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鳏寡孤独救助研究

一、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历史背景和鳏寡孤独的生存处境

（一）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历史背景

清代，归化城两翼为直属于理藩院的都统旗。都统旗属内属蒙古,以旗为单位军政合一，旗内的基层组织是佐领,一般是由清朝任命的官员主掌旗政,所以也称为总管旗。清廷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采取的管理措施与其他蒙古盟旗截然不同。

清代的归化城土默特境内有三种不同级别的管理机构，分别是绥远城将军衙门、归化城都统衙门和旗务衙门、归绥兵备道衙门。绥远城将军衙门是本地区最高管理机构。清朝为了防备和用兵准噶尔，于乾隆二年（1737年）开始修建绥远城，修筑完成后，驻防官兵和家属移驻绥远城。归化城都统衙门是清朝在该地区最早设立的行政机构。专门管理两翼旗务。从17世纪开始，随着内地农民不断流入土默特地区，土默特都统衙门无法有效管理，因此专门设立管理汉民的机构，即设置了归绥兵备道衙门。

清以降，内地农民大量流入土默特地区，开始大规模的开垦荒地进行耕种，从而带动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土默特地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推动下，从传统的游牧社会向农耕并举的多元社会转型。清代自然灾害频发，尤其鸦片战争发生以来清朝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交加。处于边疆地区的归化城土默特也未能幸免于难，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生活环境的恶化，导致鳏寡孤独者的数量日益增长。使得鳏寡孤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

（二）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鳏寡孤独的生存处境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鳏寡孤独人群生存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据《归化城厅志》文献资料发现，满、蒙、汉族遗孀生活环境十分艰苦。如“遗孀富关氏，满洲正蓝旗人，连祥妻，咸丰三年夫没，时氏年二十八岁，家贫无子，守节二十四年。遗孀某氏，察哈尔库伦蒙古参领满读护妻，夫没时年三十二岁，守节六十三年。遗孀龚张氏，民人龚秀峰的妻子，夫没时年二十九岁，遗子二，长甫二岁，次在襁褓。家徒四壁，日食一餐。守节三十余年”。这些遗孀遭遇生活变故后生活处境非常艰苦。对此，当地政府给予她们帮助。如“佐领遗孀半俸五十二两五钱，防御遗孀半俸四十两，骁骑遗孀半俸三十两，领催和前锋遗孀半饷二十四两，马甲遗孀半饷十八两，步甲遗孀半饷九两。丈夫无官位的普通八旗孀孤每月一两，随月支领”1。此外，将军贻谷仿照各省设立专门收留八旗遗孀之所，名曰恤纬堂。收留了四十余名遗孀。由地方官给她们提供衣食住，并教缝纫纺织的技术。将制作的军衣作为该机构的运营经费。对家境贫寒的土默特穷苦蒙古每人每年给3.1633两银，以资赡养。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孤苦老人数量也多，因年老体弱，无法解决自身生存问题。地方政府按月给孤苦老人发放钱两。“旗人老人每人每月赏银1.5两，遇到红白事，按照养育兵的标准给予赏银，即红事３两、白事６两”2。归化城土默特贫穷老人每年每月领3.1633两。光绪三年（1877年）归绥道阿克达春建立济生院，收留大量民人老人。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因地处偏远,民风闭塞,弃婴、溺婴等陋习十分严重。而在弃婴之中多为女婴。对此，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各地建立了育婴堂，收养这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婴孩。

