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剩女”话语的媒介文化理论分析

一、媒介建构视野下的价值判断

李普曼指出：“外部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长期接触报纸的图片新闻、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等媒介产品，在这媒介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建立起一种依赖关系，对于媒介所反映的事实极少理性批判与怀疑。现如今，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通过媒介来认识世界，把媒介当成认识客观世界的一面镜子。针对媒介所呈现的“客观世界”，媒介建构论的观点认为：媒体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从无数纷杂零碎的社会事件中主动挑选、重组、排编信息。“剩女”一词在我国大众文化中迅速走红，与媒介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

近年来，随着电视相亲节目和题材剧的兴趣，“剩女”华丽的身影以前所未有的热度持续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中国式相亲》、《新相亲时代》等相亲节目层出不穷。媒体通过对“剩女“的娱乐化、商业化包装，通过制造话题性和节目的情节来满足受众的感官欲望，以赢得节目的收视率。然而，现实社会中，“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比例远多与女性群体，但有关“剩男”问题，却被媒介有意淡化，营造出“只有剩女没有剩男”的假象。

媒介有意筛选，通过“议程设置”，强化公众对“剩女”的刻板印象，表明了媒介对“剩女”议题不仅仅是“呈现”，更是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制造”。通过对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加以结构化后重新呈现。正如德国传播学者 Schulz所指出:“社会真实的“正身”无法验明，所有人类感知的社会真实，都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媒介建构社会“真实”，呈现自身的价值判断，制约人们的认知，甚至通过制约认知而影响社会现实。

二、媒介的错误再现

西蒙·波伏娃曾指出：“世界的再现，如同世界本身一样，都是男人的作品，他们从其自身的观点描述它，并与绝对真理加以混同。”而大众媒介的内容也深植一套对女性敌视的运作模式——媒介对女性形象的错误再现。媒介一直将女性复制成性感尤物、母亲、家庭主妇等少数特定角色，以满足男性潜意识中对女性的种种想象。具体到“剩女”话语，通过媒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为：她们经济独立、事业有成，却因为在适婚年龄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这样的形象，经过媒介的广泛传播，大众形成对“剩女”的刻板印象：她们“高龄”高知与高就、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们条件优越，择偶标准严苛，自视清高，是婚姻市场的“剩余品”。媒介集中聚焦于展现大龄单身女青年面临的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刻画出苦闷焦急、愁嫁恨嫁的女性形象，却忽视了她们的经济独立、自我意识增强、在婚恋中掌握自主权利等正面形象。这是媒介对女性形象的错误再现。这样的再现，不仅强化了刻板印象，影响受众对女性形象的认知，同时也折射出媒介所蕴涵的主流价值判断。

三、男性媒介话语权力的“阴谋”

“剩女”话语的横空出世，彰显着男权中心主义话语权力，也昭示着极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秩序。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不仅是一个符号语言，更是服从某些规律的话语实践。“它控制着一个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影响着各种观念被投入实践和被用来规范他人行为的方式。”在福柯看来，话语体现了体制中的权力关系，而权力又在话语中及通过话语进行运作。话语得以形成的背后，暗藏着复杂关系网络中交织着的各种力量。“剩女”话语粉墨登场，是男权文化、大众媒介、社会观念等多重力量的合谋与博弈。

长期以来，在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中，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礼法。女性的社会角色是“贤妻良母”或者“相夫教子”，她们是男人和家庭的附属品；女人嫁给如意郎君，才会有圆满的人生。“剩女”话语的被贬低，究其原因，是自古崇尚 “男高女低”婚恋模式，女性被寄予期待——拥有一段圆满的婚姻、成为贤妻良母才是人生的正途所归。正如波伏瓦所说，“他是公民、生产者，然后才是丈夫；她首先，往往只是妻子”。在男权的宰制下，女性的任何超生理性别期待的行为，均会遭遇社会的隐形与规训，这也是对男权制度的曲意逢迎。

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们凭借自身的努力，实现经济独立，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择偶要求自然水涨船高，她们更加注重灵魂契合，而不愿屈尊纡贵、凑合将就。女性彰显的新的婚恋观念，违背了传统依附于男性的常理，僭越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婚恋模式，给男性带来了焦虑。因此，掌控媒介话语权的男性选择把这些女性群体“妖魔化”。媒介刻意规避她们善良、温柔、贤惠等女性特质，故意夸大她们眼光挑剔，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是“被挑剩下的”，以形成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秩序，象征着“男尊女卑”“男高女低”的性别秩序。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男性统治将女人视为其存在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的象征客体，它的作用是将女人置于一种永久的身体不安全状态，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永久的象征性依赖状态：她们首先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殷勤的、诱人的、空闲的客体而存在”

四、消费主义的皈依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剩女”本身各方面条件优异，再加之她们的单身状态，更能激发人们娱乐八卦的欲望，这也决定了人们愿意窥视她们的心理诉求。媒介为“投其所好”，常通过揭示女性生活的隐私，用一种窥视、嘲讽的态度消费“剩女”符号。例如SK-II的广告片《为什么她们不回家过年》，聚焦于“剩女”被催婚的焦虑，通过沟通打开与父母中间相隔的那扇门，达成和解。表面上看，影片是对隐藏的命题——女性独立，拥有结婚或不结婚的权力与自由——予以认同。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商家以经济效益为驱动，借助大龄未婚女性的身份符号，宣扬其品牌价值与消费理念，以博得认同。广告借助 “剩女”符号大做文章，加剧了女性形象的物化、商业化。

同时，女性身体，也是被媒介消费的符号。在产品的包装或广告上，常出现半裸或性感的女性形象；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的各类角色，也都离不开年轻、性感的女性身体。女性身体成为被展示、被窥视的对象，成为受众欣赏的“物”，甚至成为商家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激发购买欲的工具。媒介以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原则消费女性，是对消费主义与男权文化的曲意逢迎。。

五、结语

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媒介的宣传导向密切相关。通过对“剩女”话语的媒介理论分析，我们不得不正视男性媒介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消费与漠视问题，反思媒介建构下女性形象的错位与迷失，致使媒介致力于赋权女性，宣扬独立人格与重要价值，赋予女性更多的宽容与多元化的自由，以构建平等的性别话语秩序。而这，必将有助于社会性别观念的改善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