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士人传统和《莺莺传》的女人尤物论——兼议《莺莺传》-文学论文

《莺莺传》是唐传奇的名篇，若以对后世的影响论，在唐传奇中可谓罕有其匹，例如《西厢记》就是在它影响下的经典之作。《西厢记》最主要的魅力之一是张生和崔莺莺大胆的爱情追求，但在《莺莺传》里面，崔莺莺是一个性格内敛、气质忧郁的悲剧人物，张生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郎。在《莺莺传》中，张生不仅抛弃了崔莺莺，而且还以沾沾自喜的口吻很“冷血”地发过一通女人尤物的高论。但是我们的理解如若到此为止的话，就未免有自以为是之嫌，甚至犯了苛求古人的忌讳。因为读者的智慧不只是以自己的理解力将过往的作品读成“当代史”，还应当首先“以意逆志”，读懂它的“过去史”。就《莺莺传》来说，我们如果参照中唐的士人传统，或许会更容易读懂它的本意，而不至于陷入先入为主的泥淖。
一、《莺莺传》的女人尤物论
在《莺莺传》中，张生离开崔莺莺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落第以后，便留在了长安。随后张生给崔莺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崔莺莺给他写了回信。莺莺的信是感人的，几乎可以催人泪下，但张生似乎无动于衷，竟然拿信在朋友中宣扬，他的朋友还围绕这个艳遇故事进行了热闹的“围观”和创作。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张生”抛出了振聋发聩的女人尤物论，给自己的决绝之情涂上一层道貌岸然的糖色外衣。他说：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渍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在这通论述中，张生将他心目中曾经西施般的绝色情人比作害人尤物，并拿历史上被认为带来亡国之祸的妲己、褒撇来与崔莺莺作比。从他的理论根据来看，这通女人尤物论实在没有多少新玩意儿，但唯其陈旧得够呛，他才能够做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他才能借助来自传统的力量，为自己貌似道德实则无情的始乱终弃行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我们通观《莺莺传》全文也会发现，作者为“张生”的女人尤物论也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首先，“张生”从一开始就被打造成一个“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纯情书生形象。因此，即便他真“好色”，也是高尚的“情色"、“美色”，而不是低级的“欲色”。作为传统观念来说，这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因为孔老夫子也说“食色，性也”。后来张生毅然决然抛弃莺莺，不是说他太无情，而是因为他的本质实在是纯洁的，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亡羊补牢，为时一点都不晚。你看，多么合情合理！此外，在这个浪漫的桃色事件中，崔莺莺从来都很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甚至因为这个错误的危害性，一点都没有埋怨张生的意思，只有自怨自艾、悔过不已。她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没有什么值得怨恨。她这么说，当然是因为她与张生的“乱”，可不是简单的乱了方寸，沉溺于情爱之中，而且主要是由此乱了张生的进取之心，从而乱了他的前途，而这正是“女人尤物”论的本意。在《莺莺传》中，张生的风流韵事得到了朋友的追捧，他的女人尤物论也得到了朋友的肯定。在张生抛弃崔莺莺之后，他们凑在一起把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放在掌心掰扯赏玩，惊叹讶异之余，他们对张生的“忍情”行为佩服不已，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许张生为“善过者”，而且从小说的结尾看，张生的这个故事从此在士人中广为流传。分析至此，可以说，中唐士人传统和《莺莺传》的女人尤物论一一兼议《莺莺传》的本旨元稹在《莺莺传》当中，借张生之口抛出的女人尤物论，不仅有历史依据，而且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俨然是条理清晰、论据充分、论证合理。然而，如果现代读者照着我们当下的观念来看待元稹的这通议论，然后操起“不道德”的“道德棒”将他一棒打死，却实在有些委屈这个业已作古一千多年的风流才子了。
二、元稹诗文中的说法
翻开元稹的诗文看看，他在《莺莺传》中的女人尤物论，以及他“言行不一”的行为，其实来得并不突然。
元和元年，元稹参加制科考试登科，接着被授予左拾遗。左拾遗任上，他给宪宗皇帝上《论教本书》，以周成王为例，讨论良好教化对君王的影响，他说周成王做太子的时候，“目不得阅淫艳妖诱之色，耳不得闻优笑凌乱之声，口不得习操断击搏之书，居不得近容顺阴邪之党，游不得恣追禽逐兽之乐，玩不得有遐异僻绝之珍"。这些约束禁忌当中，“淫艳妖诱”占首位。元稹的这些教化训诲的言辞也不是什么奇谈高论，孔老夫子早就在《论语丨季氏》中说“君子有三戒”，第一便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因为“淫艳妖诱”的女色是教人堕落消沉的重要原因之一。考虑到“左拾遗”这个拾遗补缺的职位对元稹上述言论的影响，这里的“女色害人”之说多少有些题中应有之意的味道。但他在《诲侄等书》中说得一通大道理，如若联系到他的行为的话，似乎就有些言行不一，甚至是有些虚伪了。他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正如他在《莺莺传》当中把“张生”塑造成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在这里这个谆谆长者也一定要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给晚辈看。
而事实上呢？元和五年写这封信之前，早在贞元年间元稹就与崔莺莺有过一段风流艳异的感情经历；贞元末年，元稹书判拔萃科登科以后，任秘书省校书郎，此间他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毫不隐讳地说，“莺声爱娇小，燕翼玩逶迤"、“密携长上乐，偷宿静坊姬"、“逃席冲门出，归倡借马骑”，④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也说，“征伶皆绝艺，选伎悉名姬”义看来，他们在这段难得的消闲时光里纵情声色是常有的事。