二、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救助鳏寡孤独机构

（一）养济院与济生院

养济院主要是由官方出资，收养鳏寡孤独者的机构。乾隆元年（1736年），建立归化城养济院。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归化城都统丹津负责、同知永恒协助，兴建。院址在归化城西龙王庙路南。将旧把总营署改成收养孤贫之所。以百名为额。“每人给口粮日一仓升，岁支仓石米三百五十余石，遇闰照增。每秋、冬之间，人给布一匹。日给大炭三斤，其炭自九月至次年二月止。所需米、布、炭价银两，由归化厅详请副都统，从牲畜税项下，提交乡耆经管。著为例”3。土默特地方官员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按清政府指示发放口粮、衣物等。来保障鳏寡孤独的基本生活。清朝统治者出于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目的，全国各地，多数养济院遵循原地籍收养，但归化城养济院收养了大量的外籍贫困人口。如“乾隆五年清代归化城养济院收养，王国臣、龚如意、王福成等7人，乾隆九年收养，陈俊、张仲祥、郑明、樊氏等13人”4。乾隆年间收养鳏寡孤独者姓名中有很多汉姓，虽然并不排除土默特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而改姓的可能性，但是从17世纪开始，大量的内地汉民移民到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形成蒙汉杂居的局面。这与归化城土默特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光绪三年（1877年）由归绥道阿克达春筹资建立济生院。收养对象中有鳏寡孤独中的孤幼和老人。于每年“九月二十日收养起，至来春二月底止，凡属老幼残废、无所依靠之人，无论何处人民，尽先收养入店”5。“每年霜降前三日开放。每人给小米二合。谷雨前一日放出，令各谋生路”，“济生院收养人数虽以五百名为额，而有时贫民较多，或六、七百名不等”。“济生院西边添买破院地基三处，与济生院破屋一并拆盖后院住房十七间”6。增添房屋，是为容纳更多的鳏寡孤独。济生院收养的群体是面向土默特地区全体孤幼、老人。

（二）育婴堂

归化城育婴堂。光绪三年（1877年）建立，由归绥道阿克达春创办。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婴孩。院址在道署西坡，堂内事务由归绥道署派员管理。《育婴堂章程》中言：“原定工学兼施。成人后，男使自食其力，女为之相当择配。惟婴孩年龄稍长，即有人领出。通常在堂最大者仅四五岁，故未能实行教学”7。将这些孤儿抚养长大，成年后，男则自食其力，女则择配。除归化城育婴堂外还有萨拉齐县育婴堂，包头县育婴堂。萨拉齐县育婴堂在县城耶稣堂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瑞典人鄂牧师创办，称三妙救婴堂。经费由瑞士教士捐助。包头县育婴堂在县城南门街。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圣教会会友创办。经费由会友分担。在育婴堂里有哺育婴孩的乳妇，由她们照顾堂内婴孩。育婴堂的管理者随时稽查乳妇哺养婴孩时是否用心。“婴孩未满周岁时，每年给棉衣一件、棉裤一条。已过周岁的婴孩，每年给棉衣一件、单衣一件、棉裤一条、棉小被子一张。均由本堂制给。至三岁以上，每年加给鞋袜制钱八百文，令该抚养之嫗代制给穿”8。育婴堂收养的是土默特境内所有被遗弃的婴孩。

综上所述，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养济院、济生院、育婴堂的建立，让许多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鳏寡孤独者有了容身之地。

三、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救助鳏寡孤独措施

（一）发放实物救助鳏寡孤独

清代赡养养济院内鳏寡孤独者已成为政府职责。归化城土默特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给他们提供居所、口粮、衣物、煤炭等。清政府对土默特养济院财政收支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归化城养济院每年九月初一起至次年二月底止，每月支煤炭银不得过四十两；每年支给布匹价银不得过九十两；每年四季给养济院院头工食银七两；，共三百五十两，均有记档项下支领（按，乾隆五年即1740年议定）”9。但土默特养济院实际发放的米粮、布匹、煤炭等都远远超出规定数量。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 ， “遵谕旨设养济院，每月供给乞丐米数、人口数由同知处另造细册呈报外，本处按同知处呈送之文，自二十六年( 1761年) 十一月初一起，至二十七年( 1762年) 十月二十九日止，连闰共十三个月，支米三百八十三仓石。以上用米共计六百零七石五斗八升九合四勺，销除动用，现实存米五百三十三石四斗二升四合九勺二撮八，粮二千仓石”10。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养济院贫民约300名，每人每日给煤3斤，共900斤，每斤时价4.54厘，应领银4.086两”11。“乾隆十一年十月，前月存米十四石三斗三升，领米八十仓石，在院贫民二百七十九名，每名每日给米一仓升。初一日贫民二百七十九名，共给过米二石七斗九升。初二日新收进院贫民一名，计贫民二百八十名，共给过米二石八斗。初三日新收进院贫民三名，计贫民二百八十三名。初三日起至初六日止计四日，统计贫民一千一百三十二名，共给过米十一石三斗二升。初七日新收进贫民一名，计贫民共计二百八十四名。初七日起初八日止二日，统计贫民五百六十八名，共给过米五石六斗八升。初九日新收进院贫民一名，计贫民二百八十五名，共给过米二石八斗五升。初十日新收进院贫民一名，计贫民二百八十六名。初十日起至初一日止计二日，统计贫民五百七十二名，共给过米五石七斗二升。十二日新收进院贫民二名，计贫民二百八十八名。十三日开出院贫民一名。十三日起至二十一日止计九日，统计贫民一千五百八十三名，共给过米二十五石八斗三升。二十二日新收进院贫民二名，计贫民二百八十九名。二十二日起至二十九日止计八日，统计贫民二千三百一十二名，共给过米二十三石一斗二升。共贫民八千二百九十九名，共给过米八十二仓石九斗九升。除给过净存米十一仓石三斗四升”12。归化城养济院始建时清政府规定以收养一百名为限。可从实际收养的人数来看不止百名。

