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尔马契》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最有影响的作品，其中人物的塑造极为精彩。作品通过多种手法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各色人群，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巨作之一。 一、米德尔马契镇的人们 米德尔马契镇就像一个大舞台，各色各样的人在这里上演了不同的角色。美丽高贵的多萝西娅是作品中最美

一、引言 1846年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英国作家威廉·J·托马斯首次提出“民俗”这一词语并将其定义为“流行的古物，过去的通俗之物”（Fenton，19）。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将其概括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钟敬文，1

明朝覆亡造就了一大批遗民。云南地处偏狭，成为最后的抗清阵地而遗民聚集。近人秦光玉所著《明季滇南遗民录》收录了众多云南籍以及曾生活于云南的遗民，他们忠于明王朝，坚决不仕新朝，有的选择归隐乡里，有的选择寄身禅林，更有人寄情于酒，这些都体现了他们高尚的气节和独树一帜的人生气概。

《寒夜》和《红字》这两部小说在简洁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寓意。两部小说是两位人生信仰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写成的，是不朽悲剧，都在探讨人生的意义，都在控诉制造罪恶的社会，都在同情、悲悯不幸的异化生命。两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心理上扭曲变形，男主人公变得懦弱、没有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在社会上获得的能力和习惯。随着民族和国家的产生发展，文化具有了民族性和国家性。不同的社会形态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所以文化的发展也和社会发展保持一致。而文学

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西方文论中公认的经典之作，其中第十三章《谐音、节奏和格律》（下文简称“本章”）探讨了文学作品内部语言声音系统的特质和规律，很多思考可与中国古诗词相关问题的研究彼此印证、互相补充，为中国诗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 朱光潜《诗论》中说：“

电子书包概念的提出已有数年时间，它是一种符合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实践，我国2010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专题组的成立，更是带动了国内电子书包的巨大发展，在这其中不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总结出了现阶段推广电子书包的“三元困局”模型，并就此提出

本文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例，探讨莫言和他创造出的“第二自我”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把握文本中语言和意义的狂欢。 一、何为“隐含作者” 布斯认为隐含作者是“真人（作家）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①,是隐含在作品背后的作者的“第二自我”。由于人性的多样性和社会

《红高粱》正是莫言有感于现代人苍白孱弱、“种的退化”，通过“重塑农民英雄形象”，从而“呼唤生命强力，复活民族的野性的游魂。”③而要表达“生命力”这一主题，作为人类生命本能之一的“性”，便是创作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也是研究者无法绕开的领域。《红高粱》中对“性”有着多次的展现，根

《红高粱》是莫言引起巨大反响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波澜起伏的战争场景，腥味十足的语言风格，构建出一个独具匠心的莫言小说世界，张扬的个性，鲜红的高粱地，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格，凸显出狂放不羁的生命力和浓郁的民族精神。小说中的“我爷爷”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

假如说战争是一架大车，车上坐着“我爷爷”和“我奶奶”等英烈，历史与传奇则成为这架车的两个轮子，而真实则理所当然的成为链接这两个轮子的核心轴承，而“我”则成了这架大车的车夫。追求、肯定完美“人性”则是我前进的动力和奋斗目标。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红高粱》，是非常恰当的。通过“我”

1、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亵渎” 《红高粱》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来叙事，“我”在小说中不参与故事活动，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个叙述者和凝视者来观看并叙述人物形象及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红高粱》中包含两个叙述者。首先，“我”是最为显现的男性叙述者。其次，莫言作为男性作家是隐性的叙述

莫言作为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红高粱》中尽情挥洒着对世界细腻独特的主观感受。他通过奇特、反常化的语言及叙事视角，唤醒文学中逐渐僵化且不易被察觉的东西，延长了读者感觉的时间，增加了感觉的难度，冲击着读者的感官世界，为我们描绘出美丽虚妄而真实残酷的画面。不得

莫言的《红高粱》是其成名之作之一，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以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本文将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着手，分析莫言《红高粱》中各种语言、形式所构成的狂欢的盛宴。这种狂欢，是一种

《决战燕子门》在多地电视台陆续上映，如山东齐鲁电视台，海南电视台综合频道、黑龙江影视频道、武汉电视台文艺频道、湖南经济电视台综合频道、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贵州卫视、河南卫视、山西卫视、内蒙古卫视等相继播出，得到好评。特别是河南卫视，在《新燕子李三》

学者们历来认为两《唐书》的思想倾向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很多人谈到了《新唐书》的“尚德倾向”“尊奉《春秋》，推崇韩愈”及“力排佛老，以明王道”等等倾向。而与之相反《旧唐书》的这些思想倾向并不明显，这也是宋代史书编纂者重新修纂唐史的原因之一。但是无论新、旧唐书的编纂目的、承载思想

《山海经》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与“神”符号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山海经》中的“神”，总共出现95次,共涉及十八卷次。据统计,明确标明是“神”的形象在《山海经》的篇章中分别出现次数是《南山经》3次，《西山经》24次，《北山经》7次，《东山经》4次，《中山经》25次，《海外南经》

晚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大地上，草打起了精神，树打起了精神，他们已从轻风的细语中，知道春天的裙袂，不久就会飘进五月的门槛。这些美丽的精灵，来不及细想，就急急地展开千姿百媚的舞姿，红的、紫的、黄的、绿的吐艳争芳，而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口述史学形态，这就是文学家撰写的口述历史著作，以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和冯骥才的《100个人的10年》为代表。传统上将这一特殊文类称为“口述文学”，不仅抹杀了其历史见证价值，也不符合作者曾经进行大量口述访谈和田野调查的实际情况。如果用“口述

新时期以来,众多底层小说在对当代底层形象的塑造中凸显了现代化进程中时代对人性的反思，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特殊的审美品质。纵观底层创作，如何拓展底层叙事的现代性内涵，超越底层叙事的悲剧审美范畴，并通过生命的终极追问来深化底层叙事的思想内涵，从而代替以“苦难叠加”的方式呈现底层