈恤。”其次，会对农业造成损失。其中水旱灾害就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两大主要灾害，孝文帝太和九年（485），“京师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另外，雹灾、冻灾、虫灾在损害农作物及破坏农业方面同有体现。孝文帝太和五年（481）七月，“敦煌镇蝗，秋稼略尽。”宣武帝景明四年（503），“汾州大雨雹，草木、禾稼、雉兔皆死。”最后， 是灾后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灾害不但会引起粮食价格的上涨，而且会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据统计，“从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北魏统治区内的大小起义或反抗事件就出现28次。”

二、抗灾救灾措施

北魏中后期政府的抗灾救灾措施种类较多，政府在第一时间对灾民进行救助，无疑是最为行之有效的。

（一）赈恤救灾

明代林希元认为，救荒过程中，对于极其贫困的灾民应赈米，次贫困的灾民应给钱，稍贫困的灾民应实行赈贷。实际上，早在北魏时期就已出现赈粮与赈贷的情况。北魏时期第一次出现赈贷，最早的记录是在孝文帝太和六年( 482)，“州内遭水，二麦不收，上表请贷民粟，民有车牛者，求诣东充给之。”若灾情紧急或政府财力受限，会优先照顾弱势群体。孝文帝太和六年( 482)“丐民租赋，贫俭不自存者，赐以粟帛。”宣武帝延昌二年（513）“诏以恒、肆地震，民多离灾，其有课丁没尽、老幼单辛、家无受复者，各赐禀以接来。”

孝文帝时期就已有常平仓的设置，而常平仓一般由国家出资设立，实行平籴法，储粮备荒。但到北魏后期，由于常年天灾人祸，才开始采取入粟拜官赐爵的方式储粮。赈恤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开仓放粮、施粥、赈济绢布、派使者去灾区慰问。孝文帝在位时期几乎有灾必救，仅下发的诏书记载就多达十九之多，“云中饥，开仓赈恤。”“六月，以雍州民饥，开仓赈恤。”除直接开仓放粮之外，还包括施粥。施粥这一赈恤方式，从北魏中期的孝文帝一直持续到北魏后期的孝庄帝，太和七年(483)九月壬寅“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孝明帝时，“幽州大饥，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诏刺史赵邕开仓赈恤。”孝庄帝时期，听从杨逸建议进行施粥，“时灾俭连岁，人多饿死......逸既出粟之后，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又于州门煮粥饭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无论哪个时期，施粥这一措施惠及人数众多，能第一时间确保百姓的温饱问题。

除直接赈粮外，还包括赈济绢布以及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孝文帝太和十一年 (487)，“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责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夏四月庚子,以绢十五万匹赈恤河南郡饥民。”由此可见，在灾情严重情况之下，仅依靠赈粮无法满足灾民前提之下，政府还会把一部分绢布以及御寒衣物下发给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灾害发生后，皇帝还会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如孝文帝时期，“去年淫雨，洪水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赈恤。”

（二）灾后蠲免

蠲免在北魏初期就已出现，蠲免包括免除徭役、赋税两种。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载，“十有一月丁未，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土木作役，权皆休罢。”可见，在大灾之后，中后期皇帝一般会停止大兴土木，减轻百姓负担。除此之外，还包括减免赋税，孝文帝时期，“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师。”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冬十月，诏以恒、肆地震，民多死伤，蠲两河一年租赋。”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其赋役不便于民者，具以状闻，便当罢。”大灾之后，由于农业减产，农民温饱尚存问题，更无法承担繁重的徭役、赋税，蠲免主要是为让农民更好休养生息，进行灾后的农业生产。蠲免这一措施在北魏虽一直实行，但尚未在法律上形成固定的制度，直到北齐、北周之后才逐渐形成体系。

（三）祭祀禳灾

北魏时期的救灾，存在着天人感应的思想，因而统治者会在第一时间禳灾、祭祀、下罪己诏，并且为表达自己的诚意，会减少赋役、宽减刑狱。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二月乙未，“告谴彰咎，朕甚惧焉，祗思兢兢，若临渊谷，可恤瘼刑， 以答灾谪。”大灾降临之后，皇帝出于敬畏之心，会携同百官对山川神灵进行祭祀，并修缮降雨神灵的祠堂，“膏雨不降，岁一不登，百姓饥乏,联甚惧焉。其救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壁。”除此之外，皇帝还会减少膳食、素服，表示自己与灾民一起抗灾救灾的决心。

（四）兴修水利

由于北魏中后期旱涝灾害频发，故这一时期的皇帝，在吸取前期统治者经验教训之后，异常重视水渠的修建。太和十二年（488）“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孝文帝不仅修建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而且派遣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持。除旱灾之外，面对洪涝灾害，皇帝也会派遣官员前去疏通，宣武帝时期“相水陆形势，随便疏通，得无淹渍之害。”这些工程虽解决当时的灾害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水利工程大部分是灾后修建，灾前的预防机制还尚未完善。