除了实物发放外，政府还给鳏寡孤独者赏赐土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归化城副都统等奏准，将撤出之地亩200顷上下，交五厅代征税银，作为土默特鳏寡孤独赏项，每年征银300余两。至清末未变”13。由此得知，归化城土默特鳏寡孤独地亩数是固定的，每年租给他人耕种，将征租银均赏赐给鳏寡孤独，作为赡养之资。

（二）设粮仓赈济鳏寡孤独

归化城土默特粮仓，建立于雍正三年（1725年）。“土默特仓在归化城驼桥街，内设隆字一廒，可储2000石，支放副都统衙门俸米并托里拉克喇嘛口粮和养济院月米”14。建立粮仓，是为了在灾荒年间或鳏寡孤独等困难群体多时，以赈济的方式救济贫困人群。这样不仅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还能维护社会的稳定。“照归化城同知所呈领文，支给购买土默特仓应购二千仓石粮谷之银四千六百两”15。从乾隆年间始，“每年由归化关拨银1500两，以备5年采买一次米石入旗库，供副都统俸米、寺院喇嘛口粮米及养济院贫民口粮”16。由此看出，为了正常支放养济院鳏寡孤独者所需粮食，土默特仓储备粮食使仓廒处于供应稳、储备足的状态。如1891年(光绪十七年)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发生严重灾害，受灾人人口众多，对此归化城厅向外借米谷，赈济鳏寡孤独等受灾群众。据查1891年冬、1892年春，两次借出仓谷共8584.15 石。救济受灾人群中包括鳏寡孤独者。“1892年(光绪十八年)春大旱,秋陨冻禾。设局赈抚。五月,山西巡抚派候补知府锡良来绥抚恤，极、次贫民共132 932口,六、七两月散放赈粮仓米24 108.29石。秋,赈过银10 114.299 两,粮1467.77石,制钱6 023吊684文。1893年(光绪十九年)春,锡良复来办理春抚。赈册载:“自十九年二月至六月底止，共放钱米3次。第1次每大口放给一个半月口粮，仓米1.35斗;第2次每大口放给一个月口粮，仓米0.9斗;第3次每大口放给一个月口粮,仓米0.9斗。此次赈济地区甚广,总计归化、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五厅,小口折合大口(两小口折一大口)，共济灾民50 余万口”17。除了归化城土默特粮仓外还有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皆有粮仓。遇到灾荒，各粮仓皆放谷米救助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

四、结论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满蒙汉民族在长期的交错杂居中形成相互依存、守望相助的友好关系。而且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共同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方面，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兼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特质，形成了归化城土默特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救助文化。

经过200余年的民族交往交流，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社会整体上已有较大变化。随着满蒙汉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原有的民族界限弱化，产生了基于地缘关系的地域共同体。有清一代，随着旗人、汉人不断增多且长期与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杂居相处，不断交融汇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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