问题出来了：元稹一面口口声声地说“女人尤物”，一面狎妓玩乐，并且丝毫没有打算把他和朋友纵情酒色的行为刻意隐瞒，甚至还着意把它写到诗歌里面，不无宣扬的口吻。前后对比起来，这跟《莺莺传》当中“张生”的行为如出一辙。为何这样言行不一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所谓的“言”与“行”，在当时的人看来，根本就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狎妓娱乐、风流倜傥是中唐士人的风尚，以“女
人尤物”的高论来发挥“美刺讽教”的传统伦理，也是流行于中唐士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三、白居易、陈鸿等的观点
元稹的挚友白居易也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主儿，他的家里不光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还有“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气他还喜新厌旧，“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⑧，家里的歌妓一旦失去姿色就会被换掉。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在诗文当中时时抛出“女人尤物”的大道理。例如他的《真娘墓》就说“脂肤荑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视女人为易失的尤物。他的《李夫人》诗累举几个溺于情的悲剧人物后，在最后说道：“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啊艮显然，这是用“尤物惑人”来警戒人。他在《古冢狐》当中说得就更为直截了当：“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輯以为狐媚害人的女人尤物有丧家覆国的祸害。
综观中唐以后士人的言论，“女人尤物”论实在是当时的主流论调。元稹和白居易的好友陈鸿在《长恨歌传》的结尾交代创作缘由时说，元和元年的十二月，他和白居易等游仙游寺，期间谈到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事，于是白居易写了《长恨歌》，他写了《长恨歌传》，他们的共同目的是“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輰在女人尤物论上他们是达成共识的。和元白陈同时的刘禹锡也有类似说法，例如《和杨师皋给事伤小姬英英》，“但是好花皆易落，从来尤物不长生”輥可谓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女人尤物”会成为中唐士人的一个主流论调呢?要弄懂这个问题，就必须谈谈中唐士人向儒家传统观念的回归问题。
四、中唐时期士人向儒家传统的回归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王朝从盛世繁华中一下子跌落下来，当士人们从迷梦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着实要认真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安史之乱”？如何才能回到“安史之乱”以前的繁盛局面？尤其是在“安史之乱”过去几十年，他们发现中兴局面难以再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入侵等问题却愈演愈烈的时候，那些从小饱读儒家诗书’受儒家传统教诲，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尤其希望从传统中找到救治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韩愈提出的“道统”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正是期望通过提倡儒家正统思想，使唐王朝回到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局面中去。元稹和白居易等人和韩愈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面临着同样的课题，当然也进行着大致相同的思考。事实上，他们的行动更说明了上述说法不是无稽之谈。他们曾经有意识地创作了大量乐府诗，白居易有《新乐府》五十首等，元稹也有《乐府古题十九首》《新题乐府十二首》《连昌宫词》等。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跟元稹探讨诗歌创作时说：“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輥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輳；他在《采诗》中说：“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訛元稹也说：“‘采诗以观人风。’斯亦警予之一事也”。《《授张籍秘书郎制》訛1)无论是他们的乐府诗创作的实践，还是他们美刺讽谏、补察时政之阙的主张，都说明了他们向儒家传统的复归。因为他们一再主张的采诗、讽刺等等，正是从前《毛诗序》当中“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美刺讽教传统。回归这个传统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感化人，发挥它的教育功能，从而扭转社会风气，达到国运复兴。
由此来看，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女人尤物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在儒家的“美刺讽教”的传统中，以“女人尤物”来传达女色祸国害人的道理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齐风丨猗嗟》《齐风丨载驱》等，在《毛诗》的撰述者看来，就是要以文姜这个女人尤物来讽喻美刺。
劝诫世人、提振社会风气的目的，或许是他们在中唐世风日下的情形下，从传统中找到的一剂治世良药。正如《诗经》中以文姜妖冶惑人，史书中以妲己、褒嫩美色误国的女人尤物论来美刺人，也正如元稹本人在《论教本书》《诲侄等书》，白居易在《李夫人》《古家狐》，陈鸿在《长恨歌传》等当中不厌其烦地来讽教人，元稹《莺莺传》的本旨不过是：借崔莺莺这个“当时人”“当时事”来讲述一个古老的“女人尤物”话题，从而“美刺讽教”，完成一个秉承儒家传统观念的士人理应有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