（五）民间救助

北魏中后期的民间救助主要包括两种：宗族豪强救济与僧尼救济。其中，孝文帝前期采取的是宗主督护制，改革之后虽实行三长制，但一些豪强为保护自己的宗族，在大灾之后也会施以援手，宣武帝时期，张烈作为受封的宗族，在当地受灾的情况下，大量施粥拯救当地灾民。“积十余年，频值凶俭，烈为粥以食饥人，蒙济者甚众，乡党以此称之。”除此之外，还有太和年间的卢义僖，“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信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由此可见，这些宗族豪强在灾害发生之后，可以第一时间协助政府帮助当地灾民暂时解决温饱。除此之外，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这些僧尼会通过发放符水治病以及贷粮等方式对灾民实行救助。一些佛教俗家信徒也会在寺院的影响下，自发对周边百姓进行救助。“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巧者，皆取足而去。”

三、救灾作用与局限性

北魏中后期或开仓赈粮或施粥或蠲免的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挽救了灾民，同时也使国家政权得以维持。北魏中后期虽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救灾，但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缓和矛盾，巩固统治

南北朝时期战乱较为频繁，孝文帝迁都之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也客观上缓和了内部矛盾。北魏初期与后期因战乱频繁，救灾活动相对较少。而北魏中期，因实行改革之后，相对前期与后期，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救灾也相对及时。大灾之后，灾民处于消极的意识之下，政府的积极引导尤为重要。这种方式的体现为：皇帝亲自慰问灾区、派遣使臣安抚灾民。这些精神方面的措施会使灾民树立灾后重建的信心，稳定统治秩序。根据《魏书》记载，孝文帝在二十九年的在位时期中，曾有十九年下令诏书救治灾民。其中，在灾区施粥、赈济的行为，不仅防止商人哄抬物价，维持了灾后的基本秩序，也增加了灾民对当时统治者的信任，利于政局稳定。

（二）挽救生命，恢复生产

灾害发生之后，中后期皇帝通常会发布政令，有序恢复生产。中后期实行的措施包含：设置常平仓、施粥、弛山泽之禁、兴修水利、祭祀等。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完整的水利系统，对于发生旱灾的地区，通常会兴修水利，灌溉耕田。“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为确保水利的质量，还会派遣官员前去视察。对于一些旱灾严重地区还会大赦天下，并进行祭祀求雨。“其敕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璧。”对于灾情严重地区，会派遣使臣前去视察，并开仓放粮，确保百姓基本的温饱。“以西北州郡旱俭，遣侍臣循察，开仓赈恤。乙丑，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皇帝们的这些措施体现了恤民这一思想，这些多样化的救济措施，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也在第一时间救助了灾民，使他们可以有序进行灾后的重建。

（三）救灾局限性

救灾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尚未完善的救灾制度，二是救灾多为临时性行为。虽然通过北魏孝文帝整顿吏治之后有一定成效，但一般为灾害发生之后才进行应对，缺乏防灾的长效机制。孝文帝太和年间，“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凛恤不周。”到北魏后期，由于长期天灾人祸，使得国库空虚，为满足救灾需求，会采取入粟拜官赐爵的方式用于储粮，这无疑加剧了官僚水平的参差不齐。据《魏书》记载，北魏孝明帝下诏“凡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一些赈恤官员也多为临时性指派，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以幽、冀、沧、瀛四州大饥，遣尚书长孙稚，兼尚书邓羡、元纂等巡抚百姓，开仓赈恤。”除官员为临时性指派外，中后期的救灾除常规赈济措施之外，缺乏灾后的长期规划。在位皇帝一般在水旱灾害发生之后才下令兴修水利，并未对各个地区的水利工程提出长远规划，虽然“开盐池之禁”，但灾后并未提供长期灾后重建的具体规划。

四、结论

综上所述，北魏中后期各种灾害频发，皇帝为减轻灾害对百姓以及国家的损失，在前人救灾基础之上进行一系列的抗灾救灾措施。这些救济措施包括较为积极的开仓赈粮、免除赋役、兴修水利，这些抗灾救灾措施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挽救了灾民生命，也巩固了统治秩序，有利于灾后重建。我们还能看到始终存在的救灾思想，即祭祀神明消弭灾害。这种祭祀的行为在如今看来确为一种迷信，但这主要源于古人对自然界认识不足，无法抵御重大灾害，故将禳灾视为救灾的一种，实际则为一种精神寄托。另外，由于这一时期多为灾后的短期措施，灾前防御措施也较少，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民抵抗自然灾